前言 | 為什麼？

為什麼廣大股民損失慘重而華爾街的高階主管們卻個個依舊花天酒地、穩居高座？

為什麼民主國家之間少有戰爭？與非民主國家相比，民主國家在什麼情況下才會決定發動戰爭？

為什麼國際足聯和奧組委腐敗叢生？

為什麼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美國總統歐巴馬玩的竟是同一種遊戲？

為什麼民主的美國在別國往往會扶持獨裁者而非民選總統？

為什麼同樣一個人可以在一個國家推行善政卻在另一個國家施行最殘暴的獨裁？

為什麼美國民主黨歡迎非法移民卻反對給高技術移民提供特別渠道？

為什麼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越豐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

為什麼越是非民主國家，越容易出內奸？

為什麼民主國家的對外援助常常無法使受援國的貧困百姓解脫困境，甚至使他們的處境更糟？

人們有時可以支配他們自己的命運。要是我們受制於人，親愛的勃魯托斯，那錯處並不在我們的命運，而在我們自己。

————威廉・莎士比亞

《裘力斯・凱撒》第一幕第二場

引言 | 統治的規則

政治真是讓人傷透腦筋啊。每天的新聞頭條讓我們震驚與意外。每天我們聽到欺詐、詭計、企業高階主管的兩面三刀、新的謊言、偷盜、虐行，甚至政府領導人犯下的謀殺罪行。我們忍不住納悶，文化、宗教、教育乃至歷史境況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導致出現這些惡毒的暴君、貪婪的華爾街銀行家和虛偽的石油大亨。難道真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凱歇斯所言，錯處並不在我們的命運，而在我們自己？或者尤其在於那些領導我們的人？我們大多數人是這麼認為的，然而真相遠非如此。

我們太習慣於接受歷史學家、記者、專家和詩人們的解釋，未曾透過表面挖掘那些既不指向命運、又不指向我們自己的深層真相。政治的世界是受規則支配的。任何不按這些規則進行統治的統治者都可說是愚蠢到家。

記者、作家和學者們一直致力於透過講故事來解釋政治。他們探究為何這個或那個領導人能獲得權力，或一個幅員遼闊國家的人民如何起而反抗他們的政府，再或去年頒布的一項特殊政策為何會斷送千百萬人的幸福。在解釋這些事件的過程中，一名記者或歷史學者通常能夠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發生在誰身上，甚至還有事情的緣由。但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報導和歷史下面，一些疑問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現，有的很深刻，有的看似無關緊要，但都在我們腦海裡揮之不去：暴君們為何能長久掌權？為何成功的民主領袖任期這麼短？為何那些經濟政策誤入歧途、拙劣不堪的國家能長久生存？為何那些容易發生自然災害的國家總是在災難面前措手不及？以及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度如何倒讓人民忍飢挨餓？

同樣，我們也會疑惑：華爾街的高階主管們為何在政治上如此麻木不仁，揮金如土卻把世界經濟拖入衰退？為何肩負重擔的一家企業的領導成員，卻由極少數人就能決定？為何失敗的CEO們能夠高枕無憂、報酬豐厚，而股民們卻輸個精光？

有關這些政治行為的疑問，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一再湧現。每種解釋、每個報導都將犯錯的領導人和他或她的昏聵決策視作個案。但就政治行為而言，沒有什麼是獨一無二的。

描述這些政客或企業精英犯下的可怖之事的報導，總有一種圍觀起鬨的惡趣味，它們會讓我們以為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不會重蹈覆轍。這些報導致使我們將惡行歸咎於那些犯錯的人，那些人不知怎的就莫名其妙有權做出重大以及極糟的決策。我們自信滿滿，絕不會像為了留住權力而轟炸本國人民的利比亞領導人穆阿瑪爾・卡扎菲那樣行事。我們看到在肯尼斯・雷的領導下安然公司的雇員、退休人員和股東們遭受的巨大損失，自忖我們不會像肯尼斯・雷。我們看著每個事件，認為它們不過是各不相同、無典型特徵的異常特例而已。實際上，它們都由政治的邏輯、支配統治者的規則所控制。

政治專家和新聞巨頭們使我們對這些規則一無所知。他們滿足於譴責作惡者，卻未曾探究為什麼政治和商業世界會襄助惡棍，或將好人變成無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仍在詢問這些老問題。在法老們發現了如何儲存穀物的3500年之後，我們仍然驚訝於非洲因乾旱引起的普遍食物短缺。我們仍然為發生在諸如海地、伊朗、緬甸、斯里蘭卡的毀滅性地震和海嘯而震驚不已，也為發生在北美和歐洲的也許程度較輕的自然災害而震驚。我們仍然為民主領袖與專制暴君們握手寒暄和眉來眼去而感到不安，因為這某種意義上是在縱容鼓勵。

在本書中，我們會提出一種思路來理解將眾多乃至絕大多數領導人特徵化的可悲行徑，無論他們是在政界還是商界。我們的目的是解釋好的和壞的行為，而不感情用事地下斷言。核心在於分析我們被統治與被組織化背後的機理和緣由。

我們描繪的圖景將不會賞心悅目。它不會增強對人類善行和利他主義的希望。但我們相信這就是真相，將指出一條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道路。畢竟，即使政治不過是領導人玩的一種遊戲，如果我們了解了規則，它將成為我們能贏的遊戲。

然而，為了改善世界，我們所有人首先必須擱置對傳統智慧的信念。讓邏輯和證據指引我們，擦亮我們的眼睛看清政治運行的理由。了解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和理由，是使其改善的第一步和至關重要的一步。

貝爾的無盡悲歌

與生活一樣，在政治中我們都有欲望並與阻攔我們實現目標的障礙作鬥爭。比方說，政府的規則和法律限制了我們能做的。那些掌權者與我們不同：他們能設計出有利於自己的規則，使自己更容易達成目的。理解人們的需求以及如何達到需求，將極大幫助我們明瞭為什麼那些掌權者經常做壞事。實際上，惡行常常不僅是壞的政治這麼簡單。無論是管理一座小城還是經營小本生意、大型企業或跨國集團，這個論點都經得起考驗。

讓我們先從一個小鎮的貪得無厭的統治團伙說起，以便我們能理解從一個領導人的角度來看世界是怎樣的。不過要緊的是，我們必須謹記這個故事是關於政治的，無關個人。不管我們是不是在討論一個由道德敗壞的惡棍組成的陰謀小集團，真正重要的是，這些人重視權力，了解如何攫取並維持權力。很快我們就將認識到，這個關於卑劣行徑的小故事在政治和商界的每一個層面上都在反覆重現，這個發生在加利福尼亞貝爾城的非凡故事裡，其實並沒有什麼東西是非凡的。

羅伯特・里佐是貝爾小城的前市政經理，該城人口大約為36600人，位於洛杉磯周邊，是一座主要由西班牙裔和拉丁裔構成的貧困小城。年人均收入因估算不同，低至10000美元，高至25000美元，無論哪個數值都遠低於加州和全美的平均水平。超過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貝爾的生活殊為不易。

儘管如此，這個小城依然為它的成就、家庭和前景感到自豪。雖說面臨諸多挑戰，貝爾一直將暴力犯罪率和與財產有關的犯罪率控制在平均水平以下，表現勝過加州的其他社區。粗粗瀏覽一下貝爾城的官方網站，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一個興旺、快樂的社區，充滿著暑期班、圖書館活動、水上遊樂項目以及樂趣滿滿的家庭旅行。貝爾看起來還是個很有人情味的社區。比如，只要滿足特定居住和收入要求的單親家庭，都能從市裡獲得「住房與城市發展」補助。^[1]

羅伯特・里佐做了17年的市政經理，回首職業生涯一定大感自豪。2010年，當時的市長奧斯卡・赫爾南德斯（後來因腐敗指控而入獄）曾說，當1993年聘任里佐（最終也受到腐敗指控）時，貝爾市正處在破產的邊緣。在羅伯特・里佐15年不間斷的領導下，直到他下台的2010年，貝爾市已經實現了收支平衡。赫爾南德斯讚許里佐讓貝爾市具有並保持了清償能力。^[2]這當然算是了不起的成就。里佐和他的同事們當然值得讚揚和獲得切實回報，以表彰他們為貝爾的人民做出的良好服務。

然而，在這迷人的表象下面，卻隱藏著政治如何真正運行的故事。你們看看，羅伯特・里佐在1993年被聘任時的年薪是72000美元，經過17年到他2010年夏天被迫下台時，他的年薪達到了令人震驚的787000美元。

讓我們客觀地計算一下。如果他的年薪隨通貨膨脹而增長的話，他在2010年本應該掙108000美元。結果他拿了7倍還多！在持續低通脹的這麼多年裡，他的薪水每年遞增超過15%，幾乎與龐氏騙局大師伯尼・麥道夫向其倒楣的投資者承諾的回報率一樣。

羅伯特・里佐作為市政經理的薪酬與美國其他政府官員相比如何呢？美國總統的年薪是40萬美元。^[3]加州州長的年薪是20多萬美元。與貝爾市緊鄰的洛杉磯市市長年薪剛過20萬美元。當然，羅伯特・里佐與加州年薪最高的公務雇員相比仍相去甚遠。與大部分州一樣，這一榮耀歸於大學橄欖球隊的教練。2010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橄欖球教練的薪水是185萬美元，但人家大概比里佐先生帶來的收益要高得多。^[4]羅伯特・里佐的確被認為工作出色，但真的出色到那種份上嗎？在整個美國，他大概是薪水最高的市政經理（除非我們發現了另一個貝爾）。

我們自然會認為羅伯特・里佐肯定一直在設法竊取錢財，如諺語裡說的，手伸進了餅乾盒，侵吞從道義和法律上講不屬於他的資金；或者，至少或這或那做了一些不道德和非法的事。2010年夏天貝爾市醜聞發生時，加州總檢察長（同時也是州長參選人）傑里・布朗承諾將對羅伯特・里佐是否違法展開調查。他的舉動含蓄表達了一個清楚的看法：沒有人會每年付給一座小城的市政經理近80萬美元。然而，事情的真相比預想的要複雜得多。

整件事其實是一種精明（也應受譴責）的政治操作，是由貝爾市的選民以及代表他們的市議員們間接批准的，再沾一點點盜竊的邊。

與貝爾市規模相當的城市一般給他們的市議員支付的年薪在4800美元。但貝爾市五名市議員當中的四名，除了拿議員基本薪水之外，每月只需開開會就能拿到近8000美元，全年拿到接近10萬美元。只有可憐的議員洛倫佐・貝萊斯沒份。貝萊斯每年只拿到8076美元，僅相當於他的同事每個月拿到的錢！我們怎麼想得通這種待遇上的懸殊差別？更不用說這樣令人咋舌的薪水和津貼不僅支付給里佐先生，也支付給了他的助理以及貝爾市警察局長（兩人後來也都因腐敗指控入獄）？

答案就在於對一次投票時機的聰明操控。這些城市的領導們設法只需依靠極少數的選民就能保住權力並自己制定薪酬待遇。想搞清楚這麼窮的一個城市為什麼會給領導這麼高的待遇，我們必須從2005年的一場投票說起。那場投票的目的是決定是否將貝爾市由「一般城市」轉變為「憲章城市」。看到這裡你可能哈欠連天了，到底「一般城市」和「憲章城市」有什麼區別呢？答案是「夜與晝之別」。在「一般城市」，決策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而在「憲章城市」，決策則經常在見不得光的幕後秘密做出。一般城市的管理體制受制於州或聯邦法律，而憲章城市則由——你大概猜到了——它自己的城市憲章決定。

加州的立法機構在2005年決定限制一般城市的議員薪水。但加州立法機構還來不及對貝爾市下手，腦筋轉得快的貝爾市政客們——據說正是在羅伯特・里佐的領導下——就想出了一個方法來擺脫加州首府沙加緬度那幫人的心血來潮。所有五名市議員都贊成舉行一場特別投票，來把貝爾市由一般城市轉變為憲章城市。這場投票的賣點是能給貝爾市更多的自治權，以擺脫遙遠的州政府——當地官員最了解本地情況，總比遠方不貼近人民的政客們強嘛！至少，這是貝爾市領導們的說辭。

有關技術性問題的特別投票——成為憲章城市或維持一般城市——對選民來說沒多大意思。當然，如果類似的投票是在全國範圍內或哪怕州的範圍內舉行，這樣的提議大概會被眾多選民詳加審視，然而在一個只有36600人的小城舉行這樣明顯經過政治操弄的特別投票（沒有附帶任何其他表決事項），只吸引到400名選民投票（336票贊成，54票反對）。於是憲章得以通過，將分配城市歲入和制定預算的權力置於一小撮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不用見光。人們都能看出來，對貝爾市的管理方式而言，憲章不會導致什麼重大改變。它只是提供了一個工具，將稅收和支出的巨大決策權授予了極少數幾人，而這幾個人恰巧還決定著自己的薪酬待遇。

為了避免誤以為這些市議員既貪得無厭又愚蠢，有必要指出他們在掩飾自己的行為上是多麼的聰明。如果真有人問市議員他們的兼職薪水有多少，任何議員都會公開坦誠地說他們每月只領到幾百美元的微薄薪水。但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他們收入中最大頭的部分——也就是洛倫佐・貝萊斯沒拿到的那部分——是他們每月參加會議的報酬。正是這塊收入最終成為了他們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書寫作之時，貝爾醜聞的所有主要參與者都已被捕入獄，但並非因為他們領取了高額薪水。儘管看起來令人憤慨，但似乎他們的高薪是完全合法的。他們被捕是因為他們為之領取報酬的那些會議根本沒開過。也就是說，這些貝爾的領導們最終可能倒在了一個法律技術性細節上。駭人的高薪沒問題，但不能一邊領高薪一邊不開會。我們不禁好奇，有多少政府官員在遵循這種標準。比如說，有多少參議員和眾議員一邊拿著全額薪水一邊逃會，跑去為競選募款、演講或乾脆遊手好閒？

你可能也會好奇，一個像貝爾這樣的小城在為領導支付如此高薪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收支平衡——這是里佐先生的主要成就之一。（實際上，我們預感到一旦貝爾市重整吏治，我們預計它極可能需要透過舉債來滿足財政支出，而無法再保持預算平衡）。別忘了，貝爾的領導們不僅決定著如何支出，也決定著徵多少稅。以下是《洛杉磯時報》關於貝爾的房產稅的報導：

貝爾的稅率是1.55%——近乎富裕地區的一半，如貝弗利山、帕洛斯弗迪斯、曼哈頓灘，且大大高於洛杉磯縣任何其他地方。這一數據是縣審計官辦公室應本報請求提供的。這意味著，一座估值為40萬美元的房屋的屋主，每年須繳納房產稅6200美元。而馬里布的稅率為1.1%，那裡相同房屋的屋主只需繳納4400美元。^[5]

簡而言之，貝爾的房產稅率比周邊地區高50%。這麼高的稅率使得市政經理和市議會當然能夠開出高額薪水並保持收支平衡，養肥自己和狐朋狗友。

講完了貝爾市的故事，現在來探究一下更深層的意義。貝爾的市議員由選舉產生，儘管在2007年以前他們的當選長年未受到競爭。這意味著市議員欠選民的人情，至少是欠那些使他們得以當選的選民的情。在2007年以前幾乎不存在這種情況，因為當時沒有競選。從2007年開始，儘管有了競選，要贏得議員席位也只需很少的選票。舉例來說，2009年貝爾市有9400名登記選民，只有2285名也就是24-3%的選民出來投票。每個選民投票給六位市議員參選人當中的兩位。兩位勝選者路易斯・阿提加和特蕾薩・雅各分別得到了1201張和1332張選票，但實際上他們不需要這麼多票就能勝選。表面上看，勝選需獲得13%登記選民的支持。我們說「表面上看」，是因為2009年要當選市議員，只需要比得票第三的候選人多一票就夠，因為只有兩名能當選。當時得票第三的候選人只拿到472票，也就是說，拿到473票就能當選，這個票數是登記選民的5%，比全市總人口的1%多一點，相當於實際投票人數的五分之一。無論選票為何在候選人當中如此分化，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贏得選舉只需獲得貝爾市成年人口當中的極小部分的支持就夠了。這非常有助於解釋市政府採取的稅收和支出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市議員絕不希望競爭者（甚至同僚洛倫佐・貝萊斯）知道他們的真實待遇。

城市經理羅伯特・里佐必須保守市議會的秘密以保住位子，而市議員們需要他的支持以保住他們的位子。他本可以揭露他們多麼嚴重地侵吞辛苦賺來的公帑，並讓他們捲鋪蓋走人（現在倒是做到了）。正是在這種出於相互忠誠的需要中，我們看到了貝爾醜聞以及普遍政治的起源。里佐為市長和議會效勞，相應地，他們為貝爾市的極小部分市民效勞，這些人是貝爾市選民中的核心支持者。沒有市議會的支持，里佐將喪失他的位子，正如現在這樣——儘管他仍能每年拿到驚人的65萬美元退休金。怎樣才能最好地確保他們的忠誠呢？很簡單：提升途徑，將私人回報以慷慨薪酬的形式給予市議員。^[6]

當然，如果這一切是公開進行的，或者貝爾市仍然是一個「一般城市」，受制於沙加緬度對公務員薪酬的監管，那麼里佐和市議員們都將無法互相取悅。當一個領導掌握了權力，他或她的政治生存就取決於支持者組成的小小聯盟（別忘了贏得市議員席位只需極少數選民的支持），而確保長期在位的方法就是給予支持者私人回報：里佐先生在位長達17年！不僅如此，當這個小聯盟是從相對多的選民中產生——根據9395名登記選民（2009年的數字）中只有336人投票批准了的城市憲章，選出5名市議員——不僅對小聯盟給予私人回報成為一種高效的治理方式，同時也產生了預算制定和稅收上的巨大自由裁量權，使得領導層有大把機會自肥，這樣的機會領導們可不會放過。

貝爾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統治法則的經驗教訓。首先，政治就是獲得和維持政治權力。它與「我們，人民」的普遍幸福無關。其次，確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數人來上位和在位。這意味著，那些擁有一批同夥可以依靠的獨裁者——常常壽終正寢——比民主人士更容易長年掌權。第三，當這個同夥小集團明白外面還有大把人排隊等著取而代之大吃公家飯，最高領導層就具有了如何花錢、如何徵稅的巨大自由裁量權。所有這些稅入和自由裁量權為很多領導人大開竊國之門，很少人為公共利益著想。它也意味著大大增加了在位期限。第四，依靠一個支持者小聯盟，領導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稅率，正如貝爾市那樣。徵收重稅很容易激起民憤，也如貝爾市發生的那樣。當然，在貝爾市，人們奮起抗爭並終結里佐的統治很容易，因為他們擁有至關重要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我們將看到治理結構和經濟運行方式如何影響到人們擁有權利的多寡，而這相應地將決定人們是否能走上街頭，是否能成功策動變革，正如近來我們在中東部分地區看到的那樣，或者如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樣，人民依然被壓迫。

我們將看到，當維持權位只依靠極少數人、特別是當這極少數人是從許多人當中挑選出來的，貝爾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治理的近乎完美的劇本。貝爾的政客們憑直覺就理解了政治的規則。那些忠實遵循這些規則的領袖們，的確能夠長期居於高位，從來無須被迫為臣民們做「好事」。在外部力量對他們的掌權手段進行詳查之前，那些統治貝爾的人已經在位非常久。我們將看到，在頂層發揮效力的東西通常損害了底層，由此我們震驚詫異於有如此多的高層人物犯下了如此多的劣行。類似貝爾這樣的地方被統治的方式（其實就是大多數地方和商界被統治的方式）催生了「貝爾底層悲歌」（譯註：原文為Bell Bottom Blues，意為「喇叭褲藍調」，本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一首著名的藍調歌曲，英國吉他大師埃里克・克萊普頓在七十年代寫過一首同樣著名的同名歌曲。Bell Bottom即喇叭褲，據稱起源於美國水兵服）。

我們將學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凡是在事關政治的地方，意識形態、國籍和文化遠沒有那麼要緊。我們越快放棄思考或談論諸如「美國應該……」、「美國人民要求……」或「中國政府應該……」這樣的句子，我們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業和所有其他組織形式。在對待政治時，我們必須使自己習慣於思考和談論具體的、有名有姓的領導人的行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談論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國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們開始思考是什麼因素幫助領導人獲取和維持權力，我們也將明白如何去矯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關於個人的，每個人都致力於去做對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對他人有利的事。加利福尼亞州貝爾市的羅伯特・里佐絕對就是這樣的。

大思想家的困惑

正如羅伯特・里佐的故事所凸顯的，政治並不非常複雜。相形之下，歷史上最受尊崇的政治哲學家們卻未能很好地解釋政治。事實上，尼克羅・馬基維利、托馬斯・霍布斯、詹姆斯・麥迪遜以及查爾・路易・德・塞孔達（也就是孟德斯鳩），別忘了還有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基本上是在他們所處時代的狹隘背景下思考政制的。

霍布斯尋求最佳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尋求被英國內戰、克倫威爾的崛起和他對大眾統治的恐懼所蒙蔽。出於對大眾的恐懼，霍布斯將君主政體視為通往秩序與良治的自然路徑。不僅相信一位絕對領袖（即利維坦）的必然仁慈，他還斷言：「如果臣民貧窮、粗鄙或出於匱乏、意見分歧而無力作戰禦敵，沒有哪個國王能富裕、榮耀、高枕無憂。」^[7]這裡稍稍冒犯一下霍布斯的精深哲學，我們十分好奇，羅伯特・里佐如何能夠在他的臣民，即貝爾的市民窮困潦倒的同時發家致富的。

馬基維利，這位失業政客和公務員一直希望為美第奇家族效勞——有點像那個時代的羅伯特・里佐——寫了《君主論》以證明他作為顧問的價值。美第奇家族似乎對他沒有多大興趣，他也沒搞到工作。我們認為，他比霍布斯更了解政治如何能產生自我膨脹的行為，一如五百年後在貝爾發生的那些。在《論李維》中馬基維利寫道，任何尋求建立自由平等政府的人注定失敗，「除非他從平等大眾中挑出一批最具野心、最不安分者，將他們變成事實上而不僅是名義上的紳士，賜予他們城堡與領地，以及金錢與僕從。於是在這幫人的擁護下，他得以維持權力，而他們則在他的支持下滿足自己的野心……」^[8]

羅伯特・里佐說不定曾將馬基維利的論點作為最佳思想養料來研習，以抵抗公眾的責難。他通過滿足貝爾市議會裡那些忠於他的人對金錢權位的欲望，而在位多年，他只需要這幾個人的支持就夠了。

詹姆斯・麥迪遜作為一名試圖把自己的政治學付諸實踐的革命者，像霍布斯一樣面對革命。不過與霍布斯不同的是，麥迪遜實際上喜歡他所見到的。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麥迪遜思考了一個250年之後困擾貝爾市民們的問題：「是小共和國還是大共和國更有利於選出公共福利的適當守護者，顯然是後者。」^[9]考慮到他對多數暴政的恐懼，得出這一結論並不容易。不過，儘管這一結論接近於我們先前已經論證的觀點，然而細節決定成敗，向來如此。我們認為麥迪遜缺乏對良好統治形式的細節論證。他以「大」或「小」來描述一個共和國，卻未能區分有多少人在選擇領導人上有發言權，以及有多少人對確保領導人持續掌權起關鍵作用。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兩點有天壤之別。

麥迪遜的觀點和孟德斯鳩截然相反，後者認為：「在一個大的共和國裡，公共利益因個人觀點千差萬別而遭犧牲，屈從於例外，取決於偶然。在一個小共和國裡，公眾的利益較為顯而易見，更好被理解，更能被每個公民搆著；遭損害的範圍較小，當然也更少被保護。」^[10]在貝爾市可不是這樣的——我們寧願相信貝爾。

對孟德斯鳩來說，啟蒙運動、笛卡兒式的思想以及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出現，所有這些合力激發了他有關政治制衡的深刻洞見。他指望通過這些制衡去防止的，恰恰就是貝爾市透過憲章城市投票強加給市民所導致的對公共福祉的損害。

當然，理論上講，選擇成為一個憲章城市恰恰來自於加州立法機關對政治制衡的要求。但在那場特別投票中只有390個選民現身，甚至在貝爾醜聞發生之前的其他競選中，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登記選民出來投票，而所有的登記選民也不過貝爾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絕對不足以防止孟德斯鳩希望避免的對公共利益的損害。

毫無疑問，孟德斯鳩、麥迪遜、霍布斯、馬基維利都是非常睿智和富有洞見的思想家（肯定比我們聰明）。然而他們對極多政治事務都理解錯誤，只因他們面對的都是暫時的情況。他們只著眼於很少的抽樣資料、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事以及古代歷史的只鱗片爪。他們也缺乏現代分析工具（我們很幸運地能夠想用就用）。結果是，他們常常猛然得出部分正確但深層次錯誤的結論。公平來說，這些歷史上傑出人物的缺陷與如下事實有關：除了受制於他們的時代背景，他們也沉溺於「大問題」——人的最高本質應該如何，政府的「正確」形態是什麼，或者在政治術語中「正義」到底意味什麼。這種短視不僅影響了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也影響到了當代政治思想家，如尤根・哈貝馬斯、米歇爾・福柯、約翰・羅爾斯——這些思想家有一天也許會被與歷史上的巨人等量齊觀。

關於「世界應該怎樣」的諸多大問題的確很重要，但它們不是我們所要關心的。有關哲學價值和隱喻性抽象概念的問題不適用於接下來我們要呈現的關於政治的觀點。我們不會把「我們覺得應該怎樣」作為出發點。很難想像有誰包括我們自己會在乎「我們覺得應該怎樣」。我們也不會勸誡別人改善自己。這倒不是因為我們不希望根據我們自己的觀點去尋找改善世界的方法，而是因為我們認為只有先了解了世界運行的方式和緣由才有可能改善它。先搞清楚政治領域裡人們行為的緣由至關重要，才能想辦法使政治變成做好事符合他們的利益。

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現代表述——從大國與霸權的平衡，到黨派偏見與國家利益——這些不過是高中公民課本和晚間新聞專家們的說辭，與實際政治關係甚少。看到眼前這本有關政治的書毫不關注這些說辭，你也許會很高興或很沮喪。我們對政治的描述主要關注「是怎樣的」以及「為什麼這樣」。在這本書中，我們希望解釋政治的最基要和最費解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使我們所有人更好地理解統治者與臣民的世界、權威與權利的世界、戰爭與和平的世界以及同樣重大的生與死的世界為何通通按現在這種方式運行。也許，只是也許，我們三不五時地會發現改善的途徑。

本書中這些觀點源起於多年前本書作者之一布魯斯・布爾諾・德・梅斯奎塔與早期多本著作的合作者蘭多夫・M・席弗森之間熱烈進行的午餐討論（後者現在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榮譽退休教授）。在大談墨西哥卷的同時，蘭多夫・席弗森和布爾諾・德・梅斯奎塔討論到一個相當基本的問題：輸掉一場戰爭會給領導人和他們的政權帶來什麼後果？

奇怪的是，這個問題在汗牛充棟的國際關係研究中未曾被詳加探討過。而任何領導人無疑都想在捲入類似戰爭這樣的冒險事業之前知道，當結束之後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事。之所以無人問及這個問題，是因為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標準觀點植根於諸如國家、國際體系、力量平衡和對立等觀念，而不在於領導人的利益。從國際關係的傳統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毫無意義。甚至「國際關係」這一術語也預設了主題是關於「國」的，而不是關於巴拉克・歐巴馬、勞爾・卡斯楚或任何其他你能說出名字的領袖想幹什麼。於是人們很容易就談起美國的大戰略、中國的人權政策或俄羅斯重返大國地位的野心，然而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些表述沒多大意義。

國家不會有利益，人有。身處所有關於國家利益的爭論之中，歐巴馬總統在制定其阿富汗政策時為哪些東西焦躁？如果他不提出一個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他將失去他的民主黨選舉根基的支持——而不是他的全國性選舉根基的支持。相似地，甘迺迪總統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煩惱的是，如果他不採取行動，他將被彈劾並且民主黨人在1962年的中期選舉中將遭到重挫。^[11]他們每個人的腦中也許都有國家利益，但他們的個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緊要的考量。

任何國家（或任何企業）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動者是居於頂端的人——領導人。所以我們從這個簡單的出發點開始：統治者們的自私算計和行為是所有政治的推動力。

領導人的自私算計和行為構成了他的統治方式。那麼對於一個領導人來說，什麼才是「最佳」的統治方式？關於如何統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權力，然後維持權力，並從始至終掌握盡可能多的國家（或企業）收入。

領導人行為的理由是什麼？是為了攫取權力，維持權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財權。

基於他們有關領導人和戰爭的午餐討論，蘭迪和布魯斯為學術期刊寫了好幾篇文章，將國際關係視為不過是普通政治，其中最要緊的就是領導人想要在政治權力中生存。這些文章很快獲得反響。研究者們意識到這是思考他們課題的一種非比尋常的方式，這一方式聚焦於做出真實行為的真實的人，而不是諸如政府、國家和制度這樣的隱喻（現在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派當中，這仍然是異端）。但席弗森和布爾諾・德・梅斯奎塔同時也看到了這一理論還可以拓展到更大範圍。每一種類型的政治活動都可以從設法生存的領導人這一視角來解讀。

涵蓋的範圍這麼大，這個想法聽起來很嚇人。它旨在透過一個單一的理論框架來重述我們已知的或自以為已知的一切（或近乎一切）政治活動。席弗森和布爾諾・德・梅斯奎塔誠惶誠恐，需要幫助。於是詹姆斯・D・莫羅——現在是密西根大學教授，時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當時布爾諾・德・梅斯奎塔也在那裡工作——以及阿拉斯泰爾・史密斯兩人加入。於是一個四人研究小組成立（有時被人親切地稱為BdM2S2）。我們一起寫了一本厚厚的技術性很強的大部頭著作叫做《政治生存的邏輯》以及一系列學術論文，以此為基礎，我們得以將我們的觀點改寫成一本希望人人都能看得懂、引發討論甚至能夠接受的書。^[12]如今，這一組研究背後的理論已經激發我們自己和其他研究者做出了許多派生的研究、理論的拓展和闡述，以及充滿活力的辯論——當然也不缺乏爭議。

以此為基礎，我們跳出了對於文化和歷史的傳統思考方式來看待政治、公共政策選擇以及甚至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決策。它意味著，我們放棄了將公民道德與精神病理學視為理解領導人行為及其緣由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將政治家看做自私粗鄙之人，就是那種你不想與之共進晚餐的人，但沒有他們你可能又根本吃不上晚餐。

這本書的結構很簡單。第一章先勾勒出統治的基本要素，接下來各章分別探究政治的某一特定方面。我們將解釋為什麼某些窮國的稅率比富國還高；或者為什麼一個領袖花了大把軍費卻得到一支在國防上孱弱不堪、基本沒用的軍隊。所有章節合起來將詳細闡述政治生存的邏輯——統治的規則——如何在可想像的最大範圍內連接起了星星點點的政治後果，深化我們對於所有統治者及其子民之間相互作用的理解。正是因為可以連接起星星點點，許多學生把我們列出的統治法則稱為「萬事理論」。我們倒是很樂意簡明地將其編撰為「獨裁者手冊」。

我們充分認識到，我們看待政治的觀點要求我們跳脫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傳統的歸類法和含糊的概括，轉而深入一個有關自私思維的更清晰的世界。我們探求一種更簡單的、希望也是更具說服力的方式來思考政府。我們的角度儘管會讓一些人感到沮喪，但提供了一個方式來探討政府之外的生活其他方面。它能很容易地描繪企業、慈善機構、家庭乃至任何其他組織形式。（我們保證很多讀者會欣慰地就如下事實得到確證：他們的公司運作方式確實與獨裁政權一樣。）對有些人來說，這些可能大逆不道，但我們堅信，歸根結底這是理解政治世界的最佳方式——也是唯一能使我們開始評估如何改善統治規則的方式。如果我們要玩政治遊戲——我們所有人三不五時都得玩——那麼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贏。我們希望並相信，這是讀者能從本書中學到的：如何贏得政治遊戲，在這一過程中說不定甚至能對世界做出一點改善。

第一章 | 政治的法則

政治的邏輯並不複雜。事實上，只要我們準備好審慎地調整我們的思維方式，理解政治世界裡大多數事情出人意料地簡單。為了正確理解政治，我們必須修正一個特別的假設：我們必須停止認為領袖們能夠獨自領導。

沒有哪個領導人是單槍匹馬的。如果我們要理解權力如何運行，我們必須停止認為獨裁者可以為所欲為。我們必須停止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或任何其他獨裁者能夠獨自掌控他們各自的國家。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想法，即安然公司的肯尼斯・雷或英國石油公司的托尼・海沃德了解他們公司中發生的一切事情，或他們可以做出所有重大決策。以上這些想法毫無疑問都是錯的，因為沒有哪個皇帝、哪個國王、哪個酋長、哪個暴君、哪個執行長、哪個族長能夠獨自統治。

來看看法蘭西的路易十四（1638——1715）。被譽為「太陽王」的他在位超過70年，主導了法國的擴張和現代政治國家的產生。在路易十四統治下，法國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和美洲殖民化的主要競爭者。他和一幫親信制定了《路易法典》，影響了日後《拿破崙法典》的形成，後者成為今天法國法律的基礎。他將軍隊現代化，組成了一支職業化的常備軍，成為歐洲其他地區乃至全世界效仿的榜樣。毫無疑問他是他所處時代乃至任何時代最傑出的統治者之一。但他並不是單槍匹馬統治。

從詞源學來講，「君主制」（Monarchy）一詞也許指的是「一人統治」，但這樣的統治方式從來不曾也絕不可能存在。路易十四據稱說過很有名的一句話（很可能是誤傳）：「朕即國家。」這一宣言經常被用來形容類似路易十四這樣的專制君主或暴虐獨裁者的政治生涯。然而，這一專制主義宣言從來就不正確。沒有哪個領袖——無論多令人敬畏或尊崇，無論多殘忍或邪惡——是孤家寡人。事實上，表面上是一位專制君主的路易十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單一統治這種想法有多麼錯誤。

在他的父王路易十三（1601——1643）死後，年僅四歲的路易十四登基。在早期，實際權力掌握在攝政的他母親手中。她的親信橫徵暴斂。到1661年路易十四23歲開始親政時，法國已處於破產邊緣。

我們大多數人將國家破產視為財政危機，但透過政治生存這一稜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更是一場政治危機。當債務超出了償債能力，對領導人來說，真正的麻煩不在於必須削減公共開支，而在於他喪失了必要的資源去換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誠。在民主制下，糟糕的經濟意味著沒錢去資助分肥工程以換取政治支持。對貪官汙吏來說，意味著撈不到巨額財富，也許還會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秘密銀行帳戶縮減，以及報酬過低的嘍囉們忠誠度的下降。

國家破產的前景讓初掌大權的路易十四身處險境，因為保守派貴族、包括軍隊將領看到他們的財富和特權在逐漸乾涸。這一情況促使這些政治上重要但薄情寡義的朋友開始另找他人來確保他們的財富和特權。面對這樣的危機，路易十四必須做出改變，否則將喪失統治權。

路易的特殊境況要求他改變他的核心集團的人員結構——這個集團的支持將確保他的王位。他迅速採取行動，為新貴族拓寬了加入核心集團的機會（對一些人來說，則是實際權力），這些新貴族被稱為「穿袍貴族」。他和陸軍大臣米歇爾・勒泰利耶一道，開始建立一支職業化的、相對平民化的軍隊。路易拋棄了法國周邊幾乎所有的君主慣常做法，他將軍階的大門敞開——甚至最高級的軍階——為傳統保守派軍事「佩劍貴族」以外的很多人提供機會。通過這些舉措，路易將他的軍隊改造成一個更易進入、政治和軍事上也更具競爭性的組織。

與此同時，路易還必須對老貴族有所行動。他非常清楚這些不忠的傢伙早些年煽動和支持了反君主的「投石黨運動」（混合了革命與內戰）。為了消除老貴族的潛在威脅，他將他們事實上地與宮廷綁在一起——要求他們大部分時間必須待在凡爾賽宮。這意味著，他們領取的年金多寡將取決於國王的寵信程度。而這當然取決於他們侍奉國王的優劣程度。

通過提拔眾多新人，路易建立了一個對他感恩的新階層。在這一過程中，他更完整地集中了自己的權威，提升了對宮廷裡不少老貴族年金的決定權。這樣，他就建立起了一個「絕對」控制的體系，它的成功依賴於軍隊和新貴族的忠誠，也依賴於限制老貴族的權力，將他們的福祉直接轉化為他的福祉。

在考慮需要收買誰時，法國大眾並不在路易十四的算計當中，因為他們沒有對他構成立即的威脅。就算如此，他的專制主義一點也不「絕對」。他需要支持者，也明白如何保持他們的忠誠。只要他們支持他比支持別人更有利可圖，這些人就會一直忠誠於他。

路易十四的策略就是把他繼承下來的由關鍵支持者組成的「致勝聯盟」替換成他更靠得住的人。被保守貴族環伺的他，啟用了一批「穿袍貴族」進入核心集團，甚至啟用了一批平民進入官僚機構，特別是軍隊。通過擴大進入核心集團的候選人範圍，他使那些已經處於核心集團的人的政治生存面臨更激烈競爭。那些他的「致勝聯盟」的成員們明白，面臨擴大了的候選人範圍，如果他們不能證明自己足夠值得信賴和對國王忠誠，很容易就會被別人取而代之。相應地，他們將喪失通往財富、權力和特權的機會。沒什麼人會愚蠢到冒這個險。

與所有領導人一樣，路易十四與他的核心集團建立起一種共生關係。沒有他們的支持，他不可能指望穩坐權力寶座，而他們對他不忠的話，也別指望能從他們的職位當中獲得利益。他們確實很忠誠。路易十四在位72年，直到1715年壽終正寢。

路易十四的經歷是政治生活裡最基本事實的例證。沒有人能獨自統治；沒有人具有絕對權威。差別只在於有多少人需要豢養，又有多少資源能夠拿出來進行豢養。

政治的三個維度

對領導人而言，政治情勢可以被分解為三種人群：名義選擇人集團、實際選擇人集團和致勝聯盟。

名義選擇人集團包含了所有在選擇領導人時至少具有某些法定發言權的人。在美國，指的就是所有合格選民，即所有年滿18周歲的公民。當然，正如每個美國公民肯定都意識到的，雖然擁有選舉權很重要，但歸根結底，沒有哪個個人在誰領導國家上有太多發言權。在一個實行普選制的民主國家，名義選擇人集團剛剛觸及到政治的門檻，僅此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英國或法國的名義選擇人比蘇聯的「選民」好不了多少。在蘇聯，所有成年公民都有權投票，儘管他們並不是真正在候選人當中做選擇。第二個政治階層由實際選擇人組成。真正選擇領導人的是這個集團。【在今天的中國（如前蘇聯），它由共產黨中擁有資格投票的成員組成；】^[*1]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君主政體下，指的就是皇室的高級成員；在英國則指的是支持多數黨議員的選民。最重要的集團是第三種，它是實際選擇人集團的一個子集，構成了一個致勝聯盟。他們的支持對於一個領導人的政治生存至關重要。在蘇聯，致勝聯盟由黨內一小撮能夠選擇候選人並控制政策的人組成。他們的支持對於政府高官和黨的總書記保持權力起核心作用。這些傢伙有能力推翻他們的老闆——而他對此心知肚明。在美國，致勝聯盟的規模遠遠大得多。它由足以確保一名總統候選人（假如是立法機構選舉，則指每個州、選區的參議員或眾議員候選人）勝選的最少數目的選民構成。對路易十四來說，致勝聯盟由一小群法官、軍官和高級公務員組成，沒有他們，路易國王恐怕早被別人取而代之了。

從根本上講，名義選擇人就是領導人的潛在支持者；實際選擇人則指那些其對領導人的支持確實有重要影響的人；而致勝聯盟只包括那些領導人不可或缺的關鍵支持者。這三種人可簡單概括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以及不可或缺者。

在美國，選民就是名義選擇人——可相互替代者；至於實際選擇人——有影響者——則是真正選出總統的選舉人團成員（正如在蘇聯選出總書記的忠誠黨員們）。不過，當今的選舉人團成員按照規範都是遵循各自州的選民意願來投票，因此選舉人團成員並不具有真正獨立的影響力。在美國，名義選擇人和實際選擇人相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你只是與他人可相互替代的無數選民中的一員，卻仍感覺你的那一票很有影響——它有價值，也算數。在美國，致勝聯盟——不可或缺者——是分布在各州的最小的一群投票者，他們對一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在選舉人團裡轉化成了勝選。儘管致勝聯盟（不可或缺者）是名義選擇人集團（可相互替代者）當中一個不小的部分，但它的規模甚至無須接近美國人口的多數。事實上，基於美國大選的結構，只要選票得到有效配置，那麼只需贏得全部選票的五分之一，就有可能同時掌握美國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亞伯拉罕・林肯就是有效配置選票方面的大師）。值得注意的是，在絕對人數和占全體選民的比例方面，美國具有全世界最大的致勝聯盟之一，但還不算最大的。在英國的議會制結構下，要想當上首相，議會中必須要有超過半數的本黨籍議員，而每個本黨籍議員則必須在兩黨制議會競選中贏得半數以上選票：當上首相所需的選票就是所有選票的一半的一半，也就是總票數的四分之一。法國的決勝投票制要求更高，要想當選總統，必須在最後一輪雙人決選中贏得多數票。

目光轉向其他地方，我們看到各國的名義選擇人集團、實際選擇人集團和致勝聯盟的規模差別巨大。像東北亞的某個國家，有規模巨大的名義選擇人集團，每個人都能投票——當然這是個笑話——有規模很小的實際選擇人集團，以及一個也許不超過幾百人的致勝聯盟，但沒有這個聯盟的話甚至當年他們的第一任領導人都早已灰飛煙滅。像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國家，擁有規模很小的名義選擇人集團和實際選擇人集團，他們由皇室成員、一些重要商人和宗教領袖構成。

那麼加州貝爾市的構成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看到在2009年市議會選舉中，可相互替代者就是9395名登記選民；有影響者則是那2235名實際投票的人；而不可或缺者不超過473名。貝爾看起來絕對比沙烏地阿拉伯強——希望如此。然而，貝爾的情況很危險地與一些基本上實行虛假選舉的國家相似，比如革命前的埃及、委內瑞拉、柬埔寨，甚至俄羅斯。大部分公開上市交易的企業具有相似結構。他們擁有成百萬計的可相互替代的小股東。他們擁有一些有影響的機構投資者和其他股東。而不可或缺者則是那些真正能夠挑選董事會成員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人。貝爾一點都不像麥迪遜或孟德斯鳩心目中理想化的民主制。企業也不像，不管有多少股東可以進行無記名投票。

想想你所在的公司吧。誰是你的領導人？誰的支持對他或她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哪些人儘管對你的執行長來說並非不可或缺，但在公司治理結構中仍然很有影響？當然，還要想想是誰每天待在辦公室裡辛苦工作（或偷懶），憧憬著哪天能飛黃騰達？

本書餘下部分要講的，以及更重要的，在所有或大或小組織裡的政治運作都是以這三個集團的區分為基礎。這三個集團的規模大小變化為政治提供了一個解釋政治生活複雜性的三維結構。通過探究這些維度如何交織——也就是每個組織裡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的相對規模——我們就能夠理解政治之謎。我們將看到，在不同國家、不同企業或任何其他組織裡，這三種人群的規模差異幾乎決定了政治裡發生的一切——領導人能做什麼，什麼事是他們能或不能逃脫追究的，他們必須對誰負責，在他們的領導之下每個人享有的相對生活品質（或者說，常常不享有）。

三維政治的特點

你可能難以相信就是這三個維度支配了世界上所有形形色色的統治體系。畢竟，我們的經驗趨向於認為政治光譜的一極由獨裁者和暴君組成——那些間或會精神變態的可怕自私的惡棍。另一極則由民主人士組成——民選的議員、總統、首相，那些自由的善良守護者。我們堅信這兩個世界的領導人必定天差地別。

這是一個很省事的幻想，但畢竟只是一個幻想。政府都一個樣。差別只在於選擇人和致勝聯盟維度。這些維度限制或允許領導人為了保住權位能做和應該做什麼。限制或允許的程度取決於選擇人集團和致勝聯盟如何相互作用。

儘管我們知道沒有哪兩個民主國家或哪兩個獨裁國家是相似的，我們還是習慣於認為民主制和獨裁制這樣的術語足以描述不同政權之間的區別，毫無疑問，要打破這樣的思維習慣相當困難。事實上，困難到我們在本書大部分地方都要繼續用到這樣的術語——但要強調的是，「獨裁制」這個術語在我們這裡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極少數不可或缺者的基礎上，而他們是從數量非常龐大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對較少的一群有影響者當中產生出來的。另一方面，當我們提到民主制，我們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數量龐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礎上；同時，有影響者的數量幾乎與可相互替代者一樣多。當我們提到君主制或軍事獨裁制，我們的意思是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不可或缺者的數量都很少。

以不可或缺者、有影響者和可相互替代者這樣的概念來看待各類組織的優點是，這些範疇使我們能克制自己，避免在各種政府形式之間武斷地劃線，宣稱這個國家是「民主國家」，那個國家是「專制國家」，或這個國家是大共和國，那個國家是小共和國，也避免了一些歷史上主要政治哲學家們持有的一維政治觀。

事實是，沒有哪兩個政府或哪兩個組織是完全一樣的。也沒有哪兩個民主國家是相似的。實際上，它們可能有天壤之別，但都完全有資格被稱為民主國家。政府之間和組織之間更具重要意義和可觀察到的行為差異取決於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這三個集團的絕對和相對規模。舉例來說，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或加拿大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好像微妙的差異並非無足輕重，然而，它們的政策差異是源於他們的領導人在應付各自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三維結構時面對的激勵機制不同。

政治體系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性，主要是因為人們在操控政治以從中獲益方面具有令人驚嘆的創造性。領導人們制定規則，給所有公民以選舉權——創造出很多新的可相互替代者——接著又對選舉體制加以限定，聚集起一群關鍵投票者，以確保他們中意的候選人勝出。民主精英們可能決定在某一特定選舉中實行相對多數勝出制，這樣他們就有機會強行實施多數人可能反對的政策。或者，他們可能支持舉行決勝制選舉以產生絕對多數票，儘管產生的結果可能只是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的第二選擇。再或者，民主領導人們也可能對應於得票多寡代表著各自的政治立場，從而從少數派聯盟中產生政府。所有這些乃至無數其他規則無疑都符合我們對民主的信念，但每一種規則都能、也產生了天壤有別的結果。

我們必須謹記，像「民主制」或「獨裁制」這樣的標籤是一種方便之物，但也僅是方便之物。

改變維度的規模也改變世界^[1]

改變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這三個集團的相對規模能在基本的政治後果方面產生真正的差別。我們以看起來平淡無奇的舊金山市議會選舉為例子。

舊金山過去是透過全市整體範圍的選舉來選出市議會。這就是說，選擇人集團就是所有舊金山選民，而不可或缺者就是確保一名候選人能夠當選議員的最小數目選民。1977年，該市選舉方法發生了改變。具體來說，全市性選舉被分選區投票所取代。在舊方法下，舊金山全市作為一個單一的大選區來選出代表整個市的議員。而在新方法下，議員是被他所在的分選區選出，並代表這個選區，也就是他所在的鄰里區域。換句話說，每個議員是被小得多的選區選出來的。1975年至1977年之間，作為一個整體的舊金山居民們所中意的候選人及其政見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然而，有一名叫做哈維・米爾克的候選人在1975年落選，卻在1977年當選（很不幸的是，他隨後被人暗殺）。如《時代》雜誌後來報導的，哈維・米爾克是「這個星球歷史上第一個當選重要政治職務的公開同性戀者」。^[2]

導致哈維・米爾克1975年到1977年命運變化的原因再簡單不過了。在1975年，他需要舊金山有影響者的廣泛支持才能當選。那年他獲得了52996張選票。這一票數在所有候選人中排名第七，而只有前五名才能當選。米爾克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於是落選。在1977年，他只需要獲得他所在的卡斯楚區的支持，而這個區的主要居民是同性戀。他很清楚自己在這個區非常受歡迎。他得到了5925張選票，這使他在第五選區獲得了29.42%的相對多數票，也就是在第五選區的競選中他得票數第一，因而當選市議員。

看起來也許有點奇怪的是，舊金山發生的情況同樣適用於一些非自由主義國家的政府，如辛巴威、【中國】^[*2]和古巴，乃至一些性質更模糊的政府，如今日的俄羅斯、委內瑞拉或新加坡。每個政府無疑都獨特地基於三個政治維度基礎運作：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

一旦我們學會了沿著這三個維度來思考，我們就能夠著手解開一些最持久的政治之謎。我們的出發點是意識到：任何一個有能力的領導人都希望掌握盡可能多的權力，並盡可能長久地掌握權力。設法利用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是統治的行為、藝術和科學。

支配統治者的規則

據說金錢是萬惡之源。這可能沒錯，但在某些情況下，統治行為當中所有好的部分都是以金錢為基礎的。這取決於領導人如何使用他們獲得的金錢。他們也許會拿錢幫助每一個人，比如旨在保護所有公民的個人福利及財產方面的支出。很多公共政策可以被視為是投資於人們的福利。但政府收入也能以損害公共福利為代價，被拿去收買一小撮核心黨羽的忠誠。金錢也能被用來催生腐敗、進行內線交易以及實施一大堆更不堪的政策。

理解政治真正如何運行的第一步是詢問領導人都把錢花在哪類政策上。他們把錢花在惠及每一個人的公共物品上了嗎？還是花在了只惠及少數人的私人物品上？對任何精明的政治家來說，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誠——也就是致勝聯盟裡不可或缺者的人數。

在一個民主國家或任何一個致勝聯盟很龐大的體系內，透過私人回報的方式來收買忠誠代價太大。錢會被極大攤薄。所以，依賴大型致勝聯盟的、較民主的政府趨向於著重把錢花在能增進普遍福利的有效公共政策上，這很接近詹姆斯・麥迪遜倡導的理念。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獨裁者、君主、軍政府領導人以及大部分企業執行長只依賴一小撮不可或缺者。正如馬基維利所言，他們通過大慷公家之慨、以私人回報的方式收買致勝聯盟的忠誠，這種統治方式更有成效，儘管這意味著要犧牲廣大納稅人或千百萬小股民的利益。

因此，小型致勝聯盟助長了穩定、腐敗、以私人物品為導向的體制。在提升社會福利和養肥一小批特權人士之間做出選擇，這個問題與領導人個人是否善良毫無關係。高尚可敬的動機也許好像很重要，但它們被維持支持者開心的需要所壓倒，而使支持者開心的方法取決於有多少人需要獎賞。

稅收

領導人需要錢來讓支持者開心。任何有雄心統治的人必須首先自問能從大眾那裡提取到多少錢，無論大眾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還是一家企業的股東。提取錢財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個人所得稅、房產稅、進口關稅、執照費、政府收費——不過為了討論方便，我們這裡將之統稱為稅收。我們前面講到，那些基於大型致勝聯盟進行統治的領導人無法透過提供私人好處來有效維持權力。因為不可或缺之人的數量太大。由於他們只能著眼於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私人回報，相對來講他們也必須把稅率保持在一個較低水準。人們都想留住自己的錢，除非錢被集中起來提供某種他們需要但自己又買不起的東西。

舉例來說，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可靠的消防部門能成功撲滅威脅我們的火災。理論上講，我們可以自己僱傭一名私人消防員來保護我們的家。然而這麼做不僅費用很高，而且我們還不得不考慮鄰居家的房子是否受到良好保護，免得別人家著火威脅到我們家。不僅如此，當我們的鄰居意識到我們不希望他家著火，他可能試圖就以下事實搭便車：我們雇了一名私人消防員並且不得不同時保護鄰居家的房子。我們便立刻處於一種境地，即獨自為整個鄰里地區的消防工作買單。真是一個非常昂貴的處境。讓所有鄰居分擔消防費用的最簡單方式是讓政府承擔消防工作。我們很高興為此納稅。

儘管我們可能很樂意為給我們帶來實際好處的項目納稅，比如說消防、防止惡性犯罪、防禦外部敵人，我們卻不會很樂意看到自己繳納的稅金被用於支付巨額薪水給總統或首相——在加州貝爾市的例子裡，就是地方政府官員。結果就是，依賴大型致勝聯盟的政府首腦通常不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管理者。

正因為在一個依賴大型致勝聯盟的政權裡，政府稅收可被接受的用途有限——只有那些人們負擔不起、能帶來更多公共福利的開支可被接受——因而稅率往往比較低。但當致勝聯盟很小並且私人物品成為維持權力的有效方法時，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邊站了，這與霍布斯的觀點相反。在這種情形下，領導人喜歡徵收重稅，從可憐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剝奪選舉權的人那裡盡可能地搜刮，透過這種方式來重新分配財富，把財富轉到致勝聯盟成員的手上，使他們發財致富，保持忠誠。舉例來說，美國一對夫妻不需為收入的頭17000美元繳納所得稅。而相同收入的一對【中國】^[*3]的夫妻必須承受45%的邊際稅率。這個稅率已經超過美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無論收入多高的美國人都無須向聯邦政府繳納這麼多錢。還有一些致勝聯盟很小的政府，比如加州的貝爾市，首席行政官羅伯特・里佐數量很少的支持者並不抱怨政府徵收超高財產稅。他們是得納這筆稅，但成千上萬的其他市民也得納稅。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們從這同樣的稅收當中得到了回報。這一小撮關鍵朋黨從市政府拿到的私人收益遠超那份人人都要繳納的高額稅金。

很顯然，自私自利在這些情況中扮演了重大角色。我們肯定好奇，為什麼在位者不把搞來的錢全部捲走存到個人的銀行帳戶裡。這個問題與企業主管特別相關。一旦投資者把錢託付給了企業執行長或董事會主席，投資者如何保證自己的錢會被妥善用於投資，為他們帶來回報？投資者要的是財富增值、股價上揚、股份增加、分紅豐厚且穩定。無可否認，人類對自我利益的專注告訴我們，統治者、企業領導人以及事實上我們所有人都喜歡拿走別人的錢留為己用。這意味著，我們對政治算計的下一步解釋將是搞清楚一個領導人能給自己留多少錢、又必須花多少錢在致勝聯盟身上以保住位子。

對核心支持者重新洗牌

我們現在知道，保持權力離不開別人的支持。只有領導人為那些不可或缺者提供的好處超過了別的領導人或政府能給的，才能獲得這種支持。一旦核心支持者預計在領導人的政治對手那裡能得到更多好處，他們就棄漢投曹。

在位者的日子不好過。他們提供給支持者的好處必須比任何對手能給的多。儘管這挺難，但政治的邏輯告訴我們，現任領導人與對手相比具有巨大的優勢，特別是當現任領導人只需依賴少數核心支持者並且致勝聯盟的候選成員池很大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從1917年十月革命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戈巴契夫改革期間，只有一位蘇聯領導人在政變中被成功廢黜，那就是尼基塔・赫魯雪夫。所有其他蘇聯領導人都死於年老體衰。赫魯雪夫未能給他的盟友帶去承諾過的好處。成功可靠地兌現給核心支持者許下的政治承諾，這正是任何在位者的優勢地位的來源。

在政治體制依賴較多核心支持者的情況下，生存的法則也沒有多大不同，儘管細節上會有差異。就連不是太關心競選活動的人都知道，政客們在爭奪權力時許下的承諾和他們上台後實際做的大相徑庭。一旦上台，新領導人可能拋棄助他上台的人，讓他認為更忠誠的人取而代之。

不僅如此，核心支持者還無法在短時間內比較在位者和對手誰能給得更多。比方說，在位者也許現在給得少，但預計能給繼續追隨者或新加入者持續的回報。沒錯，對手今天可能會給得更多，但他對於未來回報的承諾很可能沒有任何實質內容。核心支持者必須比較未來的預期收益，因為隨著時間推移，未來的趨勢會帶來更大的回報。新領導人上位之後將一名支持者安置於致勝聯盟內，這是表明他將繼續器重和獎賞這名支持者的風向標，這恰恰是因為新領導人已經竭力將最有可能繼續保持忠誠的人和未來有可能將他搞倒的投機者區分開。對手可能也會承諾一旦上位將繼續重用支持者，但從長遠來看，這可能只是一個難以兌現的承諾。

那些在打天下時共擔風險的人常常在成功後靠邊站——或更糟。不信的話讓我們來看看古巴的例子。古巴政變後，其領導人任命了21名部長，到當年年末，其中的12名就辭職或被罷免。1960年又有4名部長在其鞏固大權的過程中被拿掉。這些人曾經是他最親密的支持者，最終面對的是政治的兩大險惡後果。其中相對幸運的人與他決裂的形式是遭到放逐；剩下不走運的人面臨的是處決。這甚至包括了他最親密也最有名的戰友。

政治變遷中充滿了輔佐領導人上台的支持者被撤換的例子。無論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犯罪家族或任何其他組織，這都是事實。致勝聯盟的每一個成員都明白有大把的人在門外等著取代他，每個成員都要小心翼翼不給在位者提供理由尋找替代者。

這種關係路易十四拿捏得非常好。如果只需要一個規模很小的支持者集團，並且它能夠從一個很大的潛在支持者群體裡提取出來（正如在辛巴威或阿富汗的規模很小的致勝聯盟），那麼在位者就無須花掉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去收買致勝聯盟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潛在替代者很少，那麼在位者就必須多花錢以保持致勝聯盟的忠誠。這在兩種情況下都是事實：第一種是致勝聯盟和選擇人集團都很小（比如在君主國家或軍事獨裁國家）；第二種是致勝聯盟和選擇人集團都很大（民主國家）。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任領導人替換致勝聯盟成員的能力受到較大限制。核心支持者能夠為他們的忠誠要求得到更高的價碼。結果就是，在位領導人可收入自家囊中的錢比較少，因為較多的錢必須花在收買致勝聯盟的忠誠上，抵擋政治對手可能開出的價碼。

當不可或缺者占可相互替代者的比例很小（正如在人為操縱選舉的獨裁國家和大部分公開上市的企業），收買致勝聯盟的忠誠代價很小，在位者便擁有對政府收入的巨大自由裁量權。他們可以選擇將錢花在自己身上或花在喜歡的公共項目上。當然，竊國者會將錢存入自己的秘密帳戶或進行海外投資，以應對有朝一日被推翻後的不時之需。一些有責任感的獨裁者會將少部分錢存入秘密帳戶，寧願用他們可自由裁量的資金（收買致勝聯盟後剩餘的錢）投資於公共事業以遏止反叛的威脅。這些公共事業可能會很成功，如李光耀在新加坡做到的。也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失敗，如克瓦米・恩克魯瑪在加納進行的公共工業項目【或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其結果導致了中國的大倒退】^[*4]。

我們已經看到政治生存的欲望如何決定了一些關鍵性的收入產生政策和分配政策，以及在位者可自由裁量的錢袋子大小。稅率是高還是低、錢是花在公共福利還是私人回報上，以及在位者怎麼花、花多少錢，這些因素決定了在領導人繼承或創造的統治結構這一範圍內他能否取得成功。我們有了「為了政治生存而統治」這樣的觀念，就能明白領導人有5個基本法則可用於在任何體制下獲得成功：

法則1：讓你的致勝聯盟越小越好。一個小規模的致勝聯盟使領導人只需依賴極少數人就能保持權位。越少的不可或缺者相當於領導人擁有更多控制權，對支出的自由裁量權也越大。

法則2：讓你的名義選擇人集團越大越好。保持一個很大的選擇人集團你就能很容易地替換掉致勝聯盟裡的搗蛋分子，無論是有影響者還是不可或缺者。畢竟，一個很大的選擇人集團提供了充足的替代支持者，讓不可或缺者時刻謹記必須保持忠誠、規規矩矩，不然就會被別人取代。

法則3：掌控收入的分配。對一個統治者來說，與其擁有一張讓人民可以餵飽自己的更大的餅，永遠不如他能夠決定誰吃這張餅。對領導人來說，最有效的資金分配方式是讓很多人受窮，透過重新分配讓挑選出來的支持者發財。

讓我們為巴基斯坦總統阿西夫・阿里・扎爾達里喝彩，他的財富估計高達40億美元，儘管他統治著一個人均國民收入幾乎全球墊底的國家。

法則4：支付給你的核心支持者剛好足夠確保他們忠誠的錢。記住，你的支持者寧願成為你而不是仰賴你。你的巨大優勢在於你知道錢在哪裡而他們不知道。給你的聯盟足夠的錢，以免他們到處尋找取代你的人，但一分錢都不要多給。

讓我們為辛巴威的羅伯特・穆加貝喝彩，他無論何時面臨軍事政變的威脅，最終總能用錢擺平，在重重困難下始終保持軍隊忠誠。

法則5：不要從你的支持者的口袋裡挪錢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法則4的反面就是不要對你的支持者太吝嗇。如果你以損害致勝聯盟的利益為代價而善待人民，很快你的「朋友們」就會伺機找你的麻煩。有利於普通老百姓的政策不僅未必能讓核心支持者產生忠誠，而且太貴。飢餓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你，大可不必擔心他們。相反地，失望的致勝聯盟成員則會變節，讓你深陷麻煩。

讓我們為緬甸的丹瑞將軍喝彩，在2008年的納爾吉斯颶風之後他控制了外界提供的糧食援助，讓他的軍隊支持者拿到黑市上去倒賣，而不是援助災民——至少13.8萬人死於那場風災，有的報告甚至認為死亡人數高達50萬人。^[3]

在民主國家上述法則管用嗎？

現在你可能會說，等等！如果一位民選領導人遵循上述規則，他肯定馬上下台。你說的沒錯——幾乎。

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裡看到，一位民主領導人想在掠奪國家和侵吞財產的同時維持權位確實比較困難。他受到該國法律的約束，並且法律通過選舉程序決定了他上台所需致勝聯盟的規模大小。這個聯盟必須相對較大，而他必須回應這個要求，因此他在遵循法則1上的確會遇到麻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會盡力去遵循這一法則（以及其他法則）。

舉例來說，為什麼國會為了選舉利益而改劃選區？恰恰是因為法則1：讓你的致勝聯盟越小越好。

為什麼某些政黨贊成移民？法則2：擴大可相互替代者的規模。

為什麼在稅收法規上有這麼多爭鬥？法則3：控制政府收入來源。

為什麼民主黨人花掉那麼多稅收在公共福利和社會工程上？或，究竟為什麼會有指定用途的資金？法則4：不計代價地回報你的核心支持者。

為什麼共和黨人希望降低最高稅率並對全國性醫保體系的想法百般反對？法則5：不要打劫自己的支持者以利對手。

與獨裁者和專制暴君一樣，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也遵循這些法則，因為他們與所有人一樣渴望獲得權力並保持權力。甚至民主領導人也幾乎從不辭職，除非被迫。^[4]與專制同行們相比，民主領導人的問題在於面臨的是大不相同的約束條件，不得不更具創造性。他們並不常常成功。即便如此，比起獨裁者來說，他們一般能為國民提供較高的生活標準，民主領導人通常在位時間比獨裁者短。

在決定組織如何運行的三個維度的交集上，政治上的各種劃分實際上是一體的。歷史上，一些「國王」其實是選舉產生的。一些「民主領導人」卻是以專制君主的權威統治他們的國家。換句話說，獨裁者與民主領導人之間的區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為我們的政治新理論打下基礎並揭示了5個統治法則之後，我們將探討本書最核心的大問題，我們將經常使用「獨裁者」和「民主領導人」這樣的術語，來展示當你從小聯盟和大聯盟的光譜的一極滑向另一極時，統治遊戲會如何變化。不過需要謹記，不管是哪個國家或組織，總會有兩個世界的某種重疊。我們從兩極學到的經驗教訓都適用——無論你談論的是薩達姆・海珊還是喬治・華盛頓。歸根結底，老話仍然是真的——所有政客都一個樣。

第二章 | 上台

幾個世紀來，「約翰・多伊」成為不明身份的無名氏的代名詞。賴比瑞亞軍士長多伊的名字儘管是薩繆爾而不是約翰，但在1980年4月12日之前，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算是無名之輩。多伊出生於賴比瑞亞偏遠的內陸部族，差不多目不識丁，與無數境況相似的人一樣，他走出了西非的叢林到外面討生活。他來到了首都蒙羅維亞，在那裡他發現軍隊甚至為他這樣身無一技之長的人提供了大把機會。4月12日在總統威廉・托爾伯特的臥室裡，多伊就發現了這麼一個機會。多伊用刺刀捅死總統，將他的內臟丟去餵狗，然後宣布自己是賴比瑞亞的新總統。^[1]就這樣，他從籍籍無名之輩一躍成為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多伊與另外16名士官早前一起翻過總統官邸的圍牆，本來是希望面見總統，質詢為什麼沒有發工資。他抓住了眼前的這個機會，一舉終結了托爾伯特的「真正獨立黨」的統治，該黨於1847年由美國遣返的黑人成立。他立即抓捕了13名內閣部長，將他們拉到海邊，在歡呼的群眾面前公開處決。更多的殺戮隨之而來。多伊就任人民拯救委員會主席，宣布廢除憲法，禁止一切政黨活動。

多伊根本不知道當一名總統應該做什麼，更不知道如何統治一個國家。但他知道如何奪取和保持權力：除掉以前的統治者；找到錢；建立一個小聯盟；給他們剛剛好足以保持對他忠誠的錢。在極短時間內，他把政府和軍隊中幾乎所有人都替換為他的克蘭族族人，這個部族的人口只占賴比瑞亞總人口的4%左右。他把部隊士兵的月工資從85美元提高到250美元。他清洗掉任何不信任的人。經過秘密審判，他將至少50名早先的政變伙伴處決。

和他的前任一樣，多伊政府的收入有如下幾個來源：其一為費爾斯通公司，該公司租了大片土地種植橡膠；其二為賴比瑞亞礦業公司，該公司對外出口鐵礦石；其三是不經安全檢查，開放登記超過2500艘遠洋船舶（收取登記費和噸位費）。不僅如此，多伊從美國政府獲得了直接的經濟援助。在十年時間裡，美國給了多伊政府5億美元。作為交換，美國獲得了駐軍權並將賴比瑞亞設為情報和宣傳基地。據稱多伊和他的黨羽個人聚斂了3億美元財富。

至於多伊的政策則不能稱之為成功。實際上他幾乎沒有制定什麼政策。他非常懶惰，成天和總統衛隊士兵的老婆們廝混。經濟崩潰、外債飆升，犯罪幾乎成為賴比瑞亞唯一成功的行當。蒙羅維亞的銀行成為洗錢工具。賴比瑞亞人民後來痛恨多伊就一點不奇怪了。儘管如此，只要他知道錢在哪裡，知道該收買誰，他就成功地在權力寶座上生存下來。

去他的什麼善治理念，別把人民關心的事置於你和你的支持者之上：這是給那些想要成為獨裁者的人的金玉良言。如此這般，任何「約翰・多伊」甚至一個薩繆爾・多伊都能攫取並保持權力。

支持者很少的情況下如何奪權

一名挑戰者要想奪取權力只需做三件事。第一，他必須除掉在位者。第二，他必須控制政府機關。第三，他需要成立一個由支持者組成的、足以確保他成為新在位者的聯盟。這些行動的每一個都面臨獨特的挑戰。成功的相對難易程度在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各不相同。

有三種辦法能除掉一名在位者。第一個也是最容易的一個，就是巴望該領導人自己死掉。第二，如果沒這麼湊巧的話，挑戰者可以開出足夠誘人的價碼收買在位者的核心聯盟成員，使他們轉投到挑戰者的大計中來。第三，現存的政治體制可以被外部力量壓垮，無論是軍事上被外國打敗，還是革命和叛亂，這種情況下人民會起來造反，摧毀現有制度。

儘管造反需要技巧和協作，它的成功最終極大依賴於聯盟的忠誠，更準確點講，是人們對舊政權忠誠的缺失。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被大規模抗議活動擊敗就是一個適當的例子。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背後最關鍵的因素是埃及軍方最高將領們決定允許示威者占據街頭，人們無須擔心軍隊鎮壓。為什麼會這樣？正如2010年5月5日筆者在一次座談會上解釋的，基於我們這裡闡述的理由，美國削減對埃及的援助加上嚴重的經濟困難導致高失業率，意味著穆巴拉克的盟友很可能得不到報償，人們可能相信造反的風險和代價比正常情況下小。^[2]也就是說，革命的一般經驗法則是，當現存制度的守衛者們對報償十分不滿、有意尋找新的領導人來關照他們時，革命就會發生。另一方面，通過鎮壓人民可以擊退造反——這永遠是令人不快的任務——聯盟成員必須從領導人那裡獲得足夠的利益才會去做令人極其不齒的事以維持現有體制。如果在現存體制下他們拿不到足夠好處，他們不會阻止人民起來反抗現政權。

速度是關鍵

一旦舊領導人倒台，盡快奪取權力工具就非常關鍵，比如說國庫。這在小聯盟體系下特別重要。在權力的競奪中，任何等待者都將失敗。

速度是關鍵所在。在大多數政治體系內，聯盟的規模都遠遠小於選擇人集團。不僅如此，我們傾向於認為如果一名領導人擁有足夠的選票或支持者，那麼他的競爭對手情況將相反，這是錯的！有可能同時存在很多不同的集團試圖推翻現政權，每個集團都可能擁有足夠數量的半心半意或三心兩意的支持者，能夠幫助它奪取權力——如果價碼合適的話也很容易幫別人。這就是為什麼盡快奪取政權、確保你的集團而不是別人掌握國家機器是絕對關鍵的事情。

薩繆爾・多伊能統治國家是因為他的集團掌握槍桿子。他不需要半個國家都支持他。他只需要足夠的同黨以控制軍隊和鎮壓其餘的人民。本來可以形成很多其他聯盟，但多伊先掌握了權力，鎮壓了它們。這就是上台的關鍵所在。

設想一間屋子裡有100個人。任何人只要有5名支持者拿槍指著其他人，他就可以完全控制這間屋子。只要這5名槍手一直挺他，他就能一直掌權。除了先抓到槍桿子這一點外，他或槍手並無什麼特別之處。假設別人先拿到槍發給自己的5名支持者，那就是別人發號施令了。

等待是非常冒險的行為。來得晚什麼都沒了。

給錢好辦事

統治的關鍵在於支付報酬給支持者，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對一名剛剛上台的領導人來說，收買忠誠特別困難。在決定是否要支持一名新領導人時，精明的人不僅要看新領導人今天能給他們多少，還要尋思將來預期能得到多少。

任何新崛起領導人的過渡期聯盟成員必須意識到他們有可能時日無多。多伊在奪取了賴比瑞亞政權之後，大大提升了軍隊工資。這立即吸引了軍中伙伴對他的支持。但他們心知肚明可能不會永遠受眷顧。別忘了，50名多伊最早的支持者後來落得個被處決的下場。

消除支持者對被拋棄的恐懼是上台掌權的一個關鍵因素。當然，支持者不會幼稚到相信他們在聯盟中地位無虞的政治承諾。但是，做這樣的政治承諾可比洩露底牌強多了。一旦走漏風聲說支持者將被替換，他們將展開反擊。舉個例子，在198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隆納・雷根獲得了贊成墮胎選民的支持，戰勝了反墮胎的時任總統吉米・卡特。隨著雷根真實的反墮胎立場顯現，大量贊成墮胎選民拋棄了他。在1984年的總統大選中，儘管雷根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但卻是他的競選對手沃爾特・蒙代爾獲得了贊成墮胎選民的支持。

領導人都明白自己有可能斷送在致勝聯盟手裡。這就是為什麼領導人要盡全力給予核心黨羽足夠的報償，以使這些同夥真心保持忠誠。這對剛上台的人來說是挺困難的。但有時候，各種機緣共同為一名新統治者創造了條件。

必死性：上台的最佳機會

領導人被廢黜的最無可避免、從而也是第一大的風險就是一個誰都躲不了的簡單事實：人都會死。死掉的領導人沒辦法給他的聯盟報償。快死的領導人面臨的問題同樣嚴重。一旦關鍵支持者得知領導人快死了，他們就知道必須另找新人確保財源不斷。這是將不治之症秘而不宣的一個好理由，因為不治之症必然會導致某些人蠢蠢欲動，不管是致勝聯盟內部成員或是外部看到機會想要一舉改朝換代的人。

伊朗的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和菲律賓的科拉松・阿基諾都選擇了在合適的時機奪取政權。我們以阿亞圖拉・霍梅尼為例。他曾經是最高級的什葉派教士之一，也是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世俗政權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霍梅尼開始公開反對現政權並組織抗議示威。他的活動導致他多次被捕。1964年他被迫流亡，一開始去了土耳其，接著到了伊拉克，最後來到法國，無論在哪都不斷宣揚他對國王的反對立場。他演講的錄音帶在伊朗廣為流傳。

1977年，國王的政治對手阿里・沙里阿提逝世，霍梅尼旋即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反對派領袖。儘管他敦促其他人反對國王，但在國王倒台之前他拒絕回到伊朗。除了極少數特權階級，幾乎所有伊朗人都渴望變革。國王政權和依附於它的人遭到廣泛厭惡。人們看到了一個真正變革的機會，於是將支持一股腦兒給予了唯一的可選替代者：霍梅尼。在國王逃離伊朗之後，霍梅尼返國，受到約600萬人夾道歡迎。

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開始反對由前國王政權外交部長領導的臨時政府。大量軍方人士投向了霍梅尼陣營。在他發起了針對忠於舊政權軍人的聖戰後，臨時政府的抵抗崩潰。接著他下令舉行全民公投，讓人民在舊君主政體和伊斯蘭共和國之間做選擇。98%的人選擇了後者。霍梅尼修改了憲法，將之建立在宗教統治的基礎上。霍梅尼成為最高領袖，他和憲法監護委員會有權否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法律和政府官員人選。

霍梅尼成為領袖是因為他為反對派樹立了一面旗幟，也因為軍方沒有出面阻止人民起來反抗國王。一旦國王被趕走，霍梅尼立即宣稱，是他而不是臨時政府或什麼代表各方利益的委員會在掌管國家。

霍梅尼的成功並無什麼特別或獨一無二之處。千百萬伊朗人希望推翻舊政權並不稀奇。在國王殘酷暴虐的政府統治下，有成千上萬人失蹤。監禁、酷刑和死亡司空見慣。在14年前霍梅尼流亡時，情況已經是如此，而且國王政權看起來無懈可擊。霍梅尼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獲得成功，關鍵在於軍隊拒絕阻止不滿的人民走上街頭。他們以前從未允許過這樣的抗議活動。到底什麼發生了變化？軍隊不願意再為維持舊政權而出力，是因為他們知道國王命不久矣。《紐約時報》^[3]曾經刊文詳述了巴列維如何絕望地掩蓋癌症病情的發展。死掉的國王當然無法保證報償，他的繼任者也不行。在位優勢煙消雲散。軍隊面臨著鎮壓人民這一令人不快的任務，繼續享有奢侈報償的前景變得渺茫，因而選擇了袖手旁觀，為革命鋪平了道路。

在菲律賓，民主崛起的故事也沒有多大不同。貝尼尼奧・阿基諾是一個出色的人，年僅18歲就因他在朝鮮戰爭中的記者工作而獲頒菲律賓軍團榮譽勳章。他曾說服一個反叛組織投降。22歲出任菲律賓康塞普西翁市長，29歲擔任菲律賓打拉省省長，34歲當上參議員。他不畏危險，成為時任總統費迪南・馬科斯的公開批評者。1983年，流亡美國的貝尼尼奧返回菲律賓。在飛回馬尼拉的班機上他警告隨行的記者們，說一切可能很快結束。的確如此。他立刻被人帶下飛機，在停機坪上被暗殺。他本應該效仿霍梅尼，耐心等待時機。

他的妻子科拉松並不具備他的政治才能或經驗，但她有一個關鍵優勢：她活著！1985年末，費迪南・馬科斯宣布將提前一年舉行總統大選。科拉松・阿基諾代替已故丈夫參加競選並成為馬科斯最大的對手。在1986年2月7日舉行的大選中發生了大規模舞弊行為，毫不奇怪，一個星期後選舉委員會宣布馬科斯勝選。但馬科斯的支持者迅速拋棄了他。隆納・雷根對選舉結果表示關切。非常有影響的菲律賓天主教會領導人辛梅樞機主教出面發聲。在科拉松・阿基諾的策動下，人們開始舉行抗議活動。軍方關鍵人物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從政府辭職，加入了阿基諾夫人的陣營。沒有軍隊的阻止，成千上萬人加入了抗議隊伍，又導致更多的軍方人士背離了馬科斯。

為了避免大規模流血事件，馬科斯和家人向美國尋求避難。他們離開菲律賓，在夏威夷落腳，不過，內幕人士和其他人都知道馬科斯活不了多久。實際上，疾病一直伴隨著他。他即將死於紅斑狼瘡，所有他的核心支持者都知道。他可沒辦法從墳墓裡派發糖果，於是他的支持者必須尋找能給他們好處的新的諂媚對象。科拉松・阿基諾沒有政府經驗，然而在她更有才能的丈夫失敗的地方她卻成功了。她挑戰馬科斯的時機正是後者的支持者知道他行將就木的時候。他們在尋找新的擁護對象以換取回報。科拉松・阿基諾就任總統並被《時代》雜誌評為1986年的年度女性。

這些不是孤立的例子。洛朗・卡比拉曾經被切・格瓦拉嗤之以鼻，稱其缺乏「革命嚴肅性」以及「過度沉迷於酒精與女色」，但此人在薩伊挑戰強大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取得了勝利。^[4]卡比拉才能平平，但他時機掌握得非常好。當時蒙博托患了前列腺癌，所有人都知道他時日無多。當卡比拉的叛軍攻城略地勢如破竹之時，蒙博托的軍隊乾脆拒絕反擊。蒙博托從前的支持者明白只有拋棄垂死的主公，未來才有前途，正如老話說的「國王已死。國王萬歲！」

垂死的狀態常常導致政治死亡。悲傷的事實是：在一個獨裁國家如果你想上台的話，與其想方設法醫治國家的弊病，還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歷。

繼承權與親戚們的麻煩

我們並不是說健康的領導人就高枕無憂。如果一名在位者手頭拮据，他就無法給支持者繼續支付報酬。他為什麼會手頭拮据呢？因為他徵稅太重、竊取太多，人民寧願休而不作，國庫收入因此遇到麻煩。更不妙的是，人民一想到如果不採取行動推翻他們的主人，情況將更糟，因此可能乾脆不歇著，起來造反。對致勝聯盟管理不善以及革命的誘因都可能會在體制內催生變化，導致現政權的垮台和新領導人上台。

一般來講，挑戰者面臨的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除掉在位者。但如果領導人死掉或者如威廉・托爾伯特那樣被謀殺，這個任務便立刻達成。一旦在位者死掉，還有個阻擊其他權力競爭者的問題。有雄心壯志的挑戰者必須掌握國家機器、獎賞支持者以及除掉競爭對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299年至1923年統治現土耳其的鄂圖曼人最終制定了「新君弒殺兄弟法」。^[5]

當蘇丹駕崩之後，誰能繼承大位取決於誰能控制國家機器和回報他的聯盟。實踐中這意味著必須控制國庫以養活軍隊。皇位繼承變成了一場適者生存的戰鬥，看看哪個皇子能成為下一位蘇丹。每個皇子都各自統治著自己的領地。當蘇丹死去，皇子們紛紛火速趕往首都君士坦丁堡，搶奪國庫以贏得軍隊支持。結果常常是發生內戰，每個皇子都帶著自己的人馬試圖奪取唯一的、完全的國家統治權。蘇丹生前可能已經中意某一個皇子，將他的領地安排在靠近首都的地方，這樣在墳墓裡都能繼續支持他。

鄂圖曼土耳其的皇位繼承非常血腥。不成功的兄弟通常被殺掉。穆罕默德二世（1429——1481）通過「新君弒殺兄弟法」將這種行為制度化。根據這項法律，所有不成功的皇位繼承人都將被絲繩勒死。一個世紀之後，穆罕默德三世據說殺掉了19個兄弟、兩個兒子以及15個懷孕的父王的妻妾，以此清除了眼前或未來所有潛在的威脅者。到了17世紀中葉，這種行為被較為仁慈溫和的做法取代——將所有男性親戚關在托普卡帕宮的第四庭院——幾乎可算是最早的黃金牢籠。有類似這樣的親戚，難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羅伯特・格雷夫斯的克勞迪斯要裝瘋。

鄂圖曼人的皇位繼承窘境絕非個例。英國國王「獅心王」理查死於1199年。由於他沒有直接繼承人，他死後至少有三個人有權繼承王位。理查的父親是先王亨利二世，第一位有權繼承王位的便是亨利二世的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諾，她已經年近八旬。第二位是理查最小的弟弟約翰。第三位是理查的另一位早死的弟弟傑佛瑞最大的兒子亞瑟（時年僅11歲）。

鑑於早年的經歷，老於世故的埃莉諾不願意冒險參與角逐王冠。她深知這麼做的後果。她選擇扮演好一位仁慈母親和祖母的角色，主動靠邊站，讓約翰和亞瑟去爭奪王位。更準確地說，她是在靜觀誰更有可能勝出便支持誰，世事變幻難料，她這麼做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想要登上大位的獨裁者必須準備好殺掉一切競爭者——包括最親近的家庭成員。鄂圖曼土耳其人將這種做法制度化，而英國人這麼做只是出於傳統。專制王權更迭過程所帶來的恐懼和不安全感，使謀殺成為這種極端環境下受人偏愛的解決方案。約翰是怎麼做的呢？在他已經繼位之後他仍然擔心亞瑟的挑戰。這種挑戰隨著亞瑟日益年長而愈顯強烈。最終在1203年，約翰將亞瑟投入監獄並將他殺害。傳說是約翰親手殺掉了侄子。除掉亞瑟之後，再也無人對他的王位構成威脅——直到12年後貴族們集結起來武裝討伐他，英國《大憲章》隨之頒布。

對領導人和他的支持者來說，繼承權意味著擁有一系列優勢。要想順利統治，收買合適的人是關鍵——而王子們有條件也有能力繼續回報支持者。他們知道錢在哪裡，也知道該收買誰。話說回來，宮廷中人為什麼非得熱切趨附繼承人呢？畢竟，一旦王子繼承了王位，其他人就當不上國王（或獨裁者、總統）了。支持王位繼承人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放棄你自己當上國王的機會。不過，這只是一方面。由於有太多人覬覦王位，成功的機會是很渺茫的。在現實中，先王的支持者們最好還是選擇擁戴王子，希望他能眷顧助他登頂的人們。

新上位的領導人需要支持者助他穩固權力，對繼承人來說，那些支持者本來就已經各就各位。王子知道那些人的底細，也知道該怎麼收買他們。當然，我們在路易十四的例子裡看到，王子有可能對致勝聯盟進行徹底改組。不過，先王的支持者們正確地相信古老箴言「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對他們來說不算一場糟糕的賭博。比起權力傳給外人來說，如果權力在王室內部從父傳到子、從國王傳給王子，核心支持者們有大得多的機會繼續保持他們的特權地位。如果你是一位王子，如果你想當上國王，你就絕不要扼殺父王的支持者們繼續被你倚重的機會。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唯你馬首是瞻。讓他們這樣做。你需要他們幫你平穩過渡。如果你要他們走人（也可能不會），可以等到以後把他們從宮裡逐走。切記，讓他們第一次知道你的真實想法的時機，就只能是你已經登上王位把他們從宮中逐出的那個時刻，一秒鐘都不能提早。

當然，如果你是一名想登上王位的年輕王子，你首先要確保活得比「支持者」久。眾所周知，歷史上那些攝政者們無一不是邪惡的看護人。假如一名攝政者起了殺心，受託看顧未來國王是自己成為國王的極好機會。英國國王理查三世就是一個例子。當愛德華四世於1483年死後，他12歲的兒子愛德華五世繼承了王位。愛德華四世的弟弟理查三世被封為護國公，受命照顧幼王。他本該主理朝政若干年後將權力交還給愛德華五世，然而與許多統治者一樣，理查三世對放權之說不以為然。

作為哥哥愛德華四世的遺願執行人，理查可以操控事態為自己服務。首先他把12歲的愛德華和弟弟關進倫敦塔，接著他指使議會質疑他們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宣布兩個王子是私生子。兄弟倆從此失蹤。理查三世也許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執行人」，但對執行死刑卻心安理得。（一般認為，1674年在一處樓梯下發現的兩具骸骨就屬於這兩個孩子）。

即使在依賴家族繼承的體制下，機會對於非血親的指定繼承人也是存在的。統治者們往往會指定自己的繼承人，而且有時候會從血親以外的人當中挑選，也許是因為他們明白如果在家族內部厚此薄彼會帶來何等恐怖的後果。舉例來說，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正式收養了他的繼承人提比略。黑幫首腦也經常這麼做。卡洛・甘比諾指定保羅・卡斯特拉諾為他這個紐約黑手党家族的下一任老大。在這些情形裡，被指定的繼承人一般被認為將繼續發揚光大前任的事業。於是，就沒有什麼必要急於幹掉前任。新的指定繼承人甚至還有助於提升舊老大的威望。

對年老體衰的統治者來說，指定一名新的繼承人將幫助他們在掌權中度過餘生。然而只要聯盟裡的關鍵支持者相信繼承人將保持聯盟人員構成的足夠連續性，那麼家族內繼承人便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聯盟成員期望從「父——子」傳承中得到的東西，外人很難給得比這更多。

教皇的登頂之路

一些最偉大的傳說和電影描繪了個人的行為如何影響整個國家、人民和信仰的結局。無論是天行者盧克糾結於與父親的關係還是弗羅多摧毀魔戒，大眾的戰鬥比起個人勝利來說是次要的。當然，這是虛構作品的主題，然而這樣的事情歷史上確曾發生過。

基督教的頭幾百年裡，羅馬主教——即教皇——即使在基督教內部都只是相對次要的人物。主教們是基督教實踐和信仰的主宰者，但直到336至384年在位的達瑪蘇斯一世，羅馬主教才真正躍居所有其他主教之上，成為西方的羅馬天主教會最高領袖。^[6]達瑪蘇斯最終因其卓越的成就被尊為聖徒，他的行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如何操控不可或缺者、有影響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個案。

4世紀晚期，在東西方基督教會的較量中，東方看起來具有一個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徒們以及耶穌本人都來自東方。聖地都在耶路撒冷、加利利以及位於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和敘利亞的附近城市。有這樣無可爭辯的事實，基督教怎麼能不首先被視為是一個東方的宗教呢？見識超卓的達瑪蘇斯找到了一個答案。沒錯，使徒們確實來自東方，但彼得和保羅卻是在羅馬殉道且葬於羅馬。於是他爭辯道，羅馬是使徒傳道行為的發生地，並且影響深遠的殉道榜樣從東方來到了這裡，基於上述事實，羅馬具有特殊地位。達瑪蘇斯雄辯地指出，只有彼得在羅馬的教會才能成為基督教的中心，因為耶穌說過（馬太福音16:17——20）：「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於是，比起東方的教區來說，羅馬必定具有優越性。表面上看，這是一種明顯的宗教論辯——然而，強有力的宗教論辯背後卻隱藏著建立致勝聯盟的戰略，達瑪蘇斯因此得以當上教皇並使羅馬教會成為新的權力中心。

在當今，老教皇死去後，新教皇是由樞機主教團投票選舉產生的。在達瑪蘇斯的時代，選舉方法大不相同。可相互替代者——即選擇人集團——由羅馬教區的所有基督徒構成；有影響者至少包括當地教士和行省其他地方的主教。而確立致勝聯盟——即不可或缺者——正是達瑪蘇斯成功故事的起點。

達瑪蘇斯有一個競爭對手烏爾西努斯。烏爾西努斯在普通教眾和很大一部分教士當中相當受歡迎。與他相反的是，達瑪蘇斯受到貴族階級的支持。這兩人與前任教皇利貝里烏斯均關係密切。354年，利貝里烏斯被羅馬皇帝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放逐到庇哩亞，達瑪蘇斯與烏爾西努斯一起跟隨他到了流放地。然而與烏爾西努斯不同的是，達瑪蘇斯迅即拋棄利貝里烏斯返回羅馬，轉而支持受到皇帝喜愛的對立教皇菲利克斯二世。這一舉動毫無疑問加強了統治階級對達瑪蘇斯的歡迎，但疏遠了普通教徒和教士階層。

利貝里烏斯死後，兩場教皇選舉同時舉行，達瑪蘇斯和烏爾西努斯各自宣稱當選。烏爾西努斯由忠實的平民信徒選出，而達瑪蘇斯則受到權勢人物眷顧。暴亂接踵而來，導致在羅馬很受歡迎的西希尼努斯教堂發生了一場血腥屠殺，137人遇害。羅馬的行政長官——世俗統治者——隨即介入，透過將達瑪蘇斯確立為唯一的教皇而恢復了秩序。他們將烏爾西努斯流放到高盧以消除他的威脅。總而言之，烏爾西努斯背後由普通信徒構成的較大聯盟被達瑪蘇斯背後較小但強大得多的聯盟擊敗。

達瑪蘇斯得到貴族階級的支持不是偶然的。我們前面提到他支持菲利克斯二世，而反對利貝里烏斯。他鍥而不捨地尋求羅馬上層階級的支持，很多貴族在他擔任教皇之前（以及期間）都是異教徒，他透過忠心執行有利於貴族的政策來換取貴族對他的忠心。舉個例子，達瑪蘇斯養成了結交羅馬上層階級婦女的癖好。他的詆毀者直指他和羅馬頭面婦女們的關係密切，便指控他犯了通姦罪（以及謀殺罪）。在羅馬皇帝的親自直接干預下，他被免於罪責。與此相反，他的鼓吹者們指出，他使許多貴族異教徒婦女改信了基督教，她們又把丈夫們拉了進來，從而擴大了羅馬基督教人口中的選擇人集團乃至有影響之人的數量。這當然有利於教會的成長，同時也有利於達瑪蘇斯把持權力。與烏爾西努斯不同，達瑪蘇斯依靠的是一個小型聯盟，他設法從人數擴張的有影響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當中精選出了這個聯盟。

作為一名老謀深算的戰略家，達瑪蘇斯還通過對羅馬普通基督教大眾做工作，進一步擴大了可相互替代者的數量。這有利於他穩固政治權力，有利於他強化對教會財產的任意處置權，這項權力使他日後能夠發展重要的公共事業，使他能聘請（聖）耶柔米翻譯出第一部拉丁文聖經，而這進一步鞏固了羅馬教皇對聖經意義的解釋權。

達瑪蘇斯是如何做到擴大自己對普通教眾——可相互替代者的吸引力的呢？要知道很多人一直反對他擔任教皇。在日漸衰落的羅馬帝國，好像很多剛剛改信基督教的普通民眾仍然懷念他們的異教羅馬神祇。達瑪蘇斯發現，這些人似乎願意將羅馬神祇替換為基督教殉道者。於是，達瑪蘇斯全力尋找基督教殉道者們的埋葬之所並豎立起雄偉的大理石紀念碑。其中一些紀念碑和其上的碑文在今天的羅馬城依然可見。

達瑪蘇斯的努力結出了碩果。他擴大了普通基督教眾的規模並贏得了他們的好感，他得到了上層階級的支持，他甚至獲得了羅馬皇帝本人的支持，皇帝認可了他有關羅馬教會地位超凡的觀點。380年2月28日，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布任何人都必須遵守基督教的原則，這些原則由「耶穌門徒彼得和繼承人達瑪蘇斯主教和亞歷山大里亞的彼得向羅馬人闡明」。^[7]

達瑪蘇斯知道為了爬上權力頂峰並保持權力應該做什麼。實際上，在他透過不光彩的方式當選教皇之後，他為羅馬天主教做出了重要貢獻並為自己贏得了聖徒地位。達瑪蘇斯通往權力之門之所以敞開，緣於他的前任利貝利烏斯的失誤，後者不僅沒有與羅馬皇帝建立同盟關係反而得罪他。達瑪蘇斯沒有犯這種錯誤。他在規模擴大的有影響者和可相互替代者中建立起一個小型的致勝聯盟，因此確保了他個人和教皇權位得到忠誠持久的支持。在他爭奪權力的過程中，他使基督教偏離了它的東方起源，轉而日益成為一種西方的信仰。

類似利貝里烏斯這樣的領導人未能做正確的事，結果為新人上台提供了機會。但切記，我們必須從一個潛在支持者的視角來理解什麼東西構成了「正確的事」。它可能與對社群或國家最有利的東西毫無關係。如果有人以為統治者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即對國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當學究而千萬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權與做好事毫無關係，而永遠與做有用之事有關係。

從破產中攫取權力

實踐表明，有一件事永遠有用，那就是保持清償能力。如果一個統治者用於收買支持者的錢出現短缺，別人就非常容易開出誘人的價碼策反他的聯盟成員。財政危機是發起進攻的絕佳時機。

人們通常透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階級戰爭的稜鏡來看待俄國革命。事實也許要簡單得多。1917年2月，克倫斯基的革命者們之所以能夠占領冬宮，是因為軍隊沒有阻止他們。而軍隊之所以沒有阻止他們是因為沙皇撥給軍隊的錢不夠。沙皇之所以沒有足夠的錢是因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愚蠢地砍掉了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伏特加稅。

沙皇尼古拉沒有分清楚好像好的公共政策與壞的政治決策。他有一種糊塗想法，即一支清醒的軍隊比一支醉醺醺的軍隊應該更能打仗。尼古拉看來是認為禁止伏特加買賣將改善俄國軍隊在一戰戰場上的表現。然而他忽略了明顯的負面影響。飲用伏特加在俄國大眾特別是軍隊中極為盛行。伏特加如此受歡迎且消費量巨大，它構成了俄國政府歲入的三分之一。一旦禁止伏特加買賣，沙皇的收入立刻銳減。而由於戰爭，他的開銷卻在持續增長。

沙皇很快就沒有能力繼續收買忠誠。結果就是他的軍隊拒絕鎮壓罷工群眾和示威者。在推翻沙皇政權之後，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成立了短命的民主政府。但他未能長久掌權。他的錯誤恰恰就在於建立了民主政府——這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致勝聯盟，他還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繼續參加一戰——因此從一開始就得罪了他的聯盟。

一旦沒有人阻止革命，沙皇立刻倒台。路易十六在法國革命中的遭遇相當類似。成功的領導人必須從這些例子中吸取教訓，將開源創收和收買支持者置於一切之上。再來看羅伯特・穆加貝成功穩坐辛巴威總統寶座的例子。由於穆加貝糟糕的政策，辛巴威的經濟崩潰。到處是饑荒，霍亂疫情三不五時橫掃全國。穆加貝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明白只要確保能付錢給軍隊，人民水深火熱並不重要。儘管媒體經常猜測他的狀況，但到目前為止穆加貝始終能做到這一點，並在年近八旬之際依然穩坐總統寶座。他把一個一度繁榮的農業輸出國搞成了一個仰賴外國援助的國家。對他統治下的人民來說，穆加貝的所作所為無疑糟糕透頂，但他卻是一個了解統治規則的大師。對於凡是與收買黨羽有關的一些最重大政策，他都一概推行。這就是為什麼沒人想罷黜他。

沉默是金

我們從小都被教導「沉默是金」。實踐證明，破壞了這個最基本的原則，也會導致在位者被政治對手搞垮。

一旦致勝聯盟成員開始懷疑自己有朝一日將拿不到個人好處，在位者因提供報償而具有的優勢將立刻喪失。在位者如果無法讓聯盟成員確信他將繼續關照他們，他就給競爭者提供了奪權的黃金機會。1965年，阿爾及利亞總統艾哈邁德・本・貝拉愚蠢地開口之後，旋即被胡阿里・布邁丁奪走了總統寶座。他本該保持沉默。

本・貝拉在足球場上和戰場上都聲譽卓著。1936年他加入法國軍隊，駐紮在馬賽期間，他在當地的職業足球隊踢球。因在二戰中的英勇表現，他被授予法國十字軍功章和法國軍事獎章。二戰結束後，他投身於阿爾及利亞擺脫法國統治的解放運動，成為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並於1963年當選總統。儘管才能出眾，他卻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1965年6月12日，他宣布一週之後將舉行政治局會議，會上將討論三個重大事項：（1）改組內閣；（2）撤換軍隊領導人；（3）清算軍中反對派。他隨後離開阿爾及爾前往奧蘭。

這一宣示無疑等於告訴他的核心支持者，他將撤換掉他們中的一些人。由於他並沒有透露打算具體清除誰，共同的危機感使所有人都起念要除掉他。

本・貝拉的愚蠢預告為胡阿里・布邁丁提供了起事的緣由。沒有人知道誰會被撤換，但根據本・貝拉咄咄逼人的宣告，肯定有不少人會落馬。由於這個非受迫性失誤，本・貝拉失去了他的在位優勢，給了胡阿里・布邁丁一週的時間密謀政變。在預定開會日期的前一天，本・貝拉回到了阿爾及爾，當昔日朋友塔哈爾・茲比里上校將槍口對準他時，他才如夢初醒。布邁丁抓住了機會，而本・貝拉的核心支持者選擇了背叛。^[8]沉默確實是金，只可惜本・貝拉知道得太晚了。在你必須做某事之前，絕不要提前攤牌，這無疑將斷送你的好局。

制度變革

一般人有一種看法，認為政客們不會改變使他們掌權的規則。這是錯的。他們時刻準備著要削減致勝聯盟的規模。政客們想方設法要避免的是那些會導致需關照人數增加的制度變革。不過儘管他們極力要避免，但有時制度卻必須變得更有包容性。這會削弱獨裁者的地位，因為他所建立的聯盟和支付的報酬將不足以維持他的權力。

在舊蘇聯體制下，鮑里斯・葉爾欽本來沒有可能爬上權力頂峰。^[9]他試圖出人頭地的第一次嘗試是建立在和沙皇尼古拉禁止伏特加買賣一樣愚蠢的政見上。他要取消官僚們享有的特供商店、上最好大學的特權以及廣大蘇聯人民無權享受的其他各種好處。當然，這樣的政見受到普通群眾的歡迎，但群眾在選擇蘇聯領導人上沒有什麼發言權——官僚們有。米哈伊爾・戈巴契夫認為葉爾欽是一匹脫韁野馬，將他黜貶。經歷了這次挫折，葉爾欽在時局變化中只能依靠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創造性生存下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蘇聯經濟停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面臨嚴重的兩難局面。除非他能使蘇聯經濟有所起色，不然將很容易喪失財源。我們前面已經看到，這種情況會讓領導人深陷麻煩。為了搞活經濟從而有足夠的錢，戈巴契夫必須放鬆對人民的管制，解放他們被壓制的創造潛能。

對蘇聯人來說，經濟上的解放並非小事一樁。它意味著給予蘇聯公民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好的一面是，這使人民得以交流、協作和互動，有利於經濟增長；壞的一面是，允許人民交流、協作和互動將助長大規模的政治抗議。戈巴契夫並非傻子，想來他也知道自由化會讓他陷入麻煩。可惜他進退兩難。沒有強大的經濟，蘇聯肯定將無法與美國競爭，無法保持超級大國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將無法繼續為黨內成員提供回報。為了經濟好轉他不得不拿政治控制去冒險，風險不僅來自於急於致富的普通大眾，也來自於擔心喪失特權地位的聯盟內部。戈巴契夫扔出了骰子，最終失掉了賭局。

首先，戈巴契夫在自己的聯盟內部遭遇了一次政變。1991年，反改革的黨內強硬派擔憂喪失特權（這正是葉爾欽的公開目標），遂罷免戈巴契夫，控制了政府。葉爾欽在紅場登上坦克頂，說服蘇聯軍隊不要向渴望改革的示威者開槍。以葉爾欽為首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挫敗了這次企圖重回蘇聯壓迫體制的政變。群眾運動也讓戈巴契夫短暫重回總統寶座，但蘇維埃聯盟已經搖搖欲墜，幾個月之後，蘇聯帝國解體。

葉爾欽經歷了反特權的慘敗，明白他不可能在蘇共內部建立自己的致勝聯盟，但他可以透過大大提升俄羅斯聯邦官僚們的預算自主權來贏得這些人的支持。比起留在蘇聯內，他們在俄羅斯可以更加有錢有權。透過這種方式，葉爾欽瓦解了戈巴契夫的聯盟，自己成了贏家。實踐證明，比起治理國家，葉爾欽更擅長的是如何上台。不過這是後話了。

在民主國家如何上台

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例子都是關於獨裁者的。而在民主國家，儘管權力交替一般來說遠為平和，但遵循的機制是一樣的。正如在專制國家，一位民主國家的挑戰者也必須廢黜在位者、掌握國家機器、充分回報支持者聯盟，使他們力挺他上位。不過在民主國家，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相當不同。

某些方面來說，在民主國家要達到這些目標比較容易。比方說，在民主國家要挖致勝聯盟的牆角相對不那麼困難，因為民主領導人需要的支持者人數非常龐大。領導人嚴重依賴公共物品來回報支持者，但恰恰因為主要回報方式是每個人都能獲益的公共物品，聯盟內的人獲得的好處並不比聯盟外的人多多少。不僅如此，由於聯盟規模如此巨大，聯盟內部個人得到的好處就相對有限，忠誠度被進一步稀釋，被下一任領導人的聯盟排除在外的風險也相對較小——畢竟，下一任領導人同樣需要人數眾多的支持者——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在位者的優勢。

挑戰者開出比現政府更高的回報價碼，就能成功。由於有太多人需要回報，這就意味著必須提出更好或至少更受歡迎的公共政策。不幸的是，儘管比較容易侵蝕現任領導人的支持者聯盟，挑戰者必須面對如何報答自己的支持者這個難題。

民主領導人必須控制政府機構才能上台，但卻不是像在專制國家那樣迅即達到目標。比方說在美國，11月當選的領導人直到次年1月才宣誓就職。這段時間差給了候任領導人準備的時間，提名自己的內閣成員，安插人馬到各個關鍵崗位。最早的時候，這段時間差（遲至次年3月）是考慮到候任領導人從他所在的州趕到首都需要花幾個月時間。而獨裁者或君主大位的競爭者們可從來不會好心等待他們遠方的親戚千里迢迢趕來和他們競爭。在接管權力這方面，民主國家領導人無須著急，因為判定現任領導人失敗的民主規則已經同時為他們創生了一個新的支持者聯盟。

民主國家裡的家族繼承

由於依賴一個很大的致勝聯盟，民主領導人沒辦法給支持者提供非常慷慨的個人回報。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足夠的錢。於是民主領導人需要找到支持者喜歡的有效的公共政策，以這種形式來回報支持者的忠誠。但這不等於說在民主政治中就不存在私相授受。確實存在。這解釋了為什麼王朝式規則就算在民主國家都很常見。舉例來說，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研究表明31.2%的美國女性議員（以及8.4%的男性議員）有近親此前擔任過相同職務。^[10]歷史上20%的美國總統互相之間有近親關係。偶然和公平競爭可解釋不了這一現象。

王朝式規則在民主國家司空見慣的原因與在獨裁國家和君主制國家毫無二致。有誰比家族成員還能更好地保護家族財富和威望？民選官員花小錢賺大錢，享受權力，他們與奧古斯都皇帝或卡洛・甘比諾一樣，渴望讓自己的子孫享有一樣的好處，保護他們的遺產。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俄亥俄州的塔夫脫家族一代又一代身居高位。1999年至2007年當政的俄亥俄州州長鮑勃・塔夫脫家世顯赫。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曾是美國參議員。他的曾祖父是美國總統，高曾祖父是司法部長和戰爭部長。甘迺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羅斯福家族、布什家族以及很多其他美國家族都具有漫長而顯耀的從政史。

當然，王朝式規則在民主國家以外更普遍。不過即便你沒有走運到出生於一個政治王朝，只要你有好的或至少受歡迎的理念，你也有望在民主國家上台。而在獨裁專制國家，造福人民的好的理念幾乎不可能助你掌權。

民主是關於好理念的「軍備競賽」

在民主國家，競爭是智力上的，而非肉體上的。對於獨裁者來說，殺掉對手很奏效，但在民主國家這樣做無疑會讓自己在政治上萬劫不復。當然，從道德的立場來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從一位民主領導人的角度來看，推論就是，即使好的公共政策都未必能收買到多少忠誠。

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政策帶來的好處，不管他是否支持現任領導人。如果一名領導人整治了環境、解決了全球暖化問題，那麼每個人都是贏家，儘管每個個人看重這些事情的程度各不相同。但過去的行為買不來忠誠。當一名競爭對手出現，拿出整治環境的更便宜的方案，或者拿出人們更關心的其他問題的應對政策，那麼這名對手就可能通過選票上台。獨裁政治是關於個人回報的爭奪戰，而民主政治則是關於好的政策理念的爭奪戰。只要你依賴的是規模巨大的支持者聯盟，那麼如果你犧牲公共利益來回報你的黨羽（一如你在獨裁國家會乾的），你肯定會被趕下台。

溫斯頓・丘吉爾無疑躋身於英國歷史上最偉大政治家之列。他因其精彩的演講而著稱。然而，單靠愛國主義修辭不足以在二戰中擊敗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丘吉爾並不只會發表辭藻虛華的演講，他也帶來了政策成果。他說服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實施《租借法案》，使基本上已經破產的英國能繼續戰鬥。他將英國經濟轉入有效的戰時狀態，想方設法逼迫軸心國在多線作戰。戰爭快結束時，他廣受英國人民的愛戴和讚揚。然而在1945年7月舉行的大選中，克萊門特・阿特利領導的工黨大勝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從技術上講，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甚至還沒結束，而溫斯頓・丘吉爾為贏得這場戰爭做出的功勞不遜於任何人。然而英國人民已經迫不及待地拋棄了他。

在英國取得阿拉曼戰役勝利後的1942年11月，丘吉爾說了一番著名的話：「我作為國王的首席大臣不是為了負責清算大英帝國。」英國選民使他不必如此。丘吉爾繼續推行緊縮政策以期重塑英國昔日榮光。然而經過了6年艱苦的戰爭、物資配給和犧牲，這些政策已經喪失吸引力。阿特利則選擇提升英國國家醫療服務，建立一個福利國家而不是重塑國際霸權。他贏得了好理念的戰鬥。很少人否認丘吉爾功勳卓著，他也廣受喜愛。但贏得大選的卻是阿特利。

聯盟動力學

民主領導人需要大量支持者，這是他們的弱點。如果你能發現令現任領導人的支持者不滿的某個問題，很快就輪到你來當領導人了。在一個民主國家，分而破之是上台掌權的完美法則——這一策略最偉大的踐行者之一就是亞伯拉罕・林肯，他通過分化民主黨的支持者而於1860年奪取了總統寶座。

在1858年伊利諾州參議員競選中，林肯逼迫史蒂芬・道格拉斯就奴隸制的立場表態，而就在此前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德雷德・史考特一案中裁決美國國會無權在聯邦准州廢止奴隸制。道格拉斯被將了一軍。如果他表態說奴隸制可以被準州人民排除在疆界之外，他可能會贏得在伊利諾州的選舉，但將動搖黨的根基；如果他說奴隸制不能被排除，他可能敗選並大大削弱成為186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候選人的機會。道格拉斯最終表態稱準州人民可以拒絕奴隸制，他贏得了參議員選舉，但他對於奴隸制的這一表態在兩年之後的1860年總統大選中分化了民主黨，為林肯上台鋪平了道路。

與歷史上其他美國總統不同的是，林肯預見到在總統大選中，他在非常大一部分選民中不受歡迎。他知道自己在1860年大選中的最佳機會、可能也是唯一的機會就在於分而破之。假設道格拉斯以贊成奴隸制來回答林肯的問題（也就是支持德雷德・史考特案判決符合國家法律），他幾乎肯定會在參議員選舉中輸給林肯。這可能在1860年能夠保住民主黨的團結，但又會提升林肯作為在任參議員獲得的支持度。而道格拉斯實際做出的回答則無疑讓民主黨在他參選的問題上產生分化。隨著黨內競爭對手布雷肯里奇和貝爾的挑戰，道格拉斯失掉了贏得南方選票的機會，這使他和他的黨內對手注定在大選中失敗，儘管林肯取得的票數優勢很小。林肯只獲得不到40%的普選票就擊敗了分裂的民主黨對手，他在南方甚至一票未得。相似地，1992年比爾・柯林頓獲得了43%的普選票擊敗時任總統喬治・W・H・布什（他獲得38%的普選票），在不小的程度上這得感謝另一位角逐者亨利・羅斯・佩羅（他獲得了19%的普選票）。^[11]林肯明白，他必須盡可能縮小致勝聯盟的規模，儘管他處在一個本質上是大聯盟的體制內。

1864年尋求連任時，林肯沒有忘記這一重要原則。眼見自己前景堪憂，林肯設法擴大了可相互替代者和有影響者的規模，這樣他可以從那些此前根本沒有什麼發言權的人當中建立致勝聯盟。如何做到這一點？他引入了缺席投票，這樣服役的士兵也可以投票，這在紐約產生了尤其重要的影響。一般認為，在1864年林肯與喬治・麥克萊倫將軍的選舉對決中，正是士兵票幫助林肯拿下了紐約州。在利用政治規則為己服務方面，林肯是一位大師，他在非常大一部分美國人民不歡迎他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獲勝。

在民主國家，政治是關於理念的軍備競賽。正如在統治期間民主領導人必須回應人民的訴求一樣，提出選民喜歡的政策有助於競逐公職，願意多做事是有好處的（相比少做事）——哪怕將來會產生極其嚴重的經濟後果（不過屆時你已經卸任了）。務必在短期內滿足你的聯盟。當政客們哀嘆你在「拿孩子們的未來作抵押」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懊惱不是他們想出了選民真正需要的政策。當然，選民有可能對近來歐巴馬的一萬億美元計劃感到內疚，但他們是否會投票拒絕該計劃，讓我們走著瞧。有這般父母，孩子們何需敵人？

關於上台的最後評論：多伊軍士的終極命運

我們關於上台的描述始於賴比瑞亞軍士多伊的故事。他的結局對那些尋求權力的人很有警示意義。正如本書餘下部分將闡明的，上台和保持權力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多伊軍士知道賴比瑞亞的錢在哪裡。而只要他知道錢在哪裡並用它維持軍隊的忠誠，就能夠無數次挫敗推翻他的企圖。麻煩在於，你只要失敗一次就完蛋了，而「錢在哪裡」這個問題成了多伊軍士最後聽到的事。

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不再需要多伊的幫助，1989年美國政府終止了對他的進一步經濟援助。政敵查爾斯・泰勒和約翰遜王子在布吉納法索和象牙海岸政府的支持下看到了機會，發動叛亂。多伊派兵反擊，但他的士兵不僅沒有像職業軍隊那樣行事，反而燒殺搶掠，一點都不在乎得罪有可能拯救多伊的人民。

平民成群結隊加入叛軍。多伊決定親自坐車去找剛剛抵達的奈及利亞維和部隊，這一舉動顯示了他有多麼缺乏政治才能或判斷力。經過一番激戰，多伊的衛隊被全殲，約翰遜王子將多伊活捉並用攝影機拍下了拷問過程。在約翰遜割下多伊的耳朵並生吞前，審訊人員一遍又一遍地逼問多伊：「錢在哪裡？銀行帳戶是多少？」多伊拒不回答。也許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得死，拒不張口能讓他的家人享有他的勞動果實，在舒適的流亡生活中度過餘生。

在治理國家方面多伊十分無能。他將一個本已貧困的國家拖入了更深的貧困和內戰。但他知道上台的奧秘。儘管形式多樣，成功的挑戰者都遵循基本的原則。他們對現任領導人的關鍵支持者提出了比當前所得更高的預期回報。但對挑戰者來說不利的是，現任領導人有一個重大優勢，即當前致勝聯盟的成員們可能相信該領導人會繼續填滿他們的私囊或提供他們想要的公共政策。而一旦現任領導人被人知道病入膏肓、個人拿得太多、選擇錯誤的政策或關鍵支持者的忠誠度很弱，那麼挑戰者登堂入室廢黜現任領導人的大門就敞開了。

獲取權力意味著要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快速果敢地行動，只爭朝夕。此外，上台還意味著要逮捕任何反對者，在民主國家這是比喻意義上的，在獨裁專制國家則是肉體上的。上台這件事不適合心虛膽小者。

然而，當上領導人並不是政治的結束。就算你已經大權在握，享受權力的好處，其他人仍在虎視眈眈。他們也想要你這個拚命得來的職位！政治是危險的職業。我們將看到，成功的領導人應對風險的方式是緊緊依靠一個忠誠的聯盟。那些在這第一個任務上失敗的人，為別人推翻他們打開了大門。

第三章 | 掌權

經過千辛萬苦，雄心勃勃者終於成功攀上高位。無論是通過家族繼承、政變、選舉、起義、謀殺還是騷亂，他終於奪取了權力。現在他面臨著一個新挑戰：如何緊緊掌權。

正如多伊軍士的殘酷生涯教導我們的，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與維持大權所需的本領完全不同。不僅如此，權力的生存法則與統治得當所需的必要技能並不總是相同。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曾經簡潔明瞭地描繪了那些攀上權力頂峰者的痛苦：「一旦你王冠加頂，王座就是你安坐之處，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動別動。你以前所有的人生不過是等待成為國王，現在你已經是國王，你只需統治。沒有這長久的等待成何統治？等待你被廢黜，不得不與王座、權杖、王冠和你的腦袋告別的時刻。」^[1]

那麼，一位新上位的統治者該做什麼來保住他的（或她的）腦袋？一個好的起點就是強化支持者聯盟。這看起來是個著實簡單的任務。畢竟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支持者聯盟去擊退對手，一個人不可能攀上權力頂峰。然而，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不會過分依賴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從前的統治者之後，他們遲早會意識到他們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幹一次。

一名老謀深算的新領導人會迅速採取行動將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換成那些所獲利益更能確保其未來忠誠度的人。只有在開除、清洗、收縮某些特定的關鍵支持者之後，一名領導人的未來權位才有保障。

不僅對獨裁者來說是這樣。在似乎不那麼殘酷的商業世界裡，建立一個修正後的聯盟是同樣迫切的要求，我們來看看惠普公司執行長卡莉・菲奧莉娜的沉浮錄。

追求人頭數的治理方式

企業的執行長與國家領導人一樣面臨下台的風險。由於易受政變攻擊，他們需要調整公司內的聯盟（通常由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組成），引進忠心耿耿的人，踢掉潛在的麻煩製造者。一般情況下，他們有大把的人可供挑選，也有豐富的經驗做各種決策。但與國家領導人一樣，他們會遭遇既成聯盟內某些成員的挑戰，這些人很難搞定。

大多數公開上市的企業都具有千百萬可相互替代者（股民），一個人數少而股份多的有影響者集團（大的個人股東和機構股東），以及一個非常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團，一般不超過10——15人。在這麼小的一個團體裡，哪怕成員人數有極微小的變動都會引起影響公司運作的深刻後果。我們將看到，這一點對惠普公司來說尤其正確，因為正如在所有的公司，聯盟成員人數的微小變動會導致公司給的預期報酬占比的巨大變化。

就惠普公司來說，執行長的致勝聯盟由相對來說很大一塊實際選擇人構成，因為公司的股權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按照成員人數來衡量公司聯盟的規模，也可以按照他們佔有的股權多少來衡量。在惠普公司這個例子裡，不可或缺者集團和有影響者集團只占所有選擇人的極小部分，因為公司的創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家族保持著大量股份，長年以來這一情況與福特汽車、賀曼等不少其他公司相似。

與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一樣，參與一家企業也可以獲得利益。這些利益可以是給所有人的回報，也可以是只付給不可或缺者的私人報酬。在公司背景下，私人利益通常的表現形式有薪水、額外津貼和股票期權。而給所有人的回報——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稱的「公共物品」——則採取股息（每股數量相同）和股價上漲的形式。對執行長來說，當致勝聯盟很大時，透過私人報酬來收買不可或缺者的忠誠就不是一種划算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才是上策。聯盟成員通常都渴望獲得私人好處。然而，非常大的股東更青睞股息和股價上漲而不是私人報償——而他們恰好也是致勝聯盟的一員——因為這使他們成為了公共物品的最大接收者。惠普公司恰恰就是這種情況，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家族擁有著舉足輕重的股份。

在一個公司裡，到底是誰構成了不可或缺之人？這個聯盟通常包括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裡的少數人。這些董事來自高級管理人員、大機構股東、執行長親自選定的朋友和親戚（當然一般都冠以公民領袖之名）以及執行長本人。按照研究公司的經濟學家的術語，董事會的人員構成可分為內部人士（雇員）、灰色成員（朋友和親戚）和外部人士。任何公司的董事會職責之一是任命、留用或免除執行長。一般來說執行長的任期都很長，至少惠普的第一任執行長和創始人戴維・帕卡德是這樣的。1992年他被內部人士路易斯・普萊特取代，後者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在公司效力。普萊特在1999年退休，由外部人士卡莉・菲奧莉娜接任。此後，惠普的董事會就頻繁罷免執行長。

顯而易見的是，任何牽涉到罷免上任執行長的董事會成員，都有可能對新任執行長造成麻煩。既然曾經是「政變」發動者，毫無疑問他們在形勢所迫之下隨時有可能再來一次。這裡所說的形勢無非就是執行長開始實施我們前面闡述過的一個或多個統治規則，特別是當這些規則的實施損害到了他們的利益。

對執行長任期長短的研究表明，不出意外地，執行長與董事會成員的個人關係越緊密任期就越長。正如在獨裁國家子女可能成為受寵的權力繼承者一樣，執行長上台後會預期朋友、親戚和同事將是更忠誠的支持者。路易斯・普萊特升任惠普的執行長大概就是出於這個邏輯。越多的外部人士進入董事會一般來說會轉化為對投資者的更多回報，也就是對所有人都有好處。與此同時，執行長面臨的風險卻將大增。^[2]因為執行長的利益與投資者的利益極少相同，執行長巴不得董事會裡的外部人士越少越好。

公司裡的麻煩，特別是那些嚴重到足以扳倒現任執行長的問題會激起董事會的關注和加強監管，這會讓現有的聯盟變得不那麼可靠。不僅如此，在前任執行長被罷免之後，新的接替者在建立和調整董事會時可能會遇到真正的阻礙。畢竟，舊董事會成員罷黜前任執行長可不是為了讓新執行長來輕易罷黜他們。然而，任何稱職能幹的新執行長想做的正是這個。凡是長命的執行長都在這點上獲得了成功。

卡莉・菲奧莉娜在1999年成為了惠普的執行長。經過六年動盪的歲月，她於2005年年初被免去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職務。在被免職之前，她曾是一場不成功的代理權爭奪戰的靶子，這場爭奪戰由惠普兩位創始人的兒子沃爾特・休利特和戴維・伍德利・帕卡德發起。為了持續保持董事會裡內部人的影響力，創始人戴維・帕卡德的女兒蘇珊・奧爾當時也在董事會裡。這些人全都擁有大量公司股份。作為大股東，休利特、帕卡德和奧爾更關心公司的總體表現，而不那麼在意作為董事會成員獲得的私人回報。這對投資者來說是好事，然而對卡莉・菲奧莉娜來說卻是潛在的壞事。

選擇卡莉・菲奧莉娜出任執行長的董事會有14名成員。我們已經看到，裡面包括了3名公司創始人的親屬；此外還有3名惠普現任和退休的雇員。^[3]換句話說，菲奧莉娜一開始面對的董事會裡有一個由內部人和灰色成員組成的實力團體，他們都不是她選定的，並且都與公司股價存在重大利害關係。顯而易見，卡莉・菲奧莉娜必須採取措施精簡董事會，使之對自己有更強的依附性。這不是個簡單任務——儘管先前的董事會挑選了她，他們卻不是她親自選定的忠誠分子。

不管怎麼說，她達到了目的。在菲奧莉娜上任一年之後，2000年惠普給股東的委託聲明書裡只列出了11名董事，比先前人數少了20%。包括戴維・伍德利・帕卡德在內的3人消失了。隨著菲奧莉娜的地位日益穩固，董事會持續萎縮——2001年的委託書裡只列出了10名董事，與當初的董事會相比縮水了30%。菲奧莉娜對自己的控制力越來越有信心，她發起了對康柏公司的併購，這一舉動一方面有利可圖，另一方面卻為她的持續統治帶來了嚴重的風險。

當然，菲奧莉娜將兩家公司合併說成是惠普及其股東的福音。她在2002年2月4日解釋說：

一家技術公司能在大大提升市場地位的同時大幅縮減成本結構，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康柏和惠普處於同一行業，遵循同樣的戰略，也處於相同的市場，具有互補性。所以，沒錯，我們是想過要慢慢來。但在經過兩年半的深思熟慮和準備之後，我們認為停滯不前會帶來嚴重的風險……停滯不前意味著選擇了退縮之路，而不是去領導。^[4]

沒有理由懷疑菲奧莉娜對收購康柏充滿了真心誠意的期待。不過，檢視一下當初她的任命和她的觀點如何與更廣大的市場情緒想契合，這點會很有啟示意義。就在宣布卡莉・菲奧莉娜出任惠普公司執行長的前一天，惠普的股價是每股53.43美元。恰當地說，市場對她被任命這一消息的反應可以說是不確定的。隨著消息公布，惠普的股價應聲下跌，然後一路走低，到了大約3個月之後的1999年10月，股價跌至每股39美元。當然，市場會往前看，投資者也在觀望和了解當中，並修正對於菲奧莉娜執掌惠普的預期。消息面和修正後的預期一度非常正面，因為到了2000年4月初惠普的股價引人注目地躥升到了每股78美元。然而好景不長。4月7日之後，惠普股價開始狂瀉，到2002年9月跌至最低點每股約12美元，大大跑輸主要股指的表現。到了2005年2月菲奧莉娜辭職時，惠普的股價也僅回升至每股20美元左右。

就與康柏的併購案而言，市場的反應同樣悲觀。惠普在2001年9月3日宣布了將收購康柏的計劃。股價應聲而漲，當年12月來到高點每股23美元左右，然而仍然遠遠低於菲奧莉娜接任惠普執行長前的股價。從1999年7月（宣布菲奧莉娜任命那天）到2001年12月末，調整後的道・瓊指數下跌了9.4%，而惠普的股價卻縮水了47%。

從任何惠普的大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包括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菲奧莉娜肯定是一位災星。他們的公司表現跑輸大盤，財富大大縮水。她是一名麻煩不斷的執行長。儘管如此，宣布收購康柏的計劃之後一度上升的股價顯示了重新恢復的、儘管是短暫的樂觀情緒。然而市場討厭公司內訌，當沃爾特・休利特和戴維・伍德利・帕卡德宣布他們反對併購康柏之後，情況開始逆轉。很快股價崩盤，幾近被腰斬，原因是休利特和帕卡德計劃在年度股東大會上發起代理權競奪戰，尋求足夠數量股東的支持以推翻董事會提出的對康柏的併購案。菲奧莉娜顯然意識到她的日子不會好過，可能在她公開宣布併購計劃之前就意識到了，儘管該計劃後來最終實現了。她可能事先也知道休利特和帕卡德的態度。我們能夠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場關於重大政策變革的賭博，它將——也的確——對惠普大股東們（比如現任或前任董事休利特和帕卡德）的財富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康柏——惠普合併案的話，我們能看到很多嚴肅的主題。由於持續下跌的股價，菲奧莉娜已經面臨不少麻煩。她成功地縮小了董事會的規模並重組了人員結構，這兩點對一位希望長期在位的執行長來說都是明智之舉。但儘管採取了這些行動，她仍然面臨來自內部不可或缺者和有影響者的非常反對。她仍然沒有牢固掌握董事會的忠誠。康柏併購案本來可能具有正面的商業意義，對提升股價是件好事，因此能紓解內部對她的反對。或者，她的對手們看到併購案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也許會放棄抗爭。可是這些都沒有發生。滿腹抱怨的董事會成員因重度投資在公司股票上，是不可能通過私人報酬被安撫的。

然而，回頭來看似乎注定沒有勝機的政治輸家菲奧莉娜，其實當時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有利條件。比如說，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康柏併購案對董事會的構成有什麼潛在影響？一旦交易達成，菲奧莉娜必須將部分原康柏領導人帶入合併後的惠普董事會。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擴大現有的董事會規模以容納原康柏公司的有影響者；一種是清理掉現有董事會的某些人，為康柏的選擇人集團裡挑出來的代表騰出位子。很顯然菲奧莉娜看到了合併案為她重組董事會、削弱董事會裡的反對力量提供了絕好機會。這恰恰就是她力圖去做的。

當然，她的對手不會坐以待斃。她的圖謀面臨切實的失敗風險，除非它是經過黑箱作業、作為既成事實擺在舊的有影響者集團面前。但是美國證券交易監管委員會要求公司併購案必須公開透明。當把清洗董事會的希望寄託在預期中的合併案上時，美國證監會的規定會導致想把董事會洗牌變成既成事實的圖謀變得極其困難。

當遇到類似菲奧莉娜這樣因股價下跌和康柏併購案而遭到反對的情況時，有兩種應對措施。一名執行長可以清洗不可或缺者並大幅提高剩餘聯盟成員的私人好處，或者擴大聯盟規模並提高可相互替代的普通選擇人（也就是一般股東）的回報。在2002年的代理權競奪中菲奧莉娜獲得了勝利，她面前的董事會有11位成員，作為併購案的一部分，其中5人來自原康柏公司。惠普的董事會得到了實質性改組，只有6名原董事會成員留下來。由於菲奧莉娜是併購案的主導者和推手，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她相信新成員會和她合作，而不是與支持沃爾特・休利特反對併購案的原董事會成員結盟。與此同時，沃爾特・休利特與羅伯特・P・韋曼離開了惠普董事會。到這個時候，菲奧莉娜將董事會規模由10人擴大到了11人，趕走了多名原董事，為來自康柏的5位代表騰出了位子。她當然有理由相信能獲得新董事會的多數支持。

也許是為了獲得留下來的幾位原董事會成員的支持，或也許只是巧合，董事會成員們的報酬發生了顯著變化。在菲奧莉娜成為惠普的執行長之前，董事會成員獲得的報酬（也就是私人好處）在105700美元至110700美元之間。隨著菲奧莉娜上台和董事會規模變小，這一數字略微縮減為100000美元至105000美元之間，並在2000年至2003年之間保持不變。但到了2004年，根據惠普公司委託聲明書裡公布的數據，董事會成員拿到的錢在200000美元至220000美元之間。同一時期，惠普的年化股息穩定在每股0.32美元，惠普的股票表現顯著跑輸主要股指。事實再清楚不過了：惠普的股價表現低劣、股息不變，而董事們的報酬卻翻倍。

菲奧莉娜對董事會進行洗牌以及提高董事會成員待遇似乎都是為了讓忠誠分子能各就各位助她生存下去。儘管併購康柏使董事會規模由10人擴大到了11人，但最值得關注的是，人數增加一人的同時卻換得了5名新成員（其中一人在當年年末辭職）。這樣，老成員僅構成董事會的一半，權力的天平得以向菲奧莉娜傾斜。我們推測這就是當時她希望看到的結果，儘管日後局勢發展並不如她所願。

一般來講，擴大董事會規模並不是應對內部威脅的最優選擇。從政治邏輯的角度來看，值得讚揚的是，菲奧莉娜透過將康柏的股東加入惠普的股東名錄，大大擴展了可相互替代者的規模。通常情況下這有助於加強她獲得的忠誠，但持續下跌的股價對董事會裡的新成員來說畢竟不是什麼好事，因為他們都是原康柏的重要投資者，他們的經濟利益現在卻與惠普的股價表現息息相關。菲奧莉娜也無法再透過更高的私人報酬來安撫董事會裡的惠普大股東，因為他們的利益在於公司為股東帶來更大回報的「公共品」。就投票權而言，那些擁有大量股份的董事會灰色成員使得看似很小的11人董事會規模變得實際上很大。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菲奧莉娜被迫辭職下台。她的董事會主席職務被帕特里夏・鄧恩取代，而惠普的首席財務官羅伯特・P・韋曼也再次扮演重要角色，他出任臨時執行長。韋曼無法或無意將這一臨時職務變成全職職務，一個月之後就辭職，繼續去當他的董事和高級雇員。馬克・赫德取代他擔任了執行長。

菲奧莉娜下台之後，董事會立刻將兩個關鍵職位分開，也就是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這大概算是一種孟德斯鳩式的做法，一方面是加強分權，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免遭未來執行長的不利做法的威脅。如果這就是董事會成員們的意圖，顯然他們失敗了。在赫德登上執行長寶座之後，他成功地又將兩大職位置於一人控制之下：他本人。

在菲奧莉娜下台之後的一年內，所有當初她的主要反對者都走人了。馬克・赫德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正如伊塔洛・卡爾維諾所說的那樣，他必須日日夜夜謹防被人砍頭。四年之後，儘管惠普公司表現輝煌，赫德卻因一起私人醜聞下台。這就是政治的本質教訓：歸根結底，統治本身就是目標，而不是統治得當。

能人的危險性

從馬克・赫德被最終解除惠普執行長職務一事可得出一個教訓：工作表現優異並不足以確保政治生存。這點不管是掌管一家企業、一家慈善基金會或一國政府都成立。一名領導人的工作表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的在位時間，這是一個高度主觀性的問題。可能有人想當然認為，在由關鍵支持者組成的聯盟裡擁有能夠盡職盡責執行領導人政策的能人很重要。但實際上獨裁統治與好的統治毫無關係。獨裁統治只關心對領導人有利的東西，不關心對人民有利的東西。事實上，擁有能幹的部長或能幹的董事會成員是很危險的錯誤。畢竟，能人是潛在的（以及潛在有能耐的）對手。

一個聯盟的最重要的三個特徵是：（1）忠誠；（2）忠誠；（3）忠誠。成功的領導人讓周圍充滿自己信賴的朋友和家人，而將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卡莉・菲奧莉娜費盡心思無法達到這一目標，結果就是未能長期掌權。

政治邏輯這個方面的意涵十分深遠，特別是在小聯盟的體制下。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從一名街頭暴徒起家，正如烏干達的伊迪・阿明和其他不少後來當上國家領導人的人一樣。獨裁統治者不需要西點軍校畢業生來保護他們。一旦掌權，像阿明或薩達姆這樣的人很明智地讓周圍充滿來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員，將他們安置在最重要的崗位上——跟強力與金錢有關的崗位——殺掉任何有可能成為對手的人。1979年，薩達姆・海珊逼迫前任（也是表親）艾哈邁德・哈桑・貝克爾辭職，從而上台。^[5]在此之前，他已經為掌管伊拉克做了周密準備。比如說在1972年，他將國際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資產國有化。在伊拉克，石油當然就是錢的所在，於是他就具備了上台所需的核心要素：知道錢在哪裡。上台之後，他開始無情地修理支持者基礎。

在貝克爾總統「辭職」六天之後，薩達姆・海珊召開了執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領導人全國大會（革命指揮委員會）。在薩達姆・海珊的堅持下，大會全程錄影。會上，革命指揮委員會秘書長穆哈伊・阿布爾・海珊宣讀了一份懺悔書，稱自己密謀反對薩達姆・海珊。隨後又有68名「國家的敵人」被認定為共謀者。他們挨個被逐出大會，其中的22人被行刑隊宣判死刑並由復興黨黨員動手處決。復興黨每個派系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拿槍參加行刑。接下來幾天又有數百人被處決。薩達姆・海珊的傳記作者問他為什麼要除掉這些在他的支持下才在黨內爬升的人，他回答：「答案就是，哪裡有革命，哪裡就有反革命。」^[6]正如我們前面說到的，幫助領導人上台的人也能讓他倒台。因此最好清除掉那些有威脅的人，讓那些最受器重的人保持忠誠。

在薩達姆集權化過程中被處決的這450名左右復興黨領導人有多能幹？從這次清洗行動中很難判定，但我們知道他們當中有教授、軍官、律師、法官、商業領袖、記者、宗教領袖以及其他許多受過良好教育和有成就的人。除此之外，薩達姆還清洗掉其他政黨的領導人，畢竟這些人有可能密謀推翻他。

倖存者當中包括薩達姆的表弟「化學阿里」阿里・哈桑・馬吉德這樣的人。化學阿里在1988年最為顯著地展現了他的忠誠。在薩達姆的命令下，他發起了針對不安分的庫德人的種族清洗。不過在這之前很久馬吉德就已經對薩達姆・海珊忠心耿耿。在我們前面提到的錄影帶裡可以看見馬吉德在和薩達姆說話，他對薩達姆說：「你過去所作所為很好，你將來要做的也會很好。但有一個小缺點。你太溫柔，太仁慈了。」^[7]與眾多在1979年7月22日黨內大會後被處決的人不同的是，馬吉德早年只是一名騎摩托車送貨的小弟，沒受過多少正式教育。儘管他身居伊拉克國防部長、內政部長、情報機構領導人等要職，他的主要能幹之處在於謀殺。

薩達姆・海珊的用人模式相當有代表性。他的繼任者努里・馬利基將安全機構裡的所有遜尼派清洗掉，換成了什葉派的人馬，雖然手段比前任薩達姆溫和一些。^[8]這些換上來的人並不具備原安全機構人員的經驗和訓練。前後兩任領導人都認為，與其擁有一批能幹的對手，還不如找一批忠心的無能者。

當然，有些時候擁有一些能幹的顧問是必不可少的。拜占庭、莫臥兒、中國、伊斯蘭王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君主想出了一種很有創意的方法來防止這些顧問成為敵手：他們全都在不同時期仰賴宦官。在9世紀和10世紀的拜占庭帝國，皇帝之下的三個最高級職位全部由宦官擔任。其中最高級的執事長官一職由早期的聖宮大總管一職演變而來，其職責包括部署閹人衛隊，保護就寢的皇帝。米凱爾三世破例將這個職位交給了寵臣巴希爾而非宦官。這個決定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當巴希爾發覺米凱爾開始寵信另一名廷臣，便一舉謀殺掉皇帝並篡位。^[9]

就算到了現代，選擇無法登頂的親密顧問這一原則仍然有效。薩達姆・海珊作為伊斯蘭國家伊拉克的總統，卻挑選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齊茲作為二號人物，這不是偶然的。

讓關鍵者保持失衡狀態

我們現在可以理解，無論一名專制統治者將他的聯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讓聯盟本身失衡。熟悉會產生蔑視。如前說述，牢固掌權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聯盟規模，並且至關重要的是，讓聯盟裡的每個人都意識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到專制國家裡也搞定期選舉。所有人都知道這些選舉根本不算數，然而人們還是要隨大流。操縱下的選舉與挑選領導人無關，也與獲取合法性無關。假如一場選舉的結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這樣的選舉何來合法性？操縱下的選舉是對有能力的政治家們的警告：如果他們不緊跟領袖的步伐，他們是可拋棄的。

在薩繆爾・多伊奪權之前，賴比瑞亞一直受「真正獨立黨」的統治。當年，一些美國自由派組織驚駭於奴隸制的罪惡，花錢遣送大量獲得自由的黑人返回西非，賴比瑞亞這個國家因而誕生。儘管國家起源於慈善理念，但那些前黑奴從以前的經歷中學到的最重要教訓似乎卻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對主人的影響比對奴隸的影響大得多。這些黑人移民在1904年確立起成年普選權，但卻加入了財產限制條件，實際上將本地黑人排除在了權力核心之外，結果就是賴比瑞亞的選舉人集團規模很大，但有影響者集團規模相對很小。於是，他們建立起一個為圈內小集團服務的體制，儘管表面上人民有普選權。這種結構使在位者獲得了極高的忠誠度，使其能鎮壓任何強迫勞動政策的反對者。這一體制下的政策與蘇聯不同，但掌權的安穩度是一樣的。^[10]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公開上市的公司採取的都是極易被操縱的選舉體制，理由也大致相似。這種體制再加上一個人員緊湊的董事會，是確保表現糟糕的執行長幾乎從來不會被解僱的主要原因之一。很不幸的是，卡莉・菲奧莉娜領導的惠普公司表面上看像是這樣一個操縱選舉的專制國家，但實質上更接近君主制。儘管理論上有千百萬股東能對惠普的政策產生影響，但大量股份卻集中在少數人手上，這導致惠普更具有如下特徵：一個很小的聯盟從一個很小的有影響者集團裡產生，這個集團本身又來自於一個很小的集中化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團，也就是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成員。

讓聯盟成員處於失衡狀態的要義是，確保他們的忠誠收買可得，並讓他們知道一旦他們的可靠度存疑，他們會被人取代。蘇聯的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儘管被西方政治圈認為是一個好人，卻顯然明白收買忠誠和清除不忠分子的必要性。在他上台的頭兩年裡，他就對政治局進行了大改組，從蘇共內（真正的選擇人集團）挑選最忠於自己的人馬。不過事實證明，戈巴契夫遠不如他那一代獨裁者們那般殘酷無情。他確實將政治對手鮑里斯・葉爾欽趕出了政治局，但葉爾欽顯然也知道，如果是在史達林統治下自己早就被殺掉了。不僅如此，葉爾欽和其他人也知道，與戈巴契夫這樣的理智改革家交鋒遠遠好過挑戰薩伊的蒙博托・塞塞・塞科【甚至中國的鄧小平】^[*5]這樣的同代人物。【畢竟，鄧小平無情地使用武力結束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親民主抗議運動。】^[*6]而我們看到，戈巴契夫儘管在國外使用武力毫不猶豫，在國內卻未曾殺害過自己的政治對手。他的下場就是很快喪失權力，首先是因為他被強硬派共產黨人發起的政變軟禁，其次是因為他允許葉爾欽獲得政治重生，後者通過瓦解那場政變取代了他。

在大多數獨裁者那裡，處死敵對者是經久不衰的做法。我們不應該無視戈巴契夫克制行為的道德重要性。阿道夫・希特勒、薩繆爾・多伊以及無數其他人沒有這樣的克制。一旦他們搞清楚了誰最有可能忠心耿耿而誰不是，他們就將往日的支持者除掉。當一家公司因一位新任執行長而發生變動時，無一例外我們會看到類似的行為，儘管版本會好一些。儘管執行長名義上要對董事會負責，但新執行長上任之後對董事會進行改組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正所謂本末倒置、反客為主。

被從最早的聯盟裡清洗出去常常是致命的。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在他通往權力之路上，一度非常倚重準軍事組織「衝鋒隊」，簡寫為SA，或者因其制服顏色也被稱為「褐衫隊」。希特勒覺察到衝鋒隊領導人恩斯特・羅姆是個威脅。他成立了另一支準軍事組織黨衛軍，簡稱為SS，接下來在被稱為「長刀之夜」的行動中他下令殺害了至少85人，並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殺害多達數百人，另將數千人監禁。儘管恩斯特・羅姆是希特勒的長期和主要支持者，希特勒還是沒有心慈手軟（羅姆曾和希特勒一起發起了啤酒館暴動）。希特勒還是用他認為更忠誠的黨衛軍領導人海因里希・希姆萊這樣的人取代了羅姆。

在讓聯盟保持失衡狀態方面，羅伯特・穆加貝同樣是一位大師。在為結束長期內戰舉行的談判之後，他於1980年被選為辛巴威總統。在反抗前羅德西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解放運動中，曾有兩個主要派別後來形成政黨：一是穆加貝領導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一是約舒亞・恩科莫領導的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一開始，穆加貝大力宣揚和解精神：

如果說過去我將你視作敵人，今天你已經成為朋友和同盟者，和我擁有共同的國家利益、忠誠、權利和職責。如果過去你恨我，你現在無法迴避我們彼此之間愛的紐帶……讓我們將過去一筆勾銷……過去的罪行現在應該原諒和忘卻。假如我們非要回顧過去，也只是為了從過去吸取教訓，那就是壓迫和種族主義這樣的不平等絕對不能在我們的政治和社會制度裡佔有一席之地。因為過去白人掌權時壓迫我們，所以現在黑人掌權時就應該壓迫白人，這點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罪行就是罪行，無論是白人對黑人犯下的還是黑人對白人犯下的。^[11]

天真的觀察者可能以為穆加貝會將非洲人民聯盟的精英人物引入他的致勝聯盟。一開始也許是這樣的，但一旦非洲民族聯盟的權力得到穩固，就沒有理由再理會非洲人民聯盟的人。而一旦穆加貝本人的權力得到穩固，也同樣不再需要非洲民族聯盟內的一些老朋友。

穆加貝也接納了不少白人，特別是前政府領導人和官員，幫他治理國家。許多先前對過渡時期感到恐慌的白人開始稱他為「善良的老鮑勃」。穆加貝需要他們的支持。他無法在缺少他們的情況下統治國家，他也需要知道錢在哪裡。在這方面，他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極大幫助。在他上台第一年得到了9億美元的抵押貸款。然而，一旦穆加貝的權力穩固，他的態度就變了。

1981年他鼓吹一黨制國家，開始抓捕白人，聲稱：「我們將幹掉我們當中的奸險之徒，我們將把他們徹底粉碎。」穆加貝對待他從前的同志甚至更嚴酷。他將恩科莫趕出內閣，並派了一支由朝鮮人訓練的準軍事組織「第五旅」前去恐嚇恩科莫的根據地馬塔貝勒蘭。正如一名非洲民族聯盟部長說的：「恩科莫和他的游擊隊是這個國家傷口上的細菌，我們必須用碘來消除乾淨。病人當然會哼哼叫。」行動代號叫做「谷庫拉洪迪」，這是一個修納語詞彙，意思是「春雨來臨前將穀殼吹走的風」。許多過去反抗過白人統治的老兵發起了抵抗。作為報復，穆加貝對馬塔貝勒蘭實施封鎖，導致40萬人面臨饑荒。正如穆加貝的一名打手、第五旅軍官所說的：「一開始你會吃掉雞，接著吃掉羊、牛、驢，然後你會吃掉自己的孩子，最後你會吃掉對你有意見的人。」^[12]

穆加貝需要非洲人民聯盟的戰士幫他推翻白人統治。他需要白人農民和前官員以及國際社會幫他找到錢以穩固對國家的控制。直到他牢牢掌權之後，「善良的老鮑勃」才露出了真面目。

民主領導人不是天使

眾所周知，歷史是由勝者書寫的。因此，領導人只要能逃脫追究，就不應該放棄使用欺騙手段。為了保住權位，民主人士也許不得不經受真正的、有意義的選舉的考驗，但任何時候只要有可能，他們都會很樂意向操縱選舉的獨裁者學習，這一點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沒有哪種選舉會比操縱下的選舉更棒了，只要你就是操縱者。

被人運用過的可靠的欺騙手段可以列出長長一串。防止不端行為的選舉規則一出台，政客們立刻就能找到其他手段。比如說，領導人可以限定誰有投票資格誰沒有。在馬來西亞，在一項名為「身份卡計劃」的制度下，外來移民被控制來產生對執政黨有利的人口特徵。在紐約市，惡名昭彰的民主黨政治機器坦慕尼協會在愛爾蘭移民一上岸的時候就會見並招募他們，透過許諾給以公民權和工作來收買他們的選票。

當領導人無法限制誰有投票權或者無法收買到足夠選票，他們可以使用恐嚇暴力手段限制人們前往投票點。在印度北部的一些地方比如比哈爾邦和北方邦，發生過「投票站占領」事件，政黨支持者占領投票站後，將所有合格選民的票都投給自己的黨。

當然，投票結束之後作弊行為也不會停止。領導人從來不憚於點錯或銷毀選票。在政治中，上台和維持權位是重中之重。不願意作弊的候選人通常都會被作弊者擊敗。由於民主國家一般都想盡辦法讓作弊行為變得很困難，民主國家裡掌權的政客們因而發明了無數完全合法的手段確保選舉勝利和持續掌權。

有一個間接的策略就是鼓勵額外競爭者。這就是為什麼在某些國家存在如此眾多的政黨，儘管只有一個黨是真正的贏家。關於美國兩黨制的傳統智慧告訴我們，邊緣政黨的存在有助於產生更有活力、更有響應度的政府。但就算在多黨制國家也總是有處於領導地位的政黨——你必須問問自己，居於領導地位的政黨是否允許邊緣政黨存在，如果它們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坦尚尼亞的議會和總統職位長期被坦尚尼亞革命黨把持，儘管該國有多達17個政黨定期參與自由公平選舉。實際上，坦尚尼亞革命黨政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暗中為小黨參加選舉提供財政支持，鼓動他們搶奪和瓜分反對票。這讓相對中間立場的坦尚尼亞革命黨更容易在選舉中獲勝。儘管坦尚尼亞革命黨贏得了多數選票，實際上他們只需要在半數議會選區裡比得票數第二的黨多得一票就夠了。事實上這意味著坦尚尼亞革命黨在多數選區需要獲得的得票率連10%都遠遠不用。一個政黨的支持者的人數會影響該黨採取的政策。在坦尚尼亞那些由反對黨鼓動的投票人數較多的選區，坦尚尼亞革命黨必須吸引眾多選民的支持，因此一般會提供較好的醫療保健、教育和其他服務。在那些坦尚尼亞革命黨所需票數較少的選區，現金調撥則較為通行，比如提供肥料補貼代金券。^[13]

在從波札那到日本再到以色列的民主國家，多黨民主制為一黨或兩黨把控政府提供了一種相似的手段。代表人民可不僅僅意味著允許人民去投票，儘管也許投票是誠實的。

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群指定席位，這是領導人所依賴人數的另一種手段。這樣的政策通常被標榜為是為了賦予少數族群權利，不管指的是婦女還是某一特定階層或宗教的成員。實際上，這種政策幫助的是領導人。一名候選人由人口中的一個小的子集選舉而來，這可以減少保住權位所需的關鍵者數量。從基本上來講，在兩黨制議會制度下要想獲得選舉勝利需要得到半數選區裡半數選民的支持，也就是總選票的25%。假設把10%的席位拿出來由一個恰好在地理分布上相當集中的特定族群來選舉產生（比如本書前面所述哈維・米爾克在舊金山卡斯楚選區的同性戀投票者）。為了保住議會裡的半數席位，執政黨只需要拿下40%的普通單一席位選區的席位，這只要拿到總投票數的22%多一點就可以輕鬆達到。所以，通過重點著力於那些特許少數族群聚集的選區，一個政黨可以將勝選所需的選票減少12%。

透過指派席位也能讓形成一個小聯盟更容易。我們來看看坦尚尼亞議會邦吉的情形。邦吉裡面有232個直選議席、75個由各政黨按照直選得票比例推薦的婦女議席、5個由尚吉巴議會推薦的議席。（尚吉巴是非洲大陸東部的一個美麗海島，1964年與大陸的坦干伊加組成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除了這些席位之外，總統提名十個內閣指定議員和一名總檢察長。這樣，議會的總議席為323席，總統需要拿下162席才能控制議會。由於他指定了11席，並且坦尚尼亞革命黨大本營就在尚吉巴，這樣他已經拿下了16席。只要坦尚尼亞革命黨再拿下111個直選議席，他就能控制議會。我們再計算一下：111個直選議席，16個指定議席，以及35個指定婦女議席（75×111/232），總數就是162席。坦尚尼亞革命黨需要拿下的直選議席明顯少於總議席的半數。不僅如此，我們前面說到，通過資助許多反對黨，坦尚尼亞革命黨不用獲得總票數的10%就能拿下很多席位。在實踐中，總統控制了幾乎所有婦女議席的指定權，他傾向於指定那些缺乏獨立支持者基礎的婦女。事實上，在坦尚尼亞議會選舉中，幾乎沒有婦女能在直選中獲勝。

儘管坦尚尼亞確實有自由和公平的選舉，現實是，執政的坦尚尼亞革命黨以少至總票數5%的選票就能保住執政地位。當然，在大部分選區他們獲得的支持率比這多得多，因為政客們找到了眾多很有創造性的方法來激勵選民，其中一種就是建立投票集團。^[14]

集團投票

集團投票在很多新生民主國家是普遍現象。過去在政黨機器控制下的美國大城市裡這也是常態。比如說在紐約市，坦慕尼協會影響下的街區會集體投票給民主黨。印度現在的很多選區遵循著與過去坦慕尼協會相似的模式。也就是說，一個由地方名流或鄉紳組成的小團體可以統合整個社區投票，為自己換得極大的回報。

1969年至1970年布爾諾・德・梅斯奎塔在印度進行實地考察工作期間，他親眼目睹人們對權力的追逐以及權勢集團的影響是如何侵蝕了所有政治原則，除開「贏」和「獲得回報」這兩個原則。

印度各邦的鄉村、城鎮乃至所有各個統治層級裡的權勢人物會向某個政黨承諾給予其麾下人民的支持。作為回報，他們將得到各種利益和特權。總體來說，所有這些「庇護者」的「委託人」都會按照「庇護者」的指示將選票投給指定的政黨。最有意思的是，投票者和政黨之間的關係不需要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認同或理由。舉例來說，1967年大選之後，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主張自由市場、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黨和保守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印度人民黨，以及印度共產黨組成了一個三黨聯合政府。事實就是如此，儘管自由黨領導人將印度共產黨形容為「印度的頭號公敵」。這些政黨有什麼共同之處嗎？只有一個，就是聯合起來擊敗印度國民大會黨，享有權力帶來的好處。在印度各地，這樣奇怪的同盟戰略屢見不鮮。^[15]

也許稱得上最令人瞠目結舌的赤裸裸的機會主義行徑發生在比哈爾邦。在那裡，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的各政黨組成了政府，他們必須極力討好藍姆迦的拉賈。拉賈擁有比哈爾邦大量礦產，他每幾個月就改換支持的政黨，導致聯合政府垮台。他每次這麼做都能為自己和支持者帶來巨大好處，包括撤銷針對他的各種犯罪指控。1968年他又改換支持的聯盟，導致一個新政府產生之後，《愛國者報》在當年6月26號報導稱：「拉賈過去可以從（比哈爾邦政府前領導人）馬哈瑪雅・普拉薩德先生那裡得到各種好處，現在他認為可以向（比哈爾邦政府現領導人）帕斯萬先生提出更高要價，包括為自己謀得內閣次長職務和礦產開採權，讓比哈爾邦政府撤銷針對他和家族成員的無數犯罪指控。」^[16]拉賈很清楚自己可以操控他的支持者建立或搞垮政府，這麼做可以為他帶來大量財富，還能分一點給自己的支持者。這就是集團投票給人的啟示，無論它是基於比哈爾邦的個人紐帶、美國的教師工會、伊拉克的部族、比利時的語區或北愛爾蘭的宗教。集團領導人收穫豐厚，成員們收穫較少，社會的其餘部分人則為此買單。

集團投票表面上採取民主的制度形式，這使它們看起來很像公開上市交易的企業。每個投票者或股東名義上都有投票權，但實際上所有權力集中在少數關鍵人物手上，他們控制著大量股東選票或村民的選票。集團投票導致名義上具有大聯盟的民主制實際上像獨裁制那樣運行，它使有影響者的數量——也就是那些具有實質影響力的人——大大少於名義選擇人的剩餘部分。由於這是勝選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們必須探究一下政客們是怎麼做的。

傳統觀點認為新生的民主國家盛行私人庇蔭制，在其中，政客們對個人投票者施以小恩小惠。比如說，《紐約時報》2010年9月17日一篇以《阿富汗選票廉價 常常可大批次收買》為標題的文章中指出，收買一名阿富汗選民的通常價錢是5或6美元。不過這篇文章同時指出，由於存在大範圍的投票欺詐行為，花錢收買選票可能根本沒必要。

用出賣選票換取庇蔭來解釋選舉欺詐結果比較省事，但不完整。首先，政黨不可能賄賂到足夠多的人，其次，一旦進入了投票站，選民有可能食言。歷史上有一些政黨曾經自己印製選票。比方說，你的黨可能用粉紅色的紙張印選票。這樣，政黨工作人員會盯著那些拿了錢的選民投下粉紅色的選票。儘管關於政黨曾經如何想方設法監督投票行為我們可以寫出一整本書，現實是，當今世界投票一般採取匿名方式，至少在真正的民主國家是這樣。

在集團的層次上賄賂選民遠遠有效得多。假設只有三個村子，有一個政黨姑且叫做A黨，它與村子裡的權勢人物談判後給出了條件：如果A黨勝選，它將為三個村子裡最支持它的那個村子修建一座醫院（或修一條路、清理垃圾、派遣警察巡邏、鏟雪，諸如此類），一旦有一名村裡長老宣布支持A黨，村裡的選民除了也支持這個黨別無更好選擇，就算他們不喜歡這個黨。現實情況是，由於選民人數眾多，任何單個選民的投票能夠產生影響的機會微乎其微。然而，比起誰能贏得選舉這個問題，選民們在有關哪裡能建起醫院或誰的街道能得到清掃的問題上，影響力要大得多。為了弄明白這一點，我們假設有兩個或三個村子的長老宣布支持A黨，並且這些村裡的多數選民附和他們。

考慮這種情況下單個選民面對的誘因。既然至少已經有兩個村子宣布支持A黨，那麼其他的黨就不可能獲得選舉勝利，因此某個選民的投票影響不了選舉結果。將選票投給B黨完全是浪費時間。但這個選民卻能透過將票投給A黨而影響到醫院建在哪裡。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投票支持了A黨而她不，她所在的這個村子就比其他村子少了一張支持A黨的票，從而失去了得到醫院的機會。如果她投給了A黨，她這個村子還有機會。在極端的情形下，即所有選民都絕對支持A黨，如果她不投，她將斷送三分之一在本村建醫院的機會。除了追隨村裡長老的意願之外，選民面臨的誘因極少。

通過獎賞支持度最高的群體，能夠激勵單個選民遵循她所在群體的領導人的選擇，無論是村裡長老、選區組織者、教會領袖還是工會主席。真正的決定是由能夠掌控集團投票的領導人做出的。他們是真正的有影響者。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獎賞通常是在他們之中流動，這樣他們可以分肥，而不是直接給到人民身上。米爾頓・拉科夫這樣描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在芝加哥市長理察・戴利的政黨機器控制下，獎賞分發給不同族群的流程：「政黨機器拉攏了黑人和西班牙語社區裡那些湧現出來的願意合作的領導人；將利益和特權撥給這些黑人和講西班牙語的人，而從其他族群那裡拿走，比如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他們並不像父輩那樣忠誠於政黨機器……」^[17]

當然，領導人除了使用紅蘿蔔之外，也可以使用大棒。李光耀從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統治新加坡，我們認為他是全球在位時間最久的總理。他的人民行動黨控制著選舉，這種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賴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強化。每到選舉，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的街區會被削減公屋分配和維護。^[18]在辛巴威，羅伯特・穆加貝更過分。在一場名為「驅逐垃圾」的行動中，他動用推土機將2005年選舉中不支持他的街區的房屋和市場剷平。

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權運作方式和集團投票一樣。我們可以持有股票並在股東大會上投票，然而，除開一些非常有錢的極少數人之外，我們的投票無足輕重，我們的到場多此一舉。因此我們透過互惠基金和養老基金來持有股票（也有一些稅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需要這麼做，但想想誰有動機去遊說制定這些規定呢）。這些機構投資者，正如村裡的長老一樣，具有足夠的影響力使得CEO們要巴結他們。但比起通過優異的股市表現使一名機構投資者代表的廣大小股民也能受惠，透過私人好處來收買該機構投資者的成本要小得多，比如董事會薪酬。

那麼，如果選舉是公平的，並且敗選的風險在升高時，一名政客會怎麼做呢？當一名在位者面臨敗選的風險時，他可以透過重新劃定選民範圍來排除敵對選民，從而減少敗選風險。也就是說，選區是可以被人為改劃的，儘管這種機會並非年年有，也許對這位不受歡迎的在位者來說遠水救不了近火。通過操控選區改劃使得一名國會議員落選的機率是極小的。另外，選區改劃一方面基本上確保了再次當選，一方面也使得該國會選區裡的選民高興。畢竟，選區改劃意味著候選人獲得區內多數選民的支持。假如選區改划行不通，還可以進行其他的規則改變，比如說禁止集會——當然，是以公共安全的名義。

我們來看看【表3-1 | 美國馬里蘭州第三國會選區】的地圖。在許多選區某個黨永遠會勝選，原因還需要多說嗎？

領導人的生存

建立一個小的聯盟是生存的關鍵。需要她打理的人數越少，她越容易保住位子。獨裁者和民主領導人一樣，都力圖精簡支持者。精確地估量聯盟的規模當然非常困難。但是，如果我們把政治體系大致劃分為獨裁制和民主制兩大類，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政治領導人的生存法則。

表3-2給出了獨裁領導人和民主領導人根據在位長短所面臨的下颱風險。比如說一般來講，挺過頭6個月的民主領導人在任期第二年末有43%的下台可能性；而在相同的時間裡，獨裁者只有29%的下台可能性。^[19]如果在位10年以上，民主領導人下台的機率達到小聯盟獨裁者的三倍。

不過，這些簡單的對比忽略了一個有意思並且很重要的細節。儘管獨裁者生存的時間更久，但他們在掌權初期要生存下來特別困難。在他們掌權的前半年，他們被廢黜的機率幾乎達到民主領導人的兩倍。然而，一旦他們熬過了這段動盪期，他們保住權位的機會就大大超過民主領導人。掌權的最初幾個月之所以特別困難，是因為他們還沒搞清錢在哪裡，在他們的聯盟眼裡，他們是財富的不可靠來源。另外，他們還沒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拋棄過渡聯盟裡的哪些人。一旦獨裁者對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變得簡單多了。形成對照的是，民主領導人始終要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讓巨大的選民群體滿意。結果就是，民主領導人在上台頭幾個月生存比較容易（他們有一個蜜月期），然而對於好政策的不間斷的要求終於使他們撐不住，只有4%的民主領導人能在位10年以上。達到這一目標的獨裁者則接近三倍，比例為11%。

剛剛上台要保住權位很困難，但一名成功的領導人能夠攫取權力、對助他上台的聯盟重新洗牌從而大大加強自身力量。一名聰明的領導人會將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魷魚，替換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將朋友親信塞滿聯盟，除非他回報他們，否則他們不會保持忠誠。我們在下一章將看到，回報可不便宜。

第四章 | 劫貧濟富

不管你是掌管鄂圖曼帝國、一家企業還是賴比瑞亞，控制現金流對收買支持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一旦你為了收買關鍵支持者和他們的替代者而將政府或公司掏空之後，如果需要，你將面對全新的挑戰：將錢袋子重新填滿。如果一名領導人找不到可靠的收入來源，別人向他的支持者提出更高回報只是個時間問題。

對於掌管任何組織的任何人來說，錢都是至關重要的。從政府的獎賞裡沒辦法分一杯羹的話，幾乎沒有人會長久地忠於在位者。賴比瑞亞的約翰遜王子在折磨薩繆爾・多伊、逼問銀行帳號時對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得不到答案的話，約翰遜的權力得不到穩固。實際上在多伊被推翻後，約翰遜和對手查爾斯・泰勒都無法立即獲得足夠的國家財富來控制賴比瑞亞政府。結局就是：薩繆爾・多伊在約翰遜的嚴刑拷問之下到死都沒有吐露答案，賴比瑞亞陷入內戰。每個派別都能獲得足夠資源在很小的區域內收買支持者，但沒有誰有能力控制整個國家。

鄂圖曼帝國的帝位繼承過程是另一個例子。父皇一死，皇子們從各自的領地飛湧而至，搶奪國庫以收買軍隊支持，將潛在對手（也就是兄弟）勒死。誰最先搶到錢，誰最有可能勝出。如果沒有哪個皇子能乾淨俐落地從兄弟們那裡搶到國庫，就沒有人有足夠的財源收買支持者。通常的結果就是內戰，正如賴比瑞亞那樣。

「知道錢在哪裡」在獨裁國家尤其重要——也特別困難。獨裁體制處於保密狀態。支持者必須獲得報償，但關於財富在哪裡儲藏和流動又沒有詳細準確的紀錄。當然，這種不透明是有意為之的。^[1]因此，混亂的簿記成為一種保險策略：對手承諾回報支持者將變得極其困難，因為他不知道如何匹配現有的賄賂水平，要麼就是他根本摸不到錢。實際上，保密不僅為防備敵手提供了保障，也讓支持者對其他人獲得什麼回報茫然無知。任何閱讀上市公司年報的人會很快意識到，這種形式是基於對很小的致勝聯盟的依賴。在公司的背景下，儘管必須滿足嚴格的監管和會計準則，不透明性依舊存在。保密狀態確保每個聯盟成員得償所願，但對於替換掉他們得花多少錢一無所知。這樣的話，每個人的價碼就被壓得盡可能低，並且對於任何被發現串通其他聯盟成員提高要價的人來說，下場會很可悲。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末看到的，獨裁領導人要熬過掌權的頭幾個月非常困難。在他們還急於四處找錢的時候，得心應手的統治對他們來說就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我們經常看到在政治過渡期充斥著洗劫、沒收、壓榨和資產賤賣等行為，或者反過來，也許很有諷刺意味，未來的獨裁者會推行暫時的自由化改革，因為他們知道一名創造公共品的民主領導人比一名獨裁者更容易挺過上台後的頭幾個月。因此我們看到在領導人更迭之後有少數新領導人會裝作在乎人民，而大量新領導人則抓緊對人民財富的巧取豪奪。這樣的掠奪也許會損害長遠的收入，但如果一名領導人無法在短期內找到錢，那麼「長遠」就是別人的問題了。

民主領導人一般來說足夠幸運地知道大部分錢在哪裡。當大衛・卡麥隆當上英國首相或巴拉克・歐巴馬當上美國總統，他們都無須透過折磨前任來找到錢。因為民主國家具有條理井然和相對透明的國家財政，領導人更迭不會干擾到資金流動。這種透明度有兩個原因：第一，正如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民主領導人確保生存的最好方式是通過實施開放政府的政策。第二，比起在獨裁國家，民主國家更大一部分收入來自於向工作的人們徵稅。這些稅必須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徵收，因為正如領導人肯定需要錢一樣，他們的選民試圖逃稅。

徵稅

我們都討厭納稅，並且千方百計想辦法逃稅。然而領導人喜歡徵稅——只要他們自己不納稅。做一名獨裁者非常美妙，但同時也可能壓力沉重，特別是當錢快花光的時候。對政府首腦們來說，徵稅是紓解焦慮的良藥之一。畢竟，徵稅帶來了急需的收入，可以用來報償支持者。作為一個普遍法則，領導人們總是想提高稅收。這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資源去獎賞支持者——別忘了，還有獎賞他們自己。儘管如此，他們會發現想提高稅收而不受懲罰是很困難的。

領導人在從臣民那裡能搜刮多少錢方面面臨三個限制。第一，徵稅會削弱人們工作的熱情。第二，一些稅收方面的負擔不可避免地會落到領導人的關鍵支持者身上。（一般來講，第一點限制了獨裁國家的稅收，第二點限制了民主國家的稅收。）第三，收稅需要專業知識和資源。收稅的成本限制了領導人能夠榨取什麼並影響到徵稅方法的制定。

關於稅收的第一個並且是最普遍的抱怨就是，它會阻礙辛勤工作、創業精神和投資。這是對的。比起把錢放在自己口袋裡，人們不可能願意同樣辛勤工作卻把錢丟進了政府的金庫裡。經濟學家們經常用「餅」來比喻稅收和經濟活動——他們說，當稅收水平低時，人們辛勤工作把餅做大，但政府只拿到薄薄的一小片。當政府提高稅收，它分到的餅加大，但人們開始不那麼辛勤工作，於是整張餅變小。當政府把稅率定在極低或極高的水準，它分到的餅趨向於零。在前一種情況下，政府拿到一張大餅裡極小的部分；在後一種情況下則幾乎沒有餅，因為幾乎沒人工作。在這兩種極端情況的中間存在著一個理想的稅率，使政府能從徵稅行為中獲得最大的收入。這個理想稅率是什麼，取決於致勝聯盟的確切規模。實際上，根據一個組織依賴多少關鍵支持者來談論問題比起使用獨裁制或民主制這樣不精確的概念更有用，剛才的那一點正是原因之一。一般的規則是，關鍵支持者集團的規模越大，稅率越低。這一點清楚之後，我們可以返回到獨裁制和民主制這樣不那麼精確的詞彙，但永遠要記住它們只是意味著比較小或比較大的致勝聯盟。

獨裁者希望制定出將收入最大化的稅率。他們想為自己和黨羽拿到盡可能多的錢。形成對照的是，好的統治形式要求稅收只能被用於解決市場無法提供的東西，比如國防和大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徵收相對少的稅會鼓勵人們過一種更富生產性的生活，創造更大的餅。民主領導人比獨裁者更接近這種善政理想，但其實他們也徵稅過度。美國前總統隆納・雷根（1981——1989年在位）的經濟計劃，即所謂雷根經濟學的中心思想就是，當時的美國稅收水平實際上超過了能夠產生收入最大化的水準。雷根認為，通過減稅，人們會做更多的工作，政府收入實際上會因此增加。換句話說，從一張更大的餅裡分到小一點的份額，也比從一張小一點的餅裡分到的大一點的份額大。實踐證明這種雙贏政策很受歡迎，這就是為什麼相似的主張現在又流行起來。當然，實際上它並沒那麼事遂人願。

在某種程度上雷根是對的：低稅率鼓勵人們工作因此將餅做大。然而，關鍵的一點是，致勝聯盟承擔稅負的意願才是民主國家稅收水平的真正限制因素。因為當時美國的稅率本來就沒有高到扼殺人們創業熱情的地步，雷根減稅的後果並沒有發生什麼太大的變化。餅大了一點點，但沒有增大到使政府收入增加的地步。

今天，共和黨的茶黨一派尋求推動與雷根計劃相似的減稅政策。和他一樣，茶黨認為減稅能夠刺激經濟增長。茶黨運動在2010年選舉中的成功告訴我們，人們不喜歡納稅。那些主張提高或哪怕維持現有稅收水平的政客在政治上不受歡迎，而那些未能提出令致勝聯盟中意的政策的政客們同樣如此。困難就在這個地方。有可能是這種情況，雖然一方面減稅增大了經濟大餅，但又沒有大到足夠產生更多財富和更多有效率的政府政策。問題是且永遠是，私人部門財富的有效但不平等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凌駕於政府較為平等、效率較低但卻受歡迎的經濟計劃之上。

統治與善政無關，與留在權位上有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領導人透過獎賞關鍵者來收買支持。在製造這種忠誠方面，徵稅扮演了雙重角色。首先它為領導人提供資源以使最關鍵支持者發財致富。其次，它降低了聯盟以外的人的福利。特別是在小聯盟的情況下，徵稅從聯盟以外的人（窮人）那裡向聯盟以內的人（富人）進行財富再分配。小聯盟體制充分展現了這一法則，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為他們身在致勝聯盟之內，其他人之所以窮正是因為他們不在聯盟內。辛巴威總統羅伯特・穆加貝的一名門徒菲利普・齊昂瓦赤裸裸地宣稱：「我之所以富有，是因為我屬於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穆加貝的執政黨）。」^[2]當聯盟發生變化，誰富誰窮也會發生變化。

辛巴威絕非孤例。一位哈佛大學政府學的教授羅伯特・貝茨這樣描述在肯亞財富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係：

我記得在丹尼爾・阿拉普・莫伊接替喬莫・肯雅塔擔任肯亞總統之後不久，我在西肯亞工作。隨著權力更迭，精英政客們的政治命運發生了變化。當我開車穿行在高原上，我看見農場門口掛著顯眼的標牌，寫著拍賣牲口、農場機具、房舍和土地。當政客們不再受賞識，他們的貸款被取消或收回，他們的補貼被撤銷，或者曾經受政府庇佑的生意開始面臨競爭。我曾經在奈洛比的賓館裡見過的某些光鮮滿足的人，如今混跡於鄉村酒吧，看起來瘦弱而焦慮，咀嚼著命運的顛倒無常。^[3]

無須多言，人們想要光鮮滿足，不想瘦弱焦慮。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保持忠誠。沉重的稅負強化了富裕與貧窮——在聯盟內或在聯盟外——之間的差別。與此同時，得來的收入養肥了幸運的極少數人，幾乎沒給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麼。不僅如此，重稅給一般大眾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聯盟變得更有價值。由於害怕換一個領導人自己會被排除在外受窮，支持者們對現領導人格外忠誠。為了保住他們所擁有的並能繼續吃香喝辣，他們願意做任何事。倫敦經濟學院的傑拉德・帕德羅・艾・米蓋爾指出，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課稅「太」重（也就是超過了收入最大化的那個點位），然後轉身給選定的團體提供補助。這也許是經濟上的瘋狂行為，但何嘗不是政治上的「天才之舉」。^[4]

民主領導人也徵重稅，原因和獨裁者一樣：他們要給選舉時支持他們的團體提供補助，以損害那些反對他們的人的利益為代價。我們將看到，比如說，只要能夠的話，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透過徵稅把財富從反對者向支持者進行再分配。民主政府也有徵稅的嗜好，不過它們不能將這一嗜好發揮到獨裁政府那種地步。因為獨裁者的關鍵支持者人數很少，他很容易補償落到他們身上的稅負。這對民主領導人來說行不通，因為他的支持者的數量很大。稅率因此被限制在一個需要的水準，就是讓聯盟成員不指望在別的領導人統治下能獲得更好的待遇。在競選巡迴演講中，老布什對美國人民說：「聽清楚了，沒有新的稅。」然而，預算不足的他被迫想方設法找錢。結果就是更多的稅。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也就是僅僅18個月之前，老布什的支持率高達90%以上。但持續下滑的經濟和在稅收方面的食言讓他在1992年的大選中出局。儘管所有的領導人都要尋找收入來獎賞支持者，民主政府在位者受到限制，將稅收水平定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準。民主領導人徵稅高於維持良好統治的最低限度，但他不能將稅提高到獨裁者那種收入最大化的點位。

政權類型與稅收之間的關係可以從最近墨西哥的歷史中看到。墨西哥在1994年舉行了第一次自由選舉，2000年執政黨革命制度黨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敗選。我們從表4-1可以看到，從墨西哥舉行競爭性選舉（以及民主化）開始，政府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趨勢。隨著致勝聯盟的規模擴大，墨西哥的稅率隨之下降，這是必然的，因為政客們必須取悅多數人而不再是極少數人。舉例來說，墨西哥1979年的邊際稅率最高達55%，當時革命制度黨牢牢掌握著政權。隨著革命制度黨一黨統治日漸削弱，稅率隨之下降。到了2000年舉行第一次真正自由和競爭性的總統大選時，墨西哥的最高稅率是40%。^[5]

任何獨裁者的小聯盟成員也討厭納稅，但他們很樂意支持高稅率，只要這些稅能匯集成巨額財富返回到他們身上。這正是加利福尼亞州貝爾市的情況。市政經理羅伯特・里佐提高了財產稅，市議會本來可以阻止他，但如果他們這麼做了，市政府將無法支付給他們豐厚的顧問費。為簡單起見，我們假設里佐的聯盟人數只占貝爾市36600名居民的1%。每個居民增加1美元的稅，里佐就能給每名聯盟成員多轉移100美元。如果他的聯盟由一半的貝爾市居民構成，每個居民多繳1美元的稅，他只能多給每個聯盟成員2美元。很容易就明白為什麼在第一種情況下，聯盟迫不及待地要支持高稅率。

話說回來，對於生活在民主國家的我們大多數人，認為我們繳納的稅確實比其他制度下的人們繳得少的觀點可能是很荒唐的。如果你像本書作者一樣生活在紐約市，你要繳納聯邦稅、州稅和地方稅（以及社會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和營業稅）。如果你收入可觀，所得稅將拿走你40%的收入。一旦再把營業稅、財產稅以及其他各項稅收算進去，一位相當富裕的紐約人超過一半的收入將用於繳稅，這數字可不低。歐洲的民主國家擁有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全民健康保險，稅率更高。相比之下，一些獨裁國家甚至不存在所得稅。不過，比較平均稅率會產生誤導。

在世界上多數貧窮獨裁國家進行徵稅的收入水平上，歐洲和美國的稅率為零。我們必須在給定的收入水平上比較稅率，而不能跨界，因為大多數所得稅體系被設計為累進制，收入越高徵稅越多。考察在不同國家的同一個給定收入水平上徵稅多少，這才有可比性。舉例來說，在美國，擁有一個孩子的一對夫婦，年收入在大約32400美元以下無須繳納所得稅。假如他們的年收入只有20000美元，他們將從聯邦政府那裡獲得1000美元補助金以撫養孩子。【而在中國，一個收入為32400美元的家庭，預計將繳納約6,725美元的所得稅。】^[*7]

2004年的時候，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是俄羅斯的首富，也是世界上第16名最富的人。他通過經營尤科斯石油公司大發橫財，這家公司成立於俄羅斯私有化浪潮時期的1993年。尤科斯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國有石油公司，石油產量占俄羅斯石油總產量的大約20%。霍多爾科夫斯基曾經和政府關係密切，後來開始批評普丁的獨裁統治，並資助不少反對黨。2003年，他因商業詐騙被捕，隨後被定罪。俄羅斯政府指控尤科斯公司逃稅。尤科斯方面則聲稱，俄羅斯政府從該公司徵的稅遠遠高於其他石油公司，在某些年份甚至超過了收入總額。沉重的稅收負擔將尤科斯逼向破產。在霍多爾科夫斯基行將服完第一個8年刑期時，俄羅斯政府顯然仍將他視為眼中釘，最近他又以盜用公款和洗錢的罪名被追加了第二個8年刑期。

【他的中國同行黃光裕（也被叫做Wong Kwong Ku）處境稍好一點。除了身上500美元和一輛街頭餐車，黃光裕幾乎是白手起家，創建了中國最大的電器零售商——國美電器。他——在因賄賂罪坐牢，並被判處十四年徒刑之前——多次入選了中國富豪榜。他似乎確實有罪，因為賄賂在中國的生意場極為普遍。也有可能的是——他和其他人在中國以腐敗罪名被起訴是「出於政治原因的考慮。」】^[*8]

在獨裁國家，做個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讓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讓你致富，沒有什麼比忠於政府更重要。正如我們提到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可能確實犯有欺詐和行賄罪。這是他這類人各自所在國家的商業本質。就算是這樣，很多犯下同樣罪行的人卻能逍遙法外。他之所以成為靶子是因為他不支持政府並且擁有巨額財富。辛巴威的白人農場主遭遇到相似命運。羅伯特・穆加貝的政府沒收了他們的土地，理由是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貧窮的黑人，他們在前殖民統治和少數白人統治下一無所有。實際情況與此大相徑庭。土地終究還是聚集到了穆加貝的黨羽們手上，他們當中沒有哪個是農民。當這些土地的新主人們放任土地荒廢，農民喪失了投資，農場工人被趕出農舍，而曾經一度是農業輸出大國的辛巴威變得更加貧瘠。但在另一方面，羅伯特・穆加貝依然穩坐權力寶座。

民主主義者較不願意改變規則和奪取財富。儘管額外收入相當誘人，它只能以損害大眾生產率為代價獲得。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女主人公鮑西婭假扮律師，代為裁決安東尼奧和夏洛克之間的契約糾紛案：安東尼奧以身上一磅肉為擔保向夏洛克借了一筆貸款，在他逾期無法還債後，夏洛克堅持要履行合約從安東尼奧身上割下一磅肉。^[6]安東尼奧的好友（同時也是鮑西婭的丈夫）巴薩尼奧願意數倍償還貸款但遭到夏洛克的拒絕，他懇求法庭的仁慈：「請堂上運用權力，把法律稍微變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錯誤，積一件大大的功德……」。

但鮑西婭認識到法律的神聖性：「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誰也沒有權力變更既成的法律；要是開了這一個惡例，以後誰都可以藉口有例可援，什麼壞事情都可以做了。這是不行的。」

《威尼斯商人》中很多段落具有複雜性和爭議性。但上述引用的段落傳遞的資訊（而不是劇中稍後發生的有關履行合約的劇情反轉）提醒我們，法治對於成功的商業至為關鍵。正如有學者在研究《威尼斯商人》體現出的商業要求時指出的：「契約並不要求友誼，但它的確要求一定程度的信任，即市場有章可循，或確保執行契約的機構適當地強大。」^[7]

收稅者

民主領導人需要資源來回報他們的聯盟，但又不能拿太多，否則會疏遠同一批支持者。相似的顧慮也影響到了徵稅的方式。領導人想以一種「公平」或至少透明的方式徵稅。極少美國公民會認為美國國家稅務局是一個透明的稅務機構，但至少它按規則辦事（儘管大量規則很糟糕），並有獨立的司法制度監督執行。至於將美國稅法搞得無比複雜的所有那些規則和例外條款，無可避免地源自於政治家們無可避免要做的事：以犧牲其他人為代價來回報他們的支持者。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稅法中有大量篇幅獻給了農民：對一些政客來說，農民是關鍵聯盟，如果他們選出的參議員和眾議員要保住權位，就得給他們回報。

獨裁者不那麼透明。正如我們在不走運的霍多爾科夫斯基先生的案例裡看到的，當機會來臨，獨裁者將奪走能奪走的一切。然而，就算他們的行為可以無視人民的感受，獨裁者在如何收稅上面臨著真正的問題。高稅率將不可避免地迫使人們隱瞞工作和收益，這使監控他們的收入很困難。除此之外，要維持一個全面性的稅收體系需要一個大型的官僚機構，其成本高得嚇人，正如美國的情況。讓數字來說話：美國國稅局從每一個納稅者那裡平均徵收到7614美元，^[8]但需要在每一個徵稅者身上花掉大約38美元，占到收稅額的0.5%。這在一個人均國民收入46000美元的國家不算什麼，但在那些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國家，這樣的收稅成本就占到稅收收入的23%。不僅如此，設立一個大型的官僚機構會讓一名獨裁者受制於那些管理這家機構的人。而掌權的第一條鐵律就是要盡可能減少支持者的數量。為了避免成為自己手下收稅者的奴隸，獨裁者們往往轉而採用間接徵稅。通過間接稅收，成本可以轉嫁給實際納稅者以外的其他人。比如說，銷售商向市政府繳納營業稅，但銷售商將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這就將營業稅間接化。

在獨裁國家，農業經銷機構是向農民徵稅的一種間接工具。這些機構的功能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差不多。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對農產品提供了最低價格保障，給農民帶來了一些利益。在許多民主國家，比如在美國，農村地區在選舉中被過分代表。由於民主領導人都希望把核心支持者人數降到最低，因此毫不奇怪他們通常將農業團體納入致勝聯盟，並提供相應回報。^[9]

相比之下，獨裁國家的農民幾乎成不了核心支持者。農業經銷機構被設立來剝削農民而不是幫助他們。來考察一下加納的可可經銷局。可可是加納的主要農業輸出品。加納可可經銷局為可可設定了一個固定價格——一種隱性的稅——堅持讓農民按這個價格將可可賣給經銷局，也就是間接徵稅。然後可可經銷局以更高的價格在全球市場賣出可可，從差價中獲利：「榨取可可種植農辛苦勞動的一長串吸血鬼的最頂端就是可可經銷局。」^[10]這些錢一直是加納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

向窮人徵稅以向富人輸送利益會產生大量糟糕的經濟後果，不過這是「長期來講」——換句話說，那是以後的領導人的事了。比如說在加納，對農民徵收重稅長期來說降低了產量。加納農民乾脆停止種植和照料可可樹。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加納的可可生產崩潰，農民想方設法把少量生產的一些可可走私去鄰國象牙海岸。各式各樣的事例都證明了一點：當稅收太高，人民要嘛停止工作，要嘛想辦法逃避正規的經濟活動。

私人化徵稅

當發現連間接徵稅都太麻煩時，獨裁領導人有時候會向外界尋求幫助，以便從人民那裡榨取資金。對於獨裁者和他們的收稅者來說，這種方式有利有弊。那些被僱傭來為政府收稅的人有權截留一部分錢歸自己所有，他們有很強烈的動機想拿走大量的錢。這對他們和領導人來說都不錯，因為後者也可以拿到本分的收稅者沒有私吞的那部分可觀收入。但被僱傭者有可能因為那些錢而成為領導人的一大威脅，這樣一來，局勢對他們和對領導人來說都相當危險。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死後，阿拉伯人通過軍事擴張建立起阿拉伯帝國，統治了中東和北非大部和歐洲部分地區，一直到1258年。歷朝哈里發沿襲了以前羅馬人的傳統，為了逃避徵稅的技術性難題，他們將徵稅任務外包。一名包稅人在向國庫繳納一筆錢後可以獲得在某一地區的徵稅權。很顯然，既然他們為此特權付了錢，必然在包稅區內橫徵暴斂。他們的殘暴惡名昭彰，永遠在絞盡腦汁如何搜刮更多。比方說，他們要求以銀幣支付稅款而不要農作物，然後串通商人鎖定價格。那些繳不起稅的人要嘛被懲罰要嘛被處死。

很自然地，人民必然要反抗。包稅人持續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寧願背井離鄉也不願繳稅。為了阻止這一情況，包稅人設立巡邏隊查驗每個人的身份。非穆斯林常常要被文身，或被強制戴上「狗牌」，上面註明姓名和地址，防止他們逃離。^[11]一開始，某些稅種曾經只向非穆斯林徵收，這被證明是鼓勵人們改信伊斯蘭教的一種可能並非有意為之但非常成功的方法。許多非穆斯林意識到，通過成為穆斯林他們可以減少被徵的稅，因而紛紛放棄了原先的宗教信仰，改信了伊斯蘭教。只要改教者占人口的比例不大，包稅人通過壓榨非教徒就能賺得盆滿缽滿。而隨著改教越來越普遍，包稅人調整了政策，不再將穆斯林排除在某些稅種的徵收範圍之外。從哈里發的角度來看，包稅人確保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們對人民的恐嚇威逼併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重要性：被剝奪財產和遭迫害的農民並不是致勝聯盟的組成部分。

獨裁統治者避免徵斂財富和再分配的技術難題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允許支持者直接自我回報。對很多領導人來說，腐敗並不是什麼需要根除的壞事，反而是一種很關鍵的政治工具。領導人默許甚至公然縱容腐敗。他們實際上授權支持者收受賄賂。這避免了管理上令人頭疼的難題，也就是如何組織徵稅並將錢轉給支持者。在伊拉克遭受制裁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薩達姆・海珊的兒子們因走私活動而惡名昭彰。原本是要削弱薩達姆政權的制裁卻讓他的兒子們大發橫財。

開採資源

「石油是魔鬼的糞便」，至少委內瑞拉人胡安・巴勃羅・佩雷斯・阿方索是這麼說的，他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創始人之一，歐佩克是由產油國組成的聯合組織。「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你將看到：石油將帶給我們毀滅」。他說的沒錯。

很多領導人都意識到透過徵稅來獲取收入有一個問題，就是它要求人們工作。徵稅太兇或者未能提供有助於經濟活動的環境，人民將乾脆不工作。實際上，從土地本身榨取財富是一種很方便的替代方式，根本不用考慮人民的問題。

以石油為例。無論稅率是零還是100%，石油都會從地底湧出。人力成本只占石油開採價值的很小一部分。這讓石油成為領導人的美夢和人民的噩夢。這是一種經常被稱為「資源詛咒」的現象，擁有豐富可開採自然資源的國家系統性地落後於資源稀缺的國家。^[12]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差，容易發生內戰，比資源稀缺國家更具有獨裁性。

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奈及利亞1960年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獨立。獨立時它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但人們的期待很高。隨著石油的發現，這些期待愈加高漲。奈及利亞據稱擁有世界第十大的石油儲備。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和末期，隨著石油價格在石油危機期間上升，奈及利亞賺得盆滿缽滿。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這個國家卻深陷債務和貧困的泥潭。從1970年到2000年，奈及利亞累計獲得3500億美元的石油收入。^[13]但對人民毫無助益。儘管擁有巨大的石油財富，在這段時間內，奈及利亞的人均年收入從1970年的1113美元降至2000年的1084美元，該國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貧困問題持續惡化。通常用每天1美元生活費來作為評估貧困的標準：1970年，有36%的奈及利亞人生活在這個標準之下；到了2000年，比例飆升到接近70%。2000年至今的情況很難說有什麼改善。即使考慮到現在美元通貨膨脹，絕大部分奈及利亞人還是一天掙不到1美元，人均國民收入持續下降。經通脹調整後，收入低於奈及利亞獨立時的水準。

奈及利亞並不是個特例。表4-2反映的正是這一點。橫軸表示的是1970年時自然資源出口占GDP的比重，縱軸表示的是1970年到1990年間經濟增長的平均水平。趨勢非常明顯。那些擁有豐富的石油、銅、黃金、鑽石或其他礦產資源的國家經濟增長更慢。

話說回來，對領導人來說，自然資源當然妙極了。領導人不必鼓動自然資源去工作，不像得驅使臣民去工作那樣。儘管礦產需要開採，但大體而言獨裁者無須仰賴當地人口。比如說在奈及利亞，石油集中在尼日河三角洲地區。外國公司的外國工人承擔了大部分開採工作。極少奈及利亞人參與開採。石油公司建立起保全機構，實際上就是小型的私人軍隊，防止當地人破壞生意或者抱怨環境惡化。英國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外國公司能夠不受約束地自由行動，只要能向政府繳納特許經營費就行。與其說這是這些公司的錯，不如說是在那些領導人仰賴少數朋黨支持的國家，商業運作必須以這種方式進行。一家守規矩的公司交給政府的錢必然較少，而這就足以導致它被其他更願意「合作」的公司取代。

在資源豐富國家，有一個反映貧富差距的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生活在這些國家的僑民的生活成本。我們很容易想當然以為類似奧斯陸、東京或倫敦這樣的城市是世界上最貴的地方，其實不是。最貴的地方是非洲西南部國家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住在像樣點的社區的生活成本超過了每個月1萬美元，而且水電供應還不穩定。周遭的貧窮使這一切令人感到格外震驚。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68%的安哥拉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超過四分之一的兒童活不到5歲生日，男性的平均壽命低於45歲。我們能夠拿到的最近年份的收入不平等數據是2000年的。這些數據顯示，最窮的20%人口只佔有2%的財富。就平均人類發展總體水平來說，安哥拉在182個國家中排名第143位。安哥拉的物價與許多其他西非國家一樣，是被石油拱起來的。

資源詛咒使獨裁統治者有能力大規模地回報支持者並聚集起龐大的財富。這使得羅安達的物價直衝雲霄，而外國僑民和幸運的聯盟成員卻能享用到每天從法國進口的鵝肝醬。為了確保人民無法協同造反、奪取國家控制權，領導人竭力讓聯盟以外的人保持貧困、無知和散漫狀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原本可以用來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石油反倒給領導人提供了將這些問題故意變得更糟的政治動機。

這種效應的危害性在民主國家要遠遠小得多。問題就在於，一旦某個國家從礦產財富中獲利，它就不可能民主化。鼓勵領導人採取自由化政策的最簡單方式是迫使他依賴稅收來獲得收入。一旦做到這一點，在位者將無法再壓迫人民，否則人民就拒絕工作。

結論就是，資源詛咒是可以被破解的。如果各類援助組織想要幫助產油國的人民，那麼我們基於生存的論證邏輯建議，把他們的捐款花在遊說民主國家政府對汽油增稅會收到更多成效，而不是到海外去提供援助。通過提高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這樣的增稅會減少全球對石油的需求。接下來會減少石油收入，使領導人更依賴稅收。

有效的稅收要求人民有工作積極性，但如果人們被剝奪了諸如與同伴一起集會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就將無法有效地生產——言論自由使得人們可以談論思考很多事，包括如何建設更有效率的工作環境，以及如何減輕政府管制對工人造成的壓力。

借錢

借錢對領導人來說是件美妙的事。今天他們必須花錢使支持者開心，並且如果他們夠精明的話，還能將一些錢收入自己囊中。除非他們幸運到真的能夠長期待在權位上，否則償還今天的貸款就是下一位領導人的問題了。獨裁領導人盡可能多地借錢，而民主領導人的借錢熱情也不遑多讓。

我們每個人都至少有些不夠耐心。當精打細算之下本應該存錢的時候，我們卻喜歡今天就買東西，這是我們的本性。政治使得財政政策的制定變得更加可疑。為了理解這其中的邏輯以及看清為什麼政治家都是肆意借債者，我們假設現在在某個國家每個人每年掙100美元，並且這一情況未來不會改變。我們今天花的越多，明天要償還的利息和本金就越多。舉例來說，假設今天額外多花100美元，未來每年必須還10美元作為利息。人們很自然對這種做法是否明智意見不一，但顯然政治使它變得更有吸引力。我們把這個問題大大簡化一下，假設領導人只是把借來的錢平均分給聯盟成員。這會鼓勵領導人借更多的錢。假如領導人的聯盟由半數人民構成，他借到的錢相當於全體人民每人100美元，那麼以後每年每個人都得失掉10美元（作為償還利息的稅）。然而，由於聯盟只由半數人民構成，每個聯盟成員從借款中得到的直接好處就是200美元。儘管對某些聯盟成員來說這也許仍然算不了什麼，但顯然總比為了100美元背上相同的債好。無論哪種類型的政府，比起它們統治的人民來說，都是更加肆意的花錢者和借錢者。而在小聯盟的政權，這種肆無忌憚的程度更是變本加厲。

聯盟的規模越小，它從借債中獲得的利益就越大。比如說，假如每一百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聯盟成員，償債義務不變，每個聯盟成員現在可以拿到10000美元，而不僅僅是前面那個例子裡的200美元。這當然是一筆我們大多數人恨不能有份的交易。隨著聯盟規模越來越小，借錢的欲望就越來越高。

當然，今天借的越多就意味著債台高築，並且將來借錢的能力就越小。但這樣的考慮對於一個領導人來說沒有什麼說服力。如果他在財政上採取謹慎合理的立場，拒絕借債，他用於回報聯盟成員的錢就少了。對他的挑戰者來說不存在這種問題，挑戰者可以透過許諾借這樣的債來換取現任領導人聯盟成員的支持。這樣一來，現任領導人就危險了。現在借債之所以很有誘惑力，是因為畢竟這筆債務是由下一任領導人繼承。如此一來，現在借債也能綁住任何未來挑戰者的手腳。

在得到聯盟支持和市場能夠提供的前提下，領導人應該借盡可能多的債。外面總是會有挑戰者願意借這麼多錢，並用這些錢來從現任領導人手裡奪權。於是，不借錢就會危及現任領導人的權位。舉重債是小聯盟政權的一個特徵。它不是某些經濟學家認為的是第三世界領導人無視基本經濟學原理的結果。

在一個獨裁國家，聯盟的規模很小意味著它的領導人幾乎總是想多借債。獨裁領導人們到底能借多少錢的唯一實際限度就是，人們願意借多少錢給他們。我們前面看到了奈及利亞石油收入增長的同時債務也在攀升這一悖論式的局面。並不是說石油本身會助長借債——獨裁領導人總是想多借債。而是說，石油收入意味著奈及利亞有能力負擔更多的債務，因此人們就更願意借錢給它。

而在一個民主國家，儘管很大的聯盟規模會對借債水平施加若干限制，民主領導人仍然同樣很喜歡在財政上不負責任。別忘了，雖然債務是由每個人來承擔，但好處卻不按比例地流向了聯盟成員。在過去10年，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這本來是一個削減債務的絕佳時機，但很多情況下並沒有發生。1990年美國的債務是2.41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42%。到了2000年，按名義價值計算的債務增加到了3.41萬億美元，儘管按相對價值計算占GDP的比重降到了35.1%。然而，隨著2000年以來經濟的繁榮，債務仍在繼續緩慢攀升而不是減少。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7年，美國的債務高達5.04萬億美元，占GDP的36.9%。更大的經濟總量意味著更大的償債能力和借更多債的能力。

我們可能喜歡用掌權者的政黨政治來解釋債務的擴張。然而，意識形態解釋不了這些趨勢。二戰之後美國主要的債務增長期都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隆納・雷根（1981——1989）和喬治・W・布什（2001——2009）。這一債務在2007年至2010年的三年經濟衰退期間驚人地增長，當時美國政府為深陷麻煩的銀行紓困並開始採取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政策。到了2010年的第三季度，美國的債務高達9-13萬億美元，即GDP的62%。英國的債務增長經歷了相似模式。2002年英國的債務占GDP的29%，到了2007年攀升到37%，緊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時飆漲到了GDP的71%。

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看，許多政府在經濟衰退期間試圖削減開支而不是刺激需求的做法是大逆不道的。其實這並不反映政治家們想少借錢。實際情況是，冰島、希臘和愛爾蘭的債務危機讓很多投資者懷疑這些國家的償債能力。這就推升了借貸成本，並使舉新債變得困難得多。是供給在萎縮，而不是需求。

市場限定了一個國家到底能借多少錢。如果是個人借太多錢並且無力或不願償還，那麼銀行和其他債權人可以透過沒收其資產來抵消其債務。然而，如果是借給國家的主權債務，債權人可沒辦法奪回資產。歷史上曾經有債權人試圖這麼做。比如說法國曾在1862年入侵墨西哥，要求其償還貸款。法國還曾在1923年入侵德國的魯爾工業區，收取到期未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賠款。這兩次行動都失敗了。在實踐中，貸款方相對於國家只有一個籌碼，就是未來不再借錢給這些國家。話說回來，這件事具有深遠的影響，在金融市場上能夠借到錢的能力是非常寶貴的，由於這個原因，一般情況下國家都會還錢。

然而，一旦「有能力借錢」的重要性趕不上償債的成本，領導人就應該違約。如果他不這麼做，總會有挑戰者出現，提出來願意這麼做。這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對德國人民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德國面臨巨額債務，其中部分是償還一戰的戰爭賠款。希特勒在這項債務上違約。這個決定大受德國人民歡迎，因為償債的成本很高。

隨著債務水平達到了「有能力借錢」的重要性等於償債成本的平衡點，貸款人拒絕提高債務規模。這個時候，如果領導人想借更多的錢，他們必須提高政府收入以對這部分新增債務償本付息。在奈及利亞的例子裡，可開採自然資源的發現提供了一種方式來增加償債能力並因此借到更多錢。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發現，增加借貸規模的唯一辦法只有提高稅收收入。對獨裁統治者來說這意味著必須採取自由化政策，鼓勵人民更加努力工作，因為他們已經以非常高的（隱性）稅率對人民徵稅。只有在面臨財政困局時領導人才有可能願意考慮這種政治上有風險的鬆綁政策。他們可不會經常或開心地這麼做。只有在他們無路可走、舍此之外無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運之時，他們才會實施自由化，向一個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負責任的政府演變。

債務減免

債務減免是一項很受歡迎的政策，但卻經常受錯誤觀念引導。那些贊成減免高負債窮國債務的人認為，沉重的債務負擔落在了窮國人民的身上，他們並沒有從借來的資金中得到應有的好處。這當然沒錯。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好處都被領導人和聯盟拿走了，債務卻要由每個人負擔。但主張減免債務的人的想法是基於他們認為世界應該如何運作，而不是實際上如何運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有許多窮國為償還債務而掙扎，債權國協調對債務進行重新安排或減免。法國經濟、金融與工業部成為協商的重要中心，確保債權國共擔損失。這些商討形成了所謂的巴黎俱樂部。199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起了「重債窮國計劃」。與先前的個案處理方式不同，這一計劃通過債務減免對窮國提供系統性的幫助。然而，窮國必須達到紓解貧困和預算改革方面的明確標準、或朝著這些標準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前提下才能獲得債務減免。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下，計劃得到了強力推進。2006年以來，不少重債窮國大幅減少了債務。這些計劃的後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不過，我們有必要回頭看一看2000年以前的一些大規模減債工作。考察一下政府形式的重要性特別能說明問題。儘管債權國謹慎選擇了它們認為會理智行事的窮國，不少窮國在獲得債務減免之後不久，債務就開始重新攀升。

就減免債務的比例而言，2000年以前獲得最大減債好處的國家分別是1999年的衣索比亞（減免了42%債務），1997年的葉門（34%），1996年的白俄羅斯（33%），1996年的安哥拉（33%），1996年的尼加拉瓜（30%）和1990年的莫三比克（27%）。^[14]除了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之外，這些國家又立即開始累積新的債務。比如，在經過一系列小規模減債之後，衣索比亞在1999年一下子被免債44億美元，債務總額只剩下57億美元，但到了2003年債務又回升到69億美元。1996年白俄羅斯被免債5億8900萬美元，但它的債務總額從1995年的18億美元穩步上升到了2005年的超過41億美元。儘管減債計劃都會精心挑選候選國家，這些例子還是說明在很多情況下，沒有進行制度改革，減債只會讓領導人重新開始借債。

民主領導人也喜歡借債，但他們不像獨裁領導人那般肆意妄為。他們相對來說傾向於較低的債務水平。民主化成功推進了債務削減，正如莫三比克和尼加拉瓜的例子顯示的。1990年，莫三比克27%的債務被減免，結果卻是債務重新開始累積。到了莫三比克實施民主化的1994年，債務總額超過了80億美元。然而如表4-3所示，這筆債務開始逐年下降，部分得益於進一步的債務減免。

重債窮國計劃招致很多批評，認為它在減免窮國債務方面步伐太慢。我們對它的批評恰恰相反。實際上這些計劃太急於免除債務。債務減免只會讓領導人重新開始借債。我們稍後將會看到，金融危機是迫使領導人實施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債務減免卻紓解了財政壓力，使獨裁領導人無須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繼續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毫不奇怪獨裁領導人歡迎債務減免。但在那些願意改善治理以及像我們這樣試圖客觀理解領導人如何行事的人眼中，債務減免又是什麼樣子的呢？讓我們暫且離開領導人看待治理的視點，轉而看看如何才能改變一個獨裁者的視野。也就是說，我們來思考一下如何能夠利用獨裁規則的邏輯，給獨裁領導人正確的誘因以改善他們的政府。我們考慮的是，能不能讓至少某一些獨裁者意識到，為人民的利益而統治是確保政治生存的最佳方式？

債務減免在民主國家可能有效。因為這些國家無論如何都希望削減過多的債務，債務減免顯然會加速這一過程。但正如我們在表4-3看到的，莫三比克在2001年和2006年兩次獲得大規模債務減免之前已經在有效解決債務問題。因此，我們提倡將提供很少債務減免或不減免作為一種保守方法來改善可惡的壓迫性政權的統治，並改善當前生活在這些政權統治之下的人民的生活品質。我們認為債務減免反而會鞏固獨裁統治者的權位。獨裁者的民主化承諾從來不可靠。一名獨裁者為了換取資金，也許誠心願意舉行有意義的選舉，然而一旦他克服了金融危機，能夠借債安撫他的聯盟，任何他承諾的選舉都是騙人的。對民主領導人來說，債務減免雖然有幫助，但不是必要的。透過取消給予獨裁者債務減免，我們可以幫助催生類似2011年發生在中東的那種人民反叛行動，稍後我們將看到，這樣的反抗行動可能為將來出現更好的政府打開了大門。

稅收、資源開採和借債是餵飽致勝聯盟的最主要方式。人們對於稅收的其他解釋，要麼是為了使其變得較易讓人接受所做的粉飾美化，要麼就是基於人們希望世界如何運作。領導人徵稅是因為他們必須在聯盟身上花錢。成功的領導人盡其所能地籌措收入。稅收的限度是：（1）被徵稅的人們工作的意願；（2）聯盟願意負擔什麼；以及（3）收稅的成本。

政府財源充足之後，領導人以三種方式花錢：第一，他們提供公共產品，也就是推出惠及所有人的政策。第二，他們為聯盟成員提供私人好處。不同政治體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混合方式也不相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回報聯盟之後剩下的任何資源都可以由領導人自由裁量。於是領導人就有了第三種花錢方式。他們可以把這些自由裁量的錢花在中意的項目上，或者，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往往將其藏入應急儲備基金。

第五章 | 獲取與花費

終於，一名新的統治者對當初助他上台的聯盟完成了重組，現在他擁有了各就各位的合適的支持者。徵稅使得財源滾滾。現在他面臨統治的真正任務：分配錢財讓聯盟開心——但不能太開心——以及為確保可相互替代者不起來造反而提供剛好足夠的錢。正如我們看到過去幾年發生在北非和中東的事，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發生在東歐的事，這個任務對任何領導人來說都是一根踩上去險象環生的鋼絲。過去數十年的歷史顯示，很多獨裁統治者從鋼絲上栽了下來，這讓我們深受鼓舞。要在給予聯盟的利益和給予可相互替代的大眾的利益之間搞好平衡，真的非常困難。

任何新上台的領導人想要長期掌權必須精心拿捏花錢的藝術。當然，他可以對聯盟或人民十分慷慨——前提是只能花打理好聯盟之後剩下的那部分可供他自由裁量的錢。他最好不要虧待任何有可能發起政變或革命的人。虧待了不該虧待的人，任何領導人的下場將印證威廉・華茲華斯的著名詩句：「無論獲取與花費，我們損耗了力量。」

因此我們轉向所有民主國家的核心問題：如何分配資源以推行惠及社會中所有人的政策。這些公共物品以多種形式出現，取決於那些有能力要求得到這些政策的人的喜好。當然，那些有能力的人正是在位者的核心支持者。不同的核心支持者集團屬意的以公共物品為導向的政策組合也各不相同。一些集團想要在某項社會福利保障方面有更多開支；其他集團希望花更多錢在教育事業上；再或者有的集團希望多花錢照顧老年人或年輕人，扶持藝術，如此等等。儘管所有這些都值得關注，我們也會簡單涉及，不過我們特別關注那些核心的公共利益，比如教育、健康以及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自由權利。

抵禦外部侵略的安全保障毫無疑問是一項核心的公共物品，不過我們將在稍後的章節再討論有關外部威脅的話題，這裡先聚焦於國內的政策選擇。當下，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公共物品如何有助於作為整體的社會以及如何幫助領導人穩固權力。

有效的政策無須著眼公益

為了在有利於大眾的開支政策和有利於關鍵支持者的開支政策之間搞好平衡，領導人仔細琢磨一下霍布斯政府哲學中的相關部分是大有裨益的，我們在導言部分曾簡單涉及。霍布斯的理論有很多對的地方，但他關於政府的理念並非始終正確。儘管他認識到任何想要社會富足的人都會避免類似他在英國經歷到的革命，但他未能分清楚使人民安分守己的必要條件和避免核心支持者背叛其領導人的必要條件——無論這裡的領導人指的是霍布斯的利維坦還是柏拉圖的哲學王，或是盧梭的公共意志，再或是麥迪遜的派系林立的人民代表。霍布斯確信他的利維坦必須是一位仁慈的統治者。霍布斯似乎認為這才能避免發生類似他經歷過的革命。霍布斯擔心，如果沒有一位使人們安居樂業的統治者，許多人——按他精妙的用語——將過孤獨、骯髒、貧窮、粗野和短壽的生活。

霍布斯只對了一半。確實如霍布斯相信的，快樂的、得到良好照料的人民不太可能造反。【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似乎印證了這種看法（至少目前如此）。】^[*9]讓民眾富裕和愉快，他們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對你。然而似乎同樣正確的是，病怏怏的、忍飢挨餓和無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有些國家的民眾似乎就完全安順，他們將敬愛的領袖奉若神明，將他視作任何他們擁有的粗劣生活資料的唯一來源。誰會進行革命？是了不起的中間派，是那些既不窮困潦倒也未被嬌縱的人。前者太弱，畏懼造反；後者心滿意足，沒理由造反。確實，只有廣大的中間派才對政權穩定及其領導人真正構成威脅。於是，精明的領導人要搞資源平衡，一方面讓聯盟成員滿意，另一方面讓人民剛好願意去生產所需財富以養肥核心支持者和在位領導人。那些其政府依賴於少數支持者的國家——即那些最不民主的國家——正是最可能用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來恰當描繪其民眾生活的地方，對這一點我們無須感到意外。我們前面看到了，它們也正是領導人最可能長年累月掌權的地方。

依賴大型聯盟的領導人必須努力工作才能確保公民們的生活不會孤獨、骯髒、貧困、粗野。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領導人必須事事從公益出發，他們也不需要對公民們心懷溫厚慈愛之情。他們所需的一切就是確保有豐裕的公共利益來提供高品質生活。他們只需要遵循成功領導人進行統治的法則，使其適應任何民主領導人都會面臨的困難局面：無可避免地依賴於大量難以駕馭的核心支持者以保住權位。

正如民主領導人無須成為滿懷公益心的理想主義者，獨裁領導人也並非一定會製造悲慘生活。情況常常是，他們這樣做對自己有好處，但也有例外，這些例外恰恰重申了遵循政治規則的重要性。我們前面注意到了，領導人動用他能自由裁量的錢去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並沒有什麼不對。根據定義，所謂自由裁量的錢無須用來保持聯盟的忠誠；因為在任何資源可以由他自由裁量之前，聯盟已經獲得了回報。舉例來說，新加坡通過仁慈專制為其公民提供了高品質的物質生活，儘管缺乏其他人覺得寶貴的諸多自由。也許新加坡長期的恩主李光耀正是霍布斯的化身。但類似新加坡這樣的仁慈獨裁者很少見。

對普通人民來說，制度激勵是確保獲得良好生活的最可靠保障，這個制度在形式上就是政府依賴大型聯盟，迫使追逐權力的政客們為人民的利益而統治。在民主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很少或幾乎不存在集團投票的民主國家，制度激勵使得政客們謀取自身利益特別是保住權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提升較廣大人民的福利。我們認為，這就是多數民主國家比較繁榮、穩定和安全的原因。

也許你會質疑通往良好生活之路是由於大型聯盟的存在才得以確保的。與你有相似想法的人大有人在。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甚至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認為提升民主的最好方法是提升經濟繁榮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一看到經濟危機的徵兆，比如說政府債台高築，瀕臨債務違約和破產，他們就呼籲提供債務減免，增加新的貸款，尋求大量外國援助以及採取其他經濟修補手段。他們抗拒像我們這樣的人的呼籲，即任何紓困資金拿去拯救獨裁國家深陷麻煩的經濟之前，必須以該國改善治理為前提。這些經濟學家堅信，財富——而不是政治——才是逃脫霍布斯自然狀態的更佳路徑。簡單回顧一下上一章我們講到的歷史上的經濟援助，很明顯在一個依賴大型聯盟的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時，極少尋求類似第三世界發生金融危機時渴望的那種沒有伴隨政治變革的單純經濟救援。

紓困與聯盟規模

根據聯盟規模的大小，經濟紓困大為不同。紓困有很多方式：國內稅收和開支調整；來自國內外銀行的貸款；債務減免；或外國援助。任何紓困都伴隨著經濟改革的要求，無論資金是來源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德國中央銀行或納稅人。接受紓困的依賴大型聯盟的國家和依賴小聯盟的國家之間有一個重大區別，前者幾乎總是會進行改革，而後者很少這麼做。

正如債務減免一樣，對於面臨經濟重壓的獨裁者來說，紓困是解決迫在眉睫政治危機的一種方法。當他們的經濟虛弱到不足以提供足夠的金錢收買政治忠誠時，獨裁者面臨著要嘛被對手要嘛被革命推翻的險境。這就是2011年類似突尼斯和埃及等地發生的政治經濟危機的情況。無論是通過內部或外部貸款和援助，紓困可以買通反對派，遏阻對領導人權力的威脅。正因如此，在經濟危機期間，獨裁者以紓解國家經濟災難的名義四處尋求紓困資金，實則是為了挽救自己。

對於依賴大型聯盟的國家的領導人來說，紓困是一個詛咒，或至少是一件必然的惡事。糟糕的經濟表現可能被選民理解為領導人的政策失敗，結果就是一有機會領導人就被選民趕下台。2008年美國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失利有很大部分就是這個原因。當經濟沒有足夠快速好轉到讓選民滿意，2010年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就遭到失敗。對於經濟紓困的需要本身就向選民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應該換換有新政策理念的新領導人了。外國援助極少前來拯救民主國家領導人，原因我們稍後解釋。於是，金融危機和對紓困的需要對民主領導人來說幾乎永遠是壞消息。

世界上一些富裕國家在2008年和2009年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布什政權和歐巴馬政權阻止發生最壞情況的方式都是透過提供大規模財政紓困來挽救銀行業和其他大行業，以恢復市場流動性，將美國經濟帶回到持續增長的軌道上來。歐洲採取了相似的策略。這些紓困措施伴隨著監管方面的變革。歐巴馬2010年簽署的《多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正是其中之一。在嚴重的經濟衰退面前，美國國會透過了這項自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以來最大的改革法案。

形成對照的是，在依賴小聯盟的國家，紓困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保持原有商業運行模式的手段。獨裁國家的經濟紓困極少觸發對經濟或商業政策的嚴肅評估。它們幾乎從未伴隨監管改革。後果就是，經濟危機比在民主國家發生得更頻繁，而且只要富裕國家仍然願意為其提供貸款、債務減免或援助，社會就幾乎不會改善，當然，卑鄙的領導人們倒是安全了。

民主是奢侈品嗎？

獨裁者和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償付能力必須先於政治變革，這是對的嗎？難道享受民主必須以物質上的豐裕為前提嗎？我們不這麼認為。有許多富裕國家遭受壓迫性政府的統治，其人民過著孤獨、骯髒、貧困、粗野而短壽的生活，恰如窮國裡的人民一樣。看一看幾乎任何一個非民主制的產油國或產鑽國就知道了。

是的，這個世界產生過一些智慧的、善意的領導人，甚至是在那些依賴少數核心支持者的國家。但這樣的領導人並不多，也不敢保證他們就懂得如何改善他人的生活。事實上，那些依賴小聯盟的國家領導人們有一種普遍的說辭是，能夠促進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權利太奢侈——比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特別是集會自由——只可能在獲得經濟繁榮之後才能讓民眾享有，而不是之前。這看起來正是那些讓人民受窮受迫的領導人們的自私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宣傳這種觀點的報童。當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時，西方富裕國家的研究者們認為當下中國經濟將會發展開來，而經濟的發展會引起迅速的民主化。時至今日，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已經三十多年了，而我們仍在等待這些預期的政治改革。經濟增長並不能保證帶來政治上的改善，但也不會排擠它。中華民國（又名台灣）和大韓民國（又名南朝鮮）正是經濟繁榮先於民主的典範。無需多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喜歡宣傳這些國家的經驗。】^[*10]

許多經濟學家得出了與獨裁者們相同的結論，儘管是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不少經濟學家持有的國家應該先富裕再自由的觀點來源於他們對於政治的思考方式。他們覺得政治充滿太多矛盾與摩擦，恨不能將其一筆勾銷，而不是去認真對待。

毫無疑問，富裕是好事，世界上不少富裕國家是民主國家。但依賴大型聯盟才是這些國家擁有高品質生活的強有力解釋，即便現在不富裕，它也預示著將來的富裕。相形之下，經濟增長和成功看來並不能確保國家治理的改善，實際上反倒有可能產生阻礙。^[1]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深挖的問題，不過目前我們關心的是核心支持者集團和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的規模大小如何決定了資源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進行分配，使領導人在恰當回報自己的聯盟的同時，又足以防止大眾製造麻煩。

並非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

從一個領導人的角度來說，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繳稅。任何政權都需要錢。結果就是，即使最自私的獨裁者都必須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除非他能從類似石油或外國援助這樣的資源獲得重要收入，這種收入不依賴納稅者。他必須提供諸如必要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這樣的公共福利，以確保勞動者有足夠的生產力去納稅，填滿統治者及其核心支持者們的腰包。這些政策不是為了改善大眾生活而制定的，儘管如此，當然，大眾當中的某些人，特別是工人，會從中受益。

作為在生活中出人頭地的手段，教育對任何國家的公民來說都是頭等大事。實際上，不乏許多思想開明的人高度讚揚壓迫政權下的教育質量，他們說的有根有據。像現代的某些獨裁制國家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初等教育。舉例來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些獨裁制國家的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的表現大大超過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同年級學生。有些更是擁有100%的識字率。相比之下，民主國家印度只有81%的人具有讀寫能力。^[2]但這些事實可能具有欺騙性，甚至完全有問題。基礎教育在這些國家是強制性和廣泛的，這一點經常被人用來證明獨裁制度也沒那麼糟糕。

我們當中的任何人幾乎不可能不深究在這些現象的背後，為什麼獨裁者要付錢培養三年級生，卻不將那種教育質量延伸到高等教育當中。政治生存背後的邏輯告訴我們要保持懷疑態度。我們實在是認為這些公共物品並非為了幫助不幸生活在這些國家的人民。正如我們了解的，政治的規則教導統治者們，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絕對必要的事之外，不要為人民做更多的事。領導人以犧牲關鍵支持者的利益為代價，花錢在公共福利上，無疑會招災惹禍。

不論是獨裁者還是民主領導人都面臨相似的問題：什麼範圍的教育才是適量的？對於那些依賴極少數支持者的領導人來說，答案顯而易見。教育機會不能太廣泛，以至於普通人，也就是可相互替代者因受到教育而質疑政府的權威。天真的人也許會在觀察許多糟糕的政權之後得出結論：這些政權對待自己的人民比民主國家對待自己的人民更好，因為它們提供了諸如國家包辦的醫療保健或堅實的基礎教育這樣的公共福利。這是無稽之談，當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獨裁者會讓農民保持足夠健康以工作，讓他們受足夠的教育以做好事。無論怎樣，不管識字還是文盲，他們仍然是農民，而且永遠都將是農民。

考察領導人對教育的興趣，有一個更好的衡量辦法，就是看頂尖大學在世界上的分布情況。除了幾個特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非民主國家擁有排名世界200強的大學，除了【中國】^[*11]和新加坡。【儘管中國大學規模巨大，吸收了廣大人口中最頂尖的人才，在不算香港大學的情況下——香港的大學是1997年回歸中國前在英國的統治下建立起來的——中國最好的大學在世界上排名僅47位。】^[*12]獨裁歷史悠久的俄羅斯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大學僅排在第210名。相比之下，那些人口較少、依賴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國家，比如以色列、芬蘭、挪威、荷蘭、比利時、加拿大，無一不擁有多所大學進入世界200強。^[3]頂尖大學集中在擁有大型聯盟的國家，這種不均衡的分布情況並不是偶然的。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對獨裁者來說是潛在的威脅，因此獨裁者要限制教育機會。獨裁者們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勞動技能，比如識字，而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繼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們送到諸如瑞士這樣的地方上學。獨裁者們也喜歡把孩子送到美國的頂尖大學讀書，有的特別中意英國的牛津大學。實際上，人們幾乎認為牛津大學是獨裁主義者的溫床。該大學是很多獨裁者的母校，包括辛巴威的羅伯特・穆加貝，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約旦、不丹、馬來西亞乃至小國東加的國王們。英國的大聯盟體制為高等教育廣開方便之門。

當領導人依賴少數核心支持者，高等教育只提供給有權階層的孩子；當支持者規模巨大，高等教育是為了讓每個人更好。可以舉個例子，鮑里斯・葉爾欽最想改變的老蘇聯的特徵之一就是蘇共領導人的子女享有進入最好大學的特權，無論能力如何。忠誠家庭的孩子得到幫助而進步，而潛在不安分家庭的有能力的孩子則被排除了進入最好學校的機會。^[4]

獨裁國家和民主國家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內部人士在進入頂尖大學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即使在依賴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國家情況也是如此，不過這種特權是由大學們自己給予的，而非政府要求它們這麼做。美國總統不會告訴哈佛大學應該錄取誰。對於這種體制的進一步觀察會發現，哈佛和其他許多名牌大學青睞「遺產」，也就是校友的子女，因為這些學生有可能為大學帶來更多來自富裕校友的捐贈。在其他方面很公開的大型聯盟體制下，這種進入大學的特權實際上反映了大學本身的內部機制。

我們不應該忽視，大學機構本身是一種小聯盟政治體制，擁有相當大規模的可相互替代者。因此不奇怪，大學就像獨裁國家一樣運行，青睞富裕、有關係的人，低看缺乏政治影響力的人。如果你質疑這一點，你可以看看大學校長們喜歡聘請多少行政管理人員，再比比教職員工的數量。行政管理配角們的工作取決於高層人物是否開心，這些人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教職員工則無須依賴「老闆們」的開心，他們靠的是讓同事們一直開心以獲得教職，因此他們擁有相當大的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自由——不然你以為筆者怎麼能寫下這一段話。不可否認，這裡有一種相當微妙的平衡，因此成功的大學領導人特別善於對那些可能構成威脅的人施以私人好處。那些為學校籌來資金的人經常會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錢作為獎勵。願意合作的教師多半更容易得到公休假期、研究經費、挑選所教班級（通常是小班）的權利，如此等等。我們無須為大學裡這種扭曲的價值感到驚訝，大學真的就是小聯盟體制。

在中等教育方面，在那些依賴極少數不可或缺者的國家，我們也許指望能看到美好一點的局面。所有政治領導人為什麼都不贊成開放的中等學校入學權利呢，在這裡學生們不是能夠學到高一級的數學、科學、語言、文學、歷史和社會思想嗎？答案很簡單。這些都是危險的公共物品，必須小心地給予。沒有必要那麼多擁有技能、但為獨裁政權貢獻收入又非絕對必需的人。舉例來說，渴望長久掌權的獨裁者幹嘛要為那些不大可能為聯盟的財富和安全做出貢獻的人開放中等學校？數學和科學在獨裁國家是很棒的學科，而社會學和政治科學則是民主國家的學科。

誰不愛乖寶寶？

提供醫療保健的動機與提供基本教育的動機沒什麼不同。對於小聯盟國家的領導人來說，讓勞動力大軍保持活力是頭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錢花在那些不是勞動者以及不是長期勞動者的健康上面毫無意義。看清這個問題有一個更令人沮喪的方法，就是考察一下嬰幼兒醫療體系的表現與政府致勝聯盟的規模之間的關係。

好像為數不少的非民主制國家的領導人和他們的不可或缺支持者不愛寶寶。無論我們想到的是惡魔般的薩達姆・海珊還是其他同行們，這一點都是對的。

薩達姆・海珊在人民因經濟制裁飽受苦難之時還大建奢華宮殿。聯合國為了減輕孩子們受到的影響，為伊拉克提供嬰幼兒配方奶粉——然而，薩達姆默許他的黨羽進行竊取。這些奶粉被拿到中東各地的市場上出售，為薩達姆帶來收入，即便奶粉短缺造成伊拉克嬰兒死亡率翻番。毫無疑問薩達姆是一個卑劣的人——一種情況可能是，他的紀錄並不比任何其他無情暴徒更好或更壞；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由於他依賴一個很小的黨羽集團，他不得不像一個暴徒那樣行事。也許換一種地方和環境，他說不定會到處親吻寶寶以獲取政治支持。說不定化學阿里說的是對的，薩達姆太仁慈。^[5]實際上，在那些據說具有良好醫療體系的獨裁國家，嬰兒死亡率也居高不下。這也許是因為，幫助小朋友對於領導人的權力生存提供不了什麼特別的幫助。這倒不是說他們就像憎恨競爭對手一樣憎恨可愛的寶寶，而是說他們認識到，幫助寶寶幫不了自己。

在拉丁美洲，古巴擁有最低的嬰兒死亡率，這當然是一個值得稱讚的成就。然而真正的問題是，這應該歸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古巴建立高品質醫療體系的善行，還是應該歸功於從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治下的古巴繼承了良好的醫療體系。

巴蒂斯塔最早因參與1933年古巴政變而嶄露頭角。雖然有一系列人物隨後擔任古巴總統，作為陸軍參謀長的巴蒂斯塔卻是整個過渡時期「王位」背後的真正操控者。在1940年的自由民主選舉中，他擊敗了政變政權時期的前總統拉蒙・格勞・聖馬丁。巴蒂斯塔於是從1940年開始擔任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直至1944年任期結束。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由於巴蒂斯塔堅定推行親勞工和工會的政策，因而獲得古巴共產黨的支持。實際上，在他根據1940年古巴憲法擔任民主領導人期間，巴蒂斯塔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高效的社會改革家，他同時也推行了成功的經濟政策。^[6]簡而言之，他的統治方式正是我們認為的大聯盟體制下領導人該有的方式。

在任期結束後巴蒂斯塔前往美國。他屬意的繼承人在1944年古巴總統大選中輸給了拉蒙・格勞・聖馬丁。1948年，身在美國的巴蒂斯塔被選為古巴參議員。他回國就職，並於1952年再次參加總統大選，但在民意測驗中落後於羅伯特・阿格拉蒙蒂和卡洛斯・赫維亞，僅居第三。親美的巴蒂斯塔看到自己當選無望，又有美國政府的支持，於是在選舉前發動政變。在軍隊的支持下，巴蒂斯塔這回當上了小聯盟的獨裁總統，而不再是一位民選的大聯盟領導人。當然這是權力凌駕於政治原則之上的又一個例子。

古巴經濟嚴重依賴農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甘蔗種植業。結果就是，巴蒂斯塔由於缺乏自然資源，必須依賴勞動者創造收入。他從大量外國援助那裡獲得額外收入。除此之外，為了維持生存，他還必須保持一支健康且受過適當教育的勞動力大軍。於是，巴蒂斯塔需要良好的醫保體系和基礎教育。

儘管一個醒目的事實是古巴擁有拉丁美洲最低的嬰兒死亡率，但細節顯示，嬰兒保健的相對質量在下降。在巴蒂斯塔統治下，古巴同樣擁有拉丁美洲最低的嬰兒死亡率。一般來說，小聯盟國家的經濟會每況愈下，因為它效率低下，並會犧牲長期生產力來滿足領導人和核心支持者的短期利益。福利喪失的速度部分取決於能獲得什麼樣的外國援助來彌補小聯盟統治方式造成的困境。相比在巴蒂斯塔統治下，我們應該看到後來古巴的醫療質量呈現出下降趨勢，這並不是說前者比後者更具公益心，而是因為在大多數可悲的獨裁國家，時間會漸漸無情地削弱普通人的生活品質。

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後，古巴的嬰兒死亡率發生了顯著的好轉，但嬰兒保健的相對質量卻沒有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步伐。二戰之後，醫療技術大幅度提升了衛生保健的質量，特別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古巴在嬰兒死亡率方面的改善儘管很可觀，但落後於其他很多國家的改善幅度。1957年，就在巴蒂斯塔下台前不久，古巴的嬰兒死亡率是每1000名新生兒當中有32例。這個死亡率之低在當時的世界上能排在第13名。拿這個可觀的紀錄來做比較，當時古巴的表現比奧地利、比利時、法國、以色列、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和聯邦德國都要好。而今天，所有這些國家在嬰兒死亡率方面的表現都超過了古巴。然而，直到蘇聯解體前，古巴的經濟增長率在拉丁美洲都是名列前茅。而古特馬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它的墮胎率——旨在終止困難的高風險妊娠過程——高達58.6%。^[7]

在非民主制的國家當中，古巴嬰兒死亡率的案例已經算是不錯的了。事實上，在預防孩子過早夭折方面，有錢都不是好辦法。擁有一個大型聯盟才是最好的疫苗。與所有的藥一樣，它並不完美，但它會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在世界上，政府所依賴的關鍵支持者集團規模最大的36個國家，比起規模最小的44個國家，在嬰兒死亡率方面每1000個嬰兒少31例。再從人均國民收入來比較這80個國家，最窮的國家嬰兒死亡率每1000個嬰兒比最富國家多15例。成為富裕國家確實有助於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為民主國家！

清潔的飲用水

對於獨裁者來說，把錢花在無法為經濟做貢獻的嬰兒和兒童身上完全是浪費。資源必須用在那些現在有助於統治者維持權力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在遙遠的未來或許可能有用的人身上。當我們看看從危機國家流出來的照片和圖像，很明顯獨裁國家人民的生命遭受磨難是很常見的。並不是說這些惡劣的生存條件不可逆轉，而是獨裁者僅僅出於成本的考慮就必定選擇不去扭轉。因為所需的資金必須從獨裁者和聯盟自己的口袋裡掏出來。

考察一下清潔飲用水這一最基本和必須的公共物品。與水有關的疾病如霍亂、痢疾和腹瀉奪走了這個世界上千百萬年幼和年老的非勞動者的生命。這本來是可以很容易預防的，清潔的水就是巨大的救星。問題在於，獨裁者似乎認為這些生命不足珍惜。

毫無疑問，在民主國家飲用水比小聯盟國家更清潔、人民更廣泛擁有，這與各自的人均國民收入的重要影響無關。舉例來說，宏都拉斯是一個相當窮的國家，它的人均國民所得只有4100美元。然而，90%的宏都拉斯人口能喝到清潔的飲用水。赤道幾內亞的人均國民所得高達37000美元，是宏都拉斯的9倍。^[8]然而只有44%的赤道幾內亞人擁有乾淨的飲用水。這兩個國家都屬於熱帶氣候，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都是基督教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最大的差異在於，比起赤道幾內亞，宏都拉斯相當大程度上更民主化，具有更大的不可或缺者集團。這個對比很不同尋常嗎？一點都不！誠然，收入更高的國家一般來說比窮國享有更高品質的飲用水。然而，拿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來對比，那些依賴大型聯盟的國家基本上100%人民都能喝到高品質的飲用水，而依賴較小聯盟的國家要落後20個百分點或以上。清潔水資源和技術並不偏愛民主國家，而是民主國家偏愛確保其飲用水是清潔的。

基礎設施建設

我們已經證明了，即便再惡劣的獨裁者也得為人民提供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保健，這樣人民才能工作以養肥獨裁者。要把勞動力轉換為獨裁者的財富，還得有一個必要的公共物品——勞動者生產的任何東西都必須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就意味著必須要有公路將產品運輸到市場上。

儘管如此，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然也有一個平衡點。因為公路通向兩頭，獨裁者必須很謹慎，不能修建太多路，特別是不能把路修往錯誤的地方。修路的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掩瞞真正的成本。這使得修路成為營私舞弊的好源頭，相應地又使得修路非常具有誘惑力。但是把國家建設成交通太良好會導致產生新的地區權力中心——政治的，經濟的，或其他方面——這將削弱獨裁者的統治。如果局勢升溫到足以刺激叛亂的地步，獨裁者修建的這些道路反過來將是他的夢魘。許多國家的基礎設施之所以品質低劣，往往是統治者故意為之的，並不是什麼被迫忍受的災禍。

薩伊（即今天的民主剛果共和國）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曾經對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說：「我在薩伊已經掌權30年，而我沒修過任何公路。」為什麼？他對哈比亞利馬納解釋道：「他們現在正沿路過來抓你呢。」^[9]事實上，1965年蒙博托上台時，薩伊有大約9萬英里的公路。32年之後當他最終垮台時，只剩下6000英里，剛好僅夠用來賣產品，不夠別人輕易來抓他。於是，修建通往市場的路：可以。能把你帶出國的路：可以。其他用途的路：想得美。

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各國首都通往各自最大機場的公路的直彎問題。當然，路應該修得多直取決於一系列因素。包括地形、首都延展的形狀、修路的技術以及國家的財力。還有一個就是致勝聯盟的規模。

財富並不是隨機分布的。那些政府權力須依賴廣泛支持者的國家通常也比較富裕。這可能會讓我們以為在富裕的、文化程度高且依賴大型聯盟的國家，機場高速路特別直，因為富裕國家的政府比較容易為修路提供拆遷補償。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與財富不同，地形不受政治左右。水道分布廣泛且多山地形可能會導致一國首都通往機場的道路非常曲折，無論該國掌權的是什麼類型的政府。要筆直穿過這樣的地形，意味著要修建很多隧道和橋梁。這些成本很高。穿過村莊的成本同樣很高，因為當政府徵用土地要拆人房子時，人們必須得到妥當賠償。而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賠償的人有可能恰恰是有影響力的人和關鍵支持者。如果房屋的主人不是什麼有影響者或關鍵支持者，那麼筆直修路當然比逢村必繞便宜。

如果路線的選擇僅僅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有人可能就會覺得富裕國家的首都通往機場的道路普遍比較直。但如果政治凌駕於經濟之上，那麼筆直的路在獨裁國家比在代議制的民主國家更普遍。駕駛距離與直線距離之間的差異與政治有關，特別是與領導人需要多少核心支持者有關——這一點相當有意思，也許很讓人意外，但確實有關。

我們將158個國家的首都到其主要機場的駕駛距離除以直線距離，得出比值。^[10]比值越小說明道路較直，比值越大說明道路較彎。30個最低的比值（即駕駛距離幾乎等於直線距離）當中只有兩個出自民主國家，我們考慮進了過去30年（1981——2010）政府致勝聯盟的平均規模。在政府領導人須依賴大量關鍵支持者的國家當中，葡萄牙和加拿大擁有最直的首都機場公路。葡萄牙的比值在世界上排倒數第13，而加拿大的比值排倒數第28。那麼比值最低的10個國家是哪些呢？答案是：幾內亞、古巴、多明尼加、哥倫比亞、阿富汗、巴基斯坦、葉門、厄瓜多、衣索比亞和赤道幾內亞。這顯然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名單。在這些國家當中只有厄瓜多和哥倫比亞的政府朝著依賴大型聯盟邁出了實質步伐。根據我們的估算方法，這10個國家的致勝聯盟平均規模是42分，滿分為100分。^[11]世界平均水平為62分，比它們高出50%！^[12]

結論就是，當獨裁者需要一條通往機場的公路（逃跑的好路線），他可以徵用人民的財產，把路修得盡可能直，跑起來盡可能快。正如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1年1月5日發表國情咨文講話針對修建鐵路這一相似問題時說的，「如果中央政府想要一條鐵路，他們就能得到一條鐵路——不管有多少人的房子要被剷平。」他比較的是獨裁者能做的事與他這位民主國家領導人不能做的事。

民主領導人認識到，動用徵地權在政治上要付出代價，他們更願意繞開村莊或房屋而不是將其剷平。一旦哪個民主領導人無視財產權，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人民將訴諸法律或走上街頭去矯正任何他們認為不公義的行為，這就是民主領導人所必須提供的各種自由權利的最高表現。一個聰明的民主領導人當然要盡量避免出現這種麻煩，他只有在有利於多數人特別是他的選民（也就是有影響者）的前提下才能動用徵地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要掠奪人民的財產是多麼的容易，而在香港要這樣做卻是多麼的難。】^[*13]當關鍵支持者只有極少數人，大概任何東西都保不住了。

公路並不是唯一的一種在獨裁國家具有私人利益屬性而在民主國家強調其公共福利屬性的基礎設施。獨裁者和民主領導人都需要電網。舉例來說，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當政府擴大其對大型聯盟的依賴程度，它們會將電價和電力可獲性方面的政策從偏袒企業向有利於消費者的方向調整，也就是照顧大眾而不是社會上最富裕的人群。^[13]然而世界上還有像蒙博托・塞塞・塞科這樣的人，卻是想盡辦法利用電力來保護他們的政治生存。

蒙博托的一個著名做法是用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水電站取代薩伊國內銅礦附近的發電站。切斷電力的按鈕掌握在他手中，這確保了是他本人而不是某些地方企業家控制薩伊的銅礦財富。值得注意的是，整條電力輸送線路避開了所有沿途居民。這正是那些利用公共政策維護自身權位的人才幹得出來的基礎設施建設。

類似埃及亞斯文水壩【和中國三峽大壩】^[*14]這樣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很像蒙博托的電網。這種工程對獨裁者們來說太有利可圖了。儘管這種工程必須搬遷走數量龐大的庫區居民，它們也創造了巨大的貪腐機會，在成為基本公共基礎設施提供者的同時成為私人報償的絕佳來源。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建造成本遠遠高於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類似水壩，而這些國家的水壩主要是用來造福大眾而不是個人。

為了讓人民工作納稅，所有領導人都必須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在其他組織類型裡同樣如此。大企業的老闆們不希望員工在與世隔絕中進行生產。交流、培訓以及團隊建設將促進生產力，儘管這些也可能有助於員工們協同反抗老闆。出於這個原因，並非所有企業的電話都能隨便接通到任何地方。

甚至黑幫家族的首腦都必須提供某些公共物品來幫助幫眾謀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聲望。如果人們不相信他們背後有強力靠山，歹徒們將很難收取到保護費。黑手黨同樣要有威信和威懾力以保護其成員。誰要是殺了一個黑手黨分子不會被輕易放過。黑幫也提供律師。上述種種都是很有價值的獎賞。更重要的是它們能讓黑手黨保持盈利。正如獨裁者一樣，黑幫老大們提供這些公共物品，以使幫眾生產老大們掌權所需的財富。

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

在小聯盟國家，公共物品主要服務於小範圍的領導層利益，只間接服務於人民的利益。在大聯盟國家情況則幾乎完全不同。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來說，為了滿足自己持續掌權的欲望，他們必須滿足大型聯盟的欲望，包括在各個層面獲得高品質教育；在各個層面獲得高品質健保；以及最重要的，在各個層面獲得使聯盟的願望很容易被政府知曉的手段。當今世界人均國民所得最高的25個國家，除了新加坡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國家，這絕對不是偶然的。這些國家依法治國，具有透明和負責任的政府、自由的媒體以及集會自由。這些國家鼓勵而不是壓制或阻礙政治競爭。它們的領導人鼓勵這樣的競爭並非源自公心，更多是出於聚集起一個大型支持者聯盟的必要性。

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當中，有一些生活在人口很少的小國家，比如冰島和盧森堡。有些生活在人口眾多的大國，比如美國或日本；還有一些生活在人口相對適中而幅員遼闊的國家，比如加拿大或澳洲。最富的一些人生活在宗教單一的國家，比如丹麥或義大利；還有人生活在宗教成分複雜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不少最富裕的國家在歐洲，但也有一些在亞洲、北美洲或大洋洲。一些國家曾是傳統帝國，如英國和法國；而一些國家曾是殖民地，如加拿大或紐西蘭。

那麼，這些國家有什麼共同之處呢？不是它們的地理位置、文化、宗教、歷史或版圖大小。它們的共同點在於都是民主國家，因此都依賴一個大型的支持者聯盟，儘管結構和規模各不相同。由於都依賴大量關鍵支持者，所有這些政權都提供便宜卻極具價值的公共物品：自由。

儘管諸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這樣至關重要的自由權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獨裁者們卻視之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毫無疑問，民主領導人也巴不得避開這些自由權利，因為正是這些公共物品使得競爭對手組織起來推翻他們變得容易。但依賴大型聯盟的領導人無法規避這些自由，因為如果他們無法保證很大數量的人們擁有自由言說、閱讀、書寫的權利、能夠聚到一起自由探討和辯論，他們將不可能聚集起一個致勝聯盟。民主領導人必須傾聽選民的聲音，回應選民的期望，不然就有別人會上台來做。

而當領導人依賴的是一個很小的黨羽聯盟，聯盟成員通過貪腐和營私舞弊而發財，很容易得到滿足。他們不會冒著失去這些財富的危險要求領導人把錢從他們的口袋挪走，投到有效的公共政策上。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很樂意限制公共物品的提供，特別是自由。於是，民主國家逃脫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而獨裁國家一般來說不能。實際上，我們只要看看在大自然發威造成巨大災難時發生了什麼事，就能明白兩類國家在逃脫自然狀態方面的巨大差別。我們想想諸如地震、颶風、海嘯、乾旱這類自然災害的後果。這些當然不是政治事件，但它們的後續結果卻反映了統治者如何分配資源以及人民的集會自由如何影響分配決策。

地震與統治形式

一場裡氏7級地震比一場6級地震猛烈10倍，而芮氏8級地震又比7級地震猛烈10倍，比6級地震猛烈100倍。2003年12月26日，伊朗的巴姆城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地震，震級在芮氏6.5和6.6級之間。全市大約97000名居民當中，有26271人死亡。2005年6月14日，與伊朗人均國民所得相當的智利發生了一場裡氏7.9級的地震。這次地震比伊朗巴姆地震猛烈25倍，而且發生在人口更多的地區。智利的這場地震襲擊了人口有238000人的伊基克城，引人矚目的是，只有11人死於震災。起作用的是好運氣還是好政策呢？

智利和伊朗都經常發生重大的地震活動。我們應該期待它們的政府都很關注地震的風險以及可能對人民造成的災難。但迄今為止我們討論的一切都促使我們，要對這種有關統治方式的樂觀看法保持謹慎態度。

回頭看看過去50年的歷史，伊朗一直是一個依賴小聯盟的國家。伊朗國王政府依賴的關鍵支持者集團也許比現在的政權的支持者集團更小，但這兩種政權實際上差別並不大。根據我們的標準，不可能指望伊朗會促進那些政治自由，使人民很容易表達自己的意願，使政府嚴肅認真地去滿足這些願望。

智利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情況稍微有點複雜。從1960年到1973年，該國是一個還算相當民主的國家，然後突變為一個小聯盟政權，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到1989年，智利開始漸漸回到其政府依賴相對大型聯盟的道路上來。也就是說至少在整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以後，我們能期待智利比伊朗在對待地震方面採取更注重公共物品的政策。

1960年，智利遭受了一場罕見的芮氏9.5級大地震。它奪走了1655名智利人的生命（後續海嘯奪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夏威夷61條生命），使200萬人無家可歸。當時還算相當民主的智利政府立即著手制定一部新的嚴格的建築防震法規，以保護人民將來免遇類似的災難。在長期的軍事獨裁統治期間，這部法規基本上沒變動過，1993年已恢復民主的智利根據技術進步對這部法規進行了修訂升級。智利這部防震法規不僅看起來非常嚴格，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落實，大大提升了在面對地震災害時人民的安全度。

不像智利，伊朗在過去半個世紀沒有經歷過民主統治。結果就是，政府沒有動力採取有力政策保護公眾免受自然災難的傷害。在巴姆地震發生之後，麻省理工學院的伊朗研究小組表示，「鑑於伊朗地震活動高度頻繁，一個全面的減災項目於1991年啟動，但措施的有效性因缺乏足夠資金和制度性協調而受限……該地區脆弱性的主要根源包括……無效率的公共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落後和投資的盲目性。（斜體為筆者所加）」^[14]說白了就是：小聯盟的伊朗國王和阿亞圖拉政權把資金挪做滿足私人利益，而不是用於提高公共安全度以抵抗可預見的地震災害。他們沒有為人民提供清晰表達願望的途徑，他們在人民遭受可預見地震災害帶來的死亡毀滅威脅時坐視不管。

智利和伊朗之間的這種對比遠不是特例。【與智利一樣，中國也遭受了7.9級的地震。汶川大地震於2008年5月爆發，導致許多豆腐渣工程的校舍和居民樓倒塌，近7萬人死亡。實際上，即使考慮上智利與中國在人口和收入方面的差異，也無法調和中國與智利的人員傷亡之差，除非我們另外反思民主的智利執行了適當的建築標準這樣措施——而這正是中國和伊朗所缺少的。】^[*15]值得指出的是，2009年5月民主國家宏都拉斯發生芮氏7-1級地震，僅6人死亡；2009年4月義大利發生6.3級地震，207人死亡。即使2011年日本發生的可怕的8.9級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造成的死亡人數，毫無疑問會比同等規模災難發生在小聯盟國家造成的死亡人數低。日本不遺餘力地重視建築質量以抵抗地震，但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抵擋住日本遭受的這種強度的地震和海嘯。大型聯盟能夠拯救生命，因為大型聯盟的領導人明白如果他們不能保護自己的普通國民，他們將被能夠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地震和海嘯很難預測。但它們的後果不難預測。當政府依賴很多關鍵支持者，救災行動就迅速，重建工作也快速高效。如果不如人民期待中的快速高效的話——在大聯盟體制下人民的期待非常高——那麼政治領導人很快就得捲鋪蓋走人。這就是隨後我們將看到的卡崔娜颶風之後美國發生的事。我們也將看到，在關鍵支持者很少的國家，糟糕的救災工作表現並不會導致領導人下台。相反地，獨裁者更喜歡誇大災害的嚴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災資金。一旦資金到位就會被挪進政治精英們的私人帳戶，而不是被用於災後重建。看看2004年海嘯之後斯里蘭卡的救災行動就知道了。

這樣的差別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也能看到。2004年海嘯之後，愛德華・魯斯前往印度南部東海岸的泰米爾納德邦，探訪那裡的難民營。^[15]儘管災害導致15000人至20000人死亡並造成大範圍毀壞，在一年之內幾乎所有災民都得到重新安置，政府還對災民的生命財產損失進行賠償。災民儘管相對貧窮，但對整個過程非常了解。原因就在於：泰米爾納德邦的選舉非常激烈，仍然盛行於印度北方的庇護式集團投票在這裡已經崩潰。當2006年魯斯前往更靠北的奧里薩邦，他發現人們仍然擠在10個村子裡，但他們根本不是2004年海嘯的災民，他們承受的是1999年一場颶風災難的後果。

有關自然災害的所有這些例子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變奏。當政府依賴大量關鍵支持者，它們必須分配政府資源，提供有價值的公共物品，比如可靠的建築規範、自然災害之後的救援行動以及如果可能的話，預防災害的堤壩、溝渠等。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須讓公眾能夠很容易表達他們想要什麼樣的公共物品。做到這點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當中最便宜但最有價值的那個：自由。

公共物品能夠服務公共利益。然而它們也可能成為壓榨公眾的手段。在大型聯盟的環境下，公共物品普遍提升公眾的福利。在小聯盟的體制下，情況則否。

民主國家並非運氣好。它們不是靠運氣來吸引富有公益心的領導人。倒不如說，它們吸引的是以生存為念的領導人，他們明白，由於自己依賴的是大量關鍵支持者，他們只有搞清楚應該提供什麼樣的公共物品才有可能上台和持續掌權。小聯盟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在解答這完全一樣的生存問題。只不過由於他們所依賴的聯盟很小，他們提供的公共物品缺斤少兩。在這兩種情形下，公共物品都被用來達到政治生存的目的。

我們無須訴諸公益精神來解釋為什麼民主國家人民生活遠勝獨裁國家。當聯盟較大，每個人都能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當聯盟較小，只有基礎教育。而當聯盟較小，醫療保健只為那些有生產能力的人提供；當聯盟較大，寶寶和老人不會被排除在醫保體系之外。聯盟較大，每個人都能享用高品質飲用水；否則只有特權階級才能享用。最重要的是，在大聯盟體制下，表達願望的自由以及當要求未獲滿足而表達不滿的自由十分充分；在小聯盟體制下，這種自由極其匱乏。

在探討了生活在大聯盟體制下的種種好處之後，下一章我們將考察民主制度的陰暗面——大聯盟政權並不能杜絕為特定國民提供私人好處。我們也將看到，貪腐是小聯盟領導人的好幫手，實際上，為黨羽們提供貪汙、賄賂機會和其他私人好處，有助於領導人維持權位。提供相似的好處會讓民主領導人丟掉烏紗帽。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總是由小聯盟領導。

第六章 | 腐敗使人有權，絕對的腐敗絕對使人有權

我們已經看到領導人是如何上台，如何掌握金錢，以及如何提供公共物品，有時甚至是致力於全社會的福祉。然而，極少成功領導人是主要受到為人民做好事的願望所激勵。任何人都喜歡被別人喜歡，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權勢人物就不希望被人民愛戴和尊敬。實際上，確實有可能很多追逐權力、尋求高位的人是為了成為善良的領導人，但問題在於，為人民的利益做事可能極其不利於保持權位。

政治生存的邏輯告訴我們，無論是掌管國家、企業還是哪個委員會的領導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標是得到和保持權力。第二，他們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開支權。在他們可以隨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錢做好事之前，為了上台，為了留在位子上，領導人必須聚精會神於建立並保持一個足夠忠誠的聯盟，幫助他擊退任何對手的進攻。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領導人在回報大眾甚至回報自己之前，必須先回報核心支持者聯盟。

我們已經看到，給聯盟的回報可以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現，特別是當不可或缺者集團的規模很大。然而隨著核心集團的規模變小，任何領導人該做的最有效的事就是日益強調以私人好處的形式來分配他掌握的資源，回報聯盟成員。為什麼？因為給少數人提供私人好處總的來說比給多數人提供公共物品便宜，即使這少數人得到的好處非常豐厚。如果聯盟不僅很小、而且是從一個非常大的可相互替代者的候選池裡精選出來的，領導人更應該這麼做，因為候選池裡的每個人都渴望能成為致勝聯盟的一員，從而獲得各式各樣的私人利益。

成功的領導人必須把做好事的願望放在第三位，置於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後。私人物品最能幫助領導人保持聯盟忠誠度。把不可或缺者與大眾區別開來的正是私人利益。

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接下來必須探究領導人如何利用私人回報作為政治生存的手段。還應該考察統治者如何花無須用來收買聯盟忠誠的那部分錢，也就是領導人可以自由裁量的那些錢。隨著我們對這些收入使用情況的探討，我們將看到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往往會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腐化」一般來說是正確的——然而，它未能抓准因果關係。這裡的因果鏈條應該是雙向的：權力導致腐敗，而腐敗導致權力。正如本章的標題告訴我們的，腐敗使領導人大權在握，絕對的腐敗絕對會使領導人大權在握——基本上如此。別忘了我們講過的路易十四的事例，從來沒有哪個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領導人需要有支持他的聯盟成員，以及為什麼聯盟成員需要得到致富的機會——當他們對領導人保持忠誠、幫領導人鞏固權力、讓他為大家謀財花錢。

權力與腐敗

對於那些願意當支持者的人來說，腐敗的政客很討人喜歡；而渴望權力的政客發現最容易吸引腐敗的支持者加入陣營。領導人都想待在位子上，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達到這一目標。成功的領導人不會不屑於使用遏制、鎮壓、壓迫手段，甚至是殺掉真實或想像中的對手。任何不願意去做髒活的人最好斷了當領導人的念頭。很顯然，任何不願做暴徒的人都不可能長久，當每個人都知道他沒準備做出那些也許對政治生存至關重要的邪惡舉動。如果一個有抱負的領導人不願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別的人願意做。如果他們不肯花錢讓支持者去做可怕的事，他們得明白那些黨羽會被別人收買，用惡行換取財富和權力。

成吉思汗（1162——1227）了解這一原則。他攻打到一個城池，如果那個城池沒有立即投降，他就殺掉城裡所有人，然後讓下一個城池的人知曉他這麼做了。透過這種方式，總的算起來其實他並不需要真的殺掉那麼多人。他們明白最好還是投降，將財物乖乖送上，好讓成吉思汗過去，剩下倖存者自生自滅。成吉思汗統治了很大部分的已知世界，65歲時死於睡夢中。沒錯，他在西方世界名譽不佳（儘管他在故鄉蒙古廣受尊敬），但他毫無疑問是一位成功的領導人。

可以很公平地說，英格蘭亨利五世的名聲比成吉思汗好。^[1]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亨利五世》中，他的聖克里斯賓節演講即使今天的讀者讀來都會抱著感動欽佩之情。我們有時候會忘記，亨利五世也是可以非常殘暴的。雖然英國人非常崇敬他，他在法國可不怎麼受歡迎。在圍困哈弗婁之時，莎士比亞讓他以一個殘暴領導人的口吻宣布，如果哈弗婁總督拒絕投降，將會發生什麼事：

一旦我又發動了攻城

不到把這毀滅殆半的哈弗婁城

埋葬在灰燼底下，就決不罷休

那時，一切慈悲之門都將閉緊

那些士兵嚐過了戰爭的甜頭

就只有一顆又狠又硬的心

只有一雙毫無顧忌、到處劫掠的血手

他們的良心，容納罪惡

就像敞開大門的地獄

你們那些鮮艷嬌嫩的姑娘，茁壯的嬰兒……

你們怎麼回答？你們願意投降、避免這場慘劇呢

還是執迷不悟、自取殺身之禍？^[2]（譯註：此處採用方平先生譯文）

對哈弗婁來說幸運的是，總督在聽了亨利五世的話之後投降了。

歷史上最有權力的領袖，比如成吉思汗、亨利五世或俄國的凱瑟琳大帝，往往成為只依賴一個很小聯盟的獨裁統治者。那些最成功的領導人，特別在現代，也擁有獲得巨額收入的可靠手段，比如礦產財富。只要他們保持身體健康，這樣的領導人是無懈可擊的。也就是說，他們無限接近於成為一名絕對領袖。

那麼，獨裁者一旦開始掌權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大肆徵稅——據說成吉思汗每攻占一個地方之後就橫徵暴斂。作為遊牧民族，他不需要被他攻占的地方下一年為他生產，因為屆時他和他的大軍已經到了別處。獨裁者們還應該起勁地壓迫人民——約瑟夫・史達林明白寧可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人民的敵人」是值得的。他很清楚地告訴他的人民委員們，在處決潛在的人民敵人時產生離譜的錯誤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獨裁者還應該給核心支持者們送上巨額獎賞——凱瑟琳大帝通過授予大片土地、成百上千的農奴以及伴生的收入，確保她的前情夫們都會對她保持忠誠。最後，獨裁者們應該為自己的個人運途存錢，一旦遭遇困境能幫自己擺脫麻煩，或者確保在運氣耗盡被人推翻後能軟著陸——海地的讓・克洛德・杜瓦利埃（綽號「醫生寶貝」）就是這麼做的，流亡法國期間他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在一場醜陋的離婚中被前妻捲走大部分錢。^[3]

近乎絕對獨裁者的領導人應該如何行事？一句話：腐敗。

正如金錢使地球轉動一樣，金錢也使聯盟轉動。維持一個忠誠聯盟的關鍵確實就是錢。如果一個領導人要遏制、鎮壓、壓迫人民，甚至殺掉對手，他需要能為他幹髒活的人。這種暴行可能很貴。這就是為什麼成功的領導人為了這些目的花的錢最多，而且無須多言，一分錢都不會再多給。

獨裁國家的領導人、不可或缺者和有影響者的富有程度令人咋舌，特別是對比他們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忍飢挨餓，甚至處於死亡邊緣。但不管怎樣，他們對權勢的壟斷壓制住了人民，同時金錢使得挑選出來的少數人很樂意執行政權的意志，保護領導人的權力。

為了防止有人草率得出結論認為這僅僅是對獨裁者的描述，有必要考察一下民主國家的私人物品。民主領導人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幫助，他們不用像獨裁者那樣花那麼多錢，但是，即使民主領導人的支持者也必須得到回報。

民主國家的私人物品

我們這個版本的政治邏輯告訴我們，當不可或缺者較少時，私人物品會占據政府支出的較大比例。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很清楚獨裁國家的總體腐敗情況比民主國家嚴重得多，情況就是這樣。透明國際每年都對各國政府的腐敗程度進行排名，數據證明我們對獨裁國家和獨裁體制的直覺判斷是對的。根據透明國際2010年的腐敗指數，25個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沒有一個是成熟的民主國家。只有一兩個——比如說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也許會被某些人認為是准民主國家，至少在它們看起來擁有多黨選舉這一意義上。我們說「看起來」，是因為很明顯這兩個國家的反對黨被嚴格限制利用媒體發聲，甚至它們舉行公開集會的能力都被限制。毫無疑問，最高程度的腐敗的確屬於非自由的、依賴小聯盟的政權。但這並不等於說依賴大型聯盟就能使政府免於腐敗。它甚至並不表明依賴大型聯盟的政權花在腐敗方面的錢絕對比獨裁國家少。

由於民主的環境促使政府徵較少的稅、花更多的錢在提升生產力的公共物品上，對大量不可或缺者的依賴傾向於與成功的經濟表現聯繫在一起。結果就是，比獨裁國家更有可能做大收入蛋糕，正如我們早先討論過的。整個收入蛋糕當中較少份額被大聯盟政府割走，但由於政府拿走的是一塊更大的蛋糕中的較少部分，他們可以獲得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儘管在小聯盟國家私人/公共物品的比例偏向於私人物品，但在大聯盟環境下，私人回報的總額仍可能更高。

伊朗和土耳其是兩個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一個什葉派，一個遜尼派），都坐落在中東。伊朗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有人也許認為它本該減輕人民的稅負。土耳其沒有石油或其他實質性的自然資源財富，需要透過徵稅來維持政府。兩個國家都擁有獨裁統治史，但土耳其現在是一個成熟的（儘管仍在轉型期）民主國家，而伊朗雖然有點民主制的門面卻仍然是個專制主義國家。在伊朗，人民的選票和議會通過的法律全部都可以被最高領袖推翻。在土耳其，總統只有有限的否決權，跟在美國一樣，因此土耳其總統必須採取類似政變的非法行動才能推翻人民的意志。

伊朗人口有7300萬，土耳其有7500萬，兩國的規模相當。2010年伊朗的腐敗嚴重程度排在全球第32位（也就是說，在商業往來的誠實度方面，在178個國家中它排在第146位），這使該國成為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土耳其的清廉度排在第56位，在反腐方面躋身於全球較好的三分之一國家之列。也就是說，有122個國家比土耳其更腐敗。儘管談不上表現如何耀眼，但對於一個轉型期的民主國家來說，表現已經相當不錯。土耳其的人均國民所得大概為13730美元，伊朗則為4530美元。^[4]儘管伊朗擁有巨大的石油財富，伊朗人的平均收入只有土耳其人的三分之一。伊朗的稅率也比土耳其高，即使有石油，伊朗徵收的所得稅也比土耳其多。兩個國家都實行累進所得稅制，但伊朗有個叫做「退伍傷殘軍人慈善基金會」的小集團，不僅免稅，還能免於腐敗指控。基金會為高級宗教領袖和軍方領導人理財。基金會據稱控制了每年伊朗國民所得的20%至25%——對於私人好處來說，真的不賴。

為了合理比較兩國，可以來看看一名伊朗人和一名土耳其人要繳納多少稅。以年收入4530美元來算，一名伊朗人要繳納762美元的個人所得稅，一名土耳其人只要繳納680美元（基於2010年12月2日土耳其里拉兌美元以及伊朗里亞爾兌美元的匯率折算）。^[5]如果以土耳其的年人均收入13730美元計算，一名土耳其人只要繳納2450美元個人所得稅，而一名伊朗人卻要繳納2809美元。不出所料，伊朗政府從一塊較小的國民收入蛋糕中切走了較大的一部分。事實上，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2008年（世行報告的最近年份）土耳其政府的收入占到GDP的22.5%；而同一年伊朗政府的收入則占其GDP的32%。根據土耳其的GDP，2009年（世行報告的最近年份）土耳其政府的收入為1388億美元。根據伊朗的GDP，2009年伊朗政府的收入為1059億美元。儘管伊朗稅率更高，土耳其政府的收入蛋糕卻更大。

伊朗政府徵更多的稅，收入蛋糕卻只有土耳其政府的76%。於是，假如伊朗政府花掉歲入的25%用於向相對較小的核心支持者聯盟提供私人物品，土耳其政府只需要拿出19%的歲入就能提供以美元計價的相同數額的私人物品。很有可能的是，土耳其政府所花的錢占收入蛋糕的比例以及絕對總金額都比伊朗花在腐敗和其他私人物品上的錢少得多。但正如我們先前看到的，完全有可能一個大聯盟國家花在腐敗方面的絕對金額與小聯盟國家花的錢相當。在小聯盟的環境下，腐敗會被認為更嚴重，這是因為畢竟這些錢占其政府收入蛋糕或GDP的比重較大。

我們要記住的很重要的一點是，民主國家千百萬個人支持者所得到的個人利益在價值上很小。而在獨裁國家，即使私人物品總金額與民主國家相同，每個核心個人支持者所獲得的私人利益卻非常可觀。舉例來說，土耳其的致勝聯盟人數隨便算算大概就有2000萬人左右。在2007年的土耳其大選中，實際投票人數為堪堪3600萬人，而登記選民有4250萬人，所有合格選民則有4840萬人。既然有3600萬張選票，根據土耳其的簡單多數選舉制，該國的致勝聯盟人數有可能超過1800萬人。伊朗的致勝聯盟人數大概只有區區數千人。我們不妨誇張一點，假定伊朗的致勝聯盟人數為10萬人，包括宗教領導人、地方和國家政治精英、重要的公務員、關鍵的軍官以及執行鎮壓示威任務的政府打手。假設伊朗只花50億美元在私人報償上（我們不可能掌握確切的數目），那麼每個聯盟成員平均能得到5萬美元，超過年人均國民所得的十倍。假設土耳其也花50億美元用於個人好處（我們當然也不可能知道確切金額），每個聯盟成員平均只能拿到250美元，還不到年人均所得的2%。當然，這兩個國家大多數聯盟成員拿到的錢遠遠達不到平均水平，而少數人則會拿得多得多。但很顯然，在土耳其不會有多少聯盟成員會為了區區250美元幹出毆打甚至殺害同胞的勾當。同樣明顯的是，在相對較窮的伊朗，政府獎賞每個支持者5萬美元，應該很容易鼓動他們四處鎮壓人民。

私人物品構成了世界上每個政府開支的一部分，每家企業的情況也是如此。但即使花在私人物品上的總金額相同，在大聯盟環境下指使支持者去做真正骯髒的勾當要比在小聯盟環境下困難得多。歷史上出現過的依賴大聯盟的領導人，沒有哪個能殘暴如獨裁者成吉思汗。同樣地，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更為民主化的制度下，私人回報更可能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現，而不是通過諸如赤裸裸的賄賂、黑市交易或極端的徇私舞弊等形式表現出來。

那麼，民主國家提供的私人報償到底是什麼東西？公共政策是如何被扭曲來為某些人創造利益卻損害其他人的利益的？

人們很時髦用諸如意識形態或左右陣營這樣的概念來談論政治。關於左右兩個陣營的標準表述大概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關心窮人，願為減輕他們的痛苦而奮鬥。自由主義者經常受到富人和權力階層的阻擾。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權勢的人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關心富人的利益，為了保護富人免受稅收和自由主義開支政策的侵害而鬥爭。不奇怪的是，自由主義的支持者相比保守主義的支持者來說往往是相對較窮的人。作為對政治的簡單化處理，這樣的表述沒問題。我們除了提出一個思考政治的迥然不同的思路之外，不想挑戰這一表述。

決定統治者如何統治的那些規則不可避免地將政客內心真正屬意的政策與其嘴上說的、手上做的區別開來。這並不是說我們懷疑政客對於公共政策的好壞沒有真誠的看法——而是說這些看法並不重要，不僅如此，很少有辦法能辨別基於機會主義政治權宜之計所宣稱的東西與基於真實信念而宣稱的東西。

從本書的角度出發，所謂的自由主義者和所謂的保守主義者只不過是在各自建立能幫助他們贏得權位的利基。美國的民主黨人喜歡提供針對富人的稅收，改善窮人的福利，並尋求給予中產階級搖擺選民大量好處。美國共和黨人喜歡減少對富人徵稅，削減窮人的福利，提倡重返工作崗位計劃，相似地，他們也尋求給搖擺中間選民提供大量利益。許多稅收和開支政策以及分肥項目等，無非是把私人物品分發給相關黨派的核心支持者聯盟。兩黨都特別關注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選民人數眾多且左右搖擺。在中產階級眼中，任何比他們收入高的人都叫富人——這些人被要求繳納更多的稅。他們認為福利開支充滿了欺詐，必須被曝光。如果政府政策特別關照他們，他們會很開心——毫不奇怪——比如降低抵押貸款利息，擴大醫療保健福利，為他們的孩子上大學提供學費補助，以及提高社會保障金，即使在沒有出現通脹的情況下。

赤貧的人不大可能去投票，但有工作的窮人會，而且當然他們最可能將選票投給那些能給他們帶來利益的候選人。收入一般的人喜歡累進稅制，痛恨消費稅。那些希望擴大和加強職業培訓、醫療補助、長期失業保險以及低稅或免稅的人，傾向於將選票投給能滿足他們願望的候選人。這些願望毫無疑問是公共政策，但這些公共政策主要有利於特定集團，他們的選票對於民主黨候選人獲勝至關重要。他們不可能將票投給共和黨，因為現實就是獲勝的共和黨人不可能支持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計劃，至少在規模上不會與民主黨人相同。所以說這些政策就是為了收買政治支持，與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報酬毫無二致。

富人也喜歡補助。圍繞相對小康的人群建立支持者聯盟的共和黨候選人最有可能提供這些補助。比方說，富裕人群和共和黨候選人總的來說贊成政府對癌症、阿茲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病的醫學研究提供支持，這些老人恰好構成了美國最富有的年齡層。不僅如此，小康人群更有可能活得夠久以至於患上這些老年病。他們喜歡較低的資本利得稅，因為他們有足夠的錢去追逐股票投資收益；他們討厭遺產稅，因為他們想把可觀的錢留給後代。窮人幾乎無緣享受這些福利，但他們卻得為此繳稅幫助富人——假如他們繳稅的話。但隨著民主黨在聯邦和各州比共和黨更經常控制立法機關，值得注意的是，超過40%的美國人——大部分是低收入階層——根本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6]歸根結底，這就是這部分美國人渴望的私人報償的一種，正如在小聯盟國家富人繳納極少的稅、渴望私人利益一樣。無論在大聯盟還是小聯盟環境下，私人利益正是以我們應該預料到的自私自利的方式扭曲了經濟。即使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這些私人利益無須訴諸冠冕堂皇的公平、效率或意識形態原則也完全解釋得通。哪個領導人的政策特別有利於他們，他們就支持誰。這就是為什麼特殊撥款——在口語中被稱為「豬肉」——通常情況下會被大眾口誅筆伐，然而一旦錢撥給了某個選區，則該選區的人就會歡呼雀躍。

在美國之外，情況也是如此。隨著政府離民主化的距離遠近或領導人在不同地區依賴的聯盟大小程度的差異，他們會相應調整私人物品的提供。就這一點，我們可以來比較兩個轉型民主國家：坦尚尼亞和俄羅斯。前者好像正在擴大其致勝聯盟規模，而後者似乎正在萎縮。

本書早前曾談到坦尚尼亞的議會「邦吉」如何從表面上反映出一個大聯盟政府的結構。我們知道，在民主的表象之下，它其實是一個轉型期的政權，保留了很多小聯盟政府的特徵。也就是說，它的選擇人集團的擴張速度比致勝聯盟快，這使它與操縱型體制很像。這種轉型國家出現的典型局面是由一系列能夠限制聯盟規模大小的方法促成的，即使該國已經實現了普選權。坦尚尼亞人為維持小規模致勝聯盟的方法之一是，議會中設置了很多婦女席位，她們是由議會各政黨非直接選出的；另外，總統有權指定多名邦吉議員。結果就是，所需的致勝聯盟的真實規模遠遠小於議會多數。我們再來看坦尚尼亞地區層級的選舉，我們知道正如加州貝爾城的多候選人選舉一樣，在坦尚尼亞各個議會選區的多黨競爭中，致勝聯盟只需要比得票數第二的政黨多一票就夠。這相當於連10%得票率都不用，甚至經常遠遠低於10%。為了獲得關鍵性的得票率，政府派發了各種私人好處。

坦尚尼亞的主要農作物是玉米。於是政府有選擇地提供購買玉米種子的補助代金券。派發給不同地區的代金券的價值不同，這給我們考察代金券如何發揮作用提供了兩種角度。第一種角度是看看誰能獲得代金券，以及代金券的價值如何根據各個地區致勝聯盟規模不同而變動。畢竟，代金券計劃也許只是中央政府對忠誠的、小聯盟選區的回報。而大聯盟選區則很可能得不到代金券或只獲得價值很小的代金券，即便該地區嚴重依賴玉米生產並十分貧瘠。^[7]

通過提供代金券，坦尚尼亞中央政府有機會平衡或擾亂經濟社會狀況。它可以單純從實際需要出發做決策（貧窮和低生產力）；它也可以基於政治生存的需要做決策來分派資源，也就是獎賞政治上忠誠的人，而不給經濟上有需要的人。你覺得他們會怎麼做呢？我們這裡不想拿對於數據的煩瑣統計分析細節來煩大家，直接給出坦尚尼亞玉米代金券的關鍵事實就好。

正如我們不幸猜中的，聯盟的規模大小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一個選區的致勝聯盟規模翻倍，它獲得代金券的可能性會銳減69%。而比起獲得代金券的可能性，代金券的價值更受到聯盟規模的影響。我們只考察那些確實收到了代金券的選區（別忘了它們就是因為聯盟規模比較小才獲得代金券的），我們發現將選區中不可或缺者的人數翻倍，他們獲得的代金券的價值將縮減大約三分之一。這就是說，即使同樣都是小聯盟選區——它們最可能收到代金券——坦尚尼亞中央政府也會嚴格區分那些最看重私人物品的選區（聯盟規模最小的選區）和那些不那麼看重私人物品的選區（聯盟規模稍大一點的小聯盟選區）。

如果是基於實際需要而分發代金券，情況又會如何呢？事實表明生產力與獲得代金券的可能性和它們的價值有關——但卻是生產力高的地區更受照顧，而不是那些需要幫助提高生產力的地區。至於貧困與代金券的關係，情況顯示實際需求對於政府如何使用代金券以刺激農業經濟產生不了作用，而這本來是政府代金券計劃應該要達到的目的。領導人的自私再一次壓倒了對人民有利的決策，除了那些致勝聯盟比較大的選區。在致勝聯盟較大的地區，正如我們可想而知的，有比較有效的公共政策。居住在大聯盟地區的人民相比小聯盟地區的人民更容易得到醫療保健，具有較低的嬰兒死亡率以及更充分的住宅電氣化，等等。

毫無疑問，在小聯盟國家腐敗就像傳染病一樣。在從獨裁制向民主制轉型過程中，政府會逐漸減少腐敗。比方說，坦尚尼亞就在緩慢地改善其國家治理。2010年透明國際的政府清廉度排行榜中，坦尚尼亞排在所有178個國家的第116名，明顯好於（比如說）俄羅斯。正如我們能預料到的，類似俄羅斯這樣的政府，正在相反的方向上進行轉型，逐漸放棄了朝民主制邁進，取而代之的是小聯盟的獨裁制，把腐敗當做領導層政治生存的至關重要手段。

我們已經注意到，俄羅斯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正因如此，私人物品的政治邏輯在該國的腐敗運作方式當中得到了生動體現。

在小聯盟國家，警察工資很低是一個普遍現象，俄羅斯也不例外。粗略想想，這似乎很令人意外。警察對於一個政權的生存非常重要。警官被賦予了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責任——經常表現為鎮壓反政府示威，打擊反政府活動分子頭目。要鼓勵這種行為的話需要警察要嘛對政府高度忠誠，要嘛必須得到很好的報償。但與其他地方一樣，腐敗的邏輯發揮了更複雜的作用。

儘管私人報償可以直接由政府財政撥給警察，補償警察忠誠表現——包括願意鎮壓同胞——的最簡單方式就是給予他們自由腐敗的空間。工資這麼少，他們必定會意識到腐敗不僅可以接受也是必須的。然後他們會加倍效忠於政權：首先，他們會感謝政權給他們斂財的機會；其次，他們會明白，如果他們三心二意，將很可能失去特權並被檢控。還記得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嗎？他曾經是俄羅斯首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腐敗，但我們知道他不忠於普丁政府，然後就很快以腐敗罪名被起訴。警察面臨著相似的威脅。

來看看少校警官、自揭家醜的阿里克謝・迪莫夫斯基的案例。^[8]迪莫夫斯基先生自己承認是新羅西斯克的一名腐敗的警察，這座城市有22.5萬人口。他說，那裡剛參加工作的警察月薪只有413美元（約合12000盧布），這無法滿足生活需求，因此必須腐敗。迪莫夫斯基宣稱他個人只貪汙了很少的錢。我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的，但我們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在他製作並寄給弗拉基米爾・普丁總統的一個影片中（該影片隨後在Youtube上變得非常有名），「迪莫夫斯基先生還描述了俄羅斯警界很普遍的一種現象：當警察們每天值完班，他們每人必須將受賄所得的一小部分上交給所謂的出納員，其實就是一名警察局裡的高級官員。一般每天上交25美元到100美元。如果有人不交就會受到處分。」根據迪莫夫斯基自己的說法，他漸漸對腐敗感到厭煩，感覺是被強迫腐敗。《紐約時報》報導稱，他質問普丁，「警察怎麼能夠收受賄賂？……您明白我們的社會正走向哪裡嗎？您談論要減少腐敗，」他接著說，「您說腐敗不僅是一種罪行，也是不道德的。但情況並非如此，我向上級報告說警察很腐敗，他對我說，這種事沒辦法消除。」

迪莫夫斯基在俄羅斯差不多成了民族英雄。他自揭家醜得到了很多普通俄羅斯人的高度讚許。然而官方的回應卻大相徑庭。人們有意迴避他，他被解職、被騷擾、被起訴，還遭到監禁。公眾的強烈不滿才使得他被釋放。不再是警察的他當起了導遊，帶人遊覽他的一些前同事們的豪宅。這些豪宅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幢是屬於警察局長切爾諾斯托夫的。局長的年薪大概在25000美元——卻擁有一幢估價80萬美元的海邊豪宅。局長從未解釋過他如何能買得起這樣的房子，然而依然穩坐局長寶座。他顯然沒有因為明顯的腐敗而鋃鐺入獄，不像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或阿里克謝・迪莫夫斯基，這位新羅西斯克的警界老大一直對俄羅斯政府忠心耿耿。至於迪莫夫斯基的自揭家醜行為，倒確實促使克里姆林宮採取了一項行動。俄羅斯中央政府通過一項法令，對於那些敢於批評上級的警察將施以嚴厲懲罰。正如《紐約時報》指出的，這項法令隨後被人稱為「迪莫夫斯基法」。

腐敗是私人物品的一種選擇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發的那些事。它確保政權獲得忠誠，又不用支付高額的薪水，它還保證檢察機關能將那些不再忠誠的受惠者抓出來。從領導人的角度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棒的嗎？

小聯盟體制下的私人物品

就「頭腦清醒」的小聯盟領導人而言，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賴比瑞亞的多伊軍士明白私人物品對其黨羽的重要性。美國政府一份有關他如何使用美國援助的報告指出：「這位總統最關心的是政治和肉體安全。他優先考慮的事項有違經濟復甦……多伊總統對他的部落人民和核心圈子非常眷顧。他支持地方群體的糟糕政策破壞了更大的社會目標。」^[9]一言以蔽之，這正是私人報償——肉體和政治生存，而非更大的社會目標。多伊軍士對政府資金的「錯用」所具有的最重大意義是，這讓他掌權了十年。多伊的故事並非特例，在非洲毫不稀奇，甚至對任何政府來說都不稀奇。任何組織都這樣，特別是當它們依賴一個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團。在考察世界上更多獨裁者的案例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私人物品如何在某些多數人認為無害甚至值得稱道的小聯盟組織下發揮作用。我們想到的是兩個體育組織：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國際足球聯合會（掌管足球事務的國際性組織）。歸根結底，對於國際奧委會來說，還有什麼能比促進國際體育競賽的質量（或許數量）、不受政治和個人干擾更重要的呢？答案是：奢侈的招待以及金錢。

2002年的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因舞弊與賄賂醜聞而被人記住的程度恐怕與賽場上取得的體育成就差不多。鹽湖城冬奧會申辦委員會花了數百萬美元用於招待和賄賂，包括現金、奢侈的娛樂項目和旅行開支、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親戚提供獎學金和工作、房地產交易，甚至整形手術。事件曝光後，有10名國際奧委會委員被解職或主動辭職，另有10人遭到懲戒，而鹽湖城申奧委員會的負責人湯姆・韋爾奇和戴夫・約翰遜因欺詐和賄賂遭到起訴。

然而這並不是孤立的個案。實際上，鹽湖城申奧委員會認為他們在申辦1998年冬奧會時遭到了不公平的忽視。獲得那屆冬奧會主辦權的日本長野市花了440萬美元用於款待國際奧委會官員。實際上幾乎任何申辦活動背後都充斥著這樣的不軌行為。在申辦1996年夏季奧運會的過程中，澳洲墨爾本市為墨爾本交響樂團安排了一場特別的音樂會，目的就在於讓一位來自韓國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女兒進行鋼琴演奏。很顯然，任何想要獲得主辦權的城市都必須提供豪華旅遊和款待。

腐敗和私人交易並不僅限於大規模的賄賂；幾乎在每個層面上都存在把錢轉入支持者私人口袋的事。事實上，1996年的亞特蘭大夏季奧運會表明，任何有可能威脅到國際奧委會將錢轉給黨羽和核心支持者的行為，無論多小，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英國的《獨立報》曾在商業版進行過報導（1995年3月26日）：

甚至連小企業主——從T恤供應商到希臘餐館主人——都得當心！根據一項1978年的美國法律——業餘體育法案——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對於任何與奧林匹克相關的符號和文字擁有「超級商標權」……

法律的嚴格規定對於亞特蘭大奧運組委會吸引官方贊助商至關重要。部分贊助商甚至需要支付高達4000萬美元以獲得特許權。已經簽約的公司包括總部就在亞特蘭大的可口可樂和IBM、柯達、施樂，以及汽車製造商通用和寶馬公司……

然而，人們開始質疑奧林匹克商標受到的保護措施。一位亞特蘭大藝術家希望用「USAtlanta」作為她作品的商標，遭到亞特蘭大奧組委的拒絕，理由是該商標牽涉到1996年奧運會。

「我認為這有點過分了，我覺得很難相信任何人會認為她設計這個商標是用來從奧運會中獲利，」亞特蘭大的一位體育贊助顧問約翰・貝維爾拉瓜說，不過他仍然對組委會的做法表示理解。

也許最奇怪的案例就是泰奧多勒斯・瓦扎卡斯的遭遇。他1983年就在亞特蘭大開了一家希臘餐館——遠遠早於亞特蘭大獲得1996年奧運會主辦權——取名叫做「奧林匹克」。1991年他被亞特蘭大奧組委告知侵犯了1978年的法案，必須將餐館改名。最終他花了1000美元，將名字改為「奧林匹亞餐館和披薩」。

「對此我非常惱火，」他抱怨說，「但我沒有錢和這幫傢伙抗爭，只能改名。真的，我覺得這事實在太瘋狂了。」^[10]

甚至本書作者之一的布魯斯・德・梅斯奎塔都親身領教過奧委會對於控制金錢和獲得私人好處的機會是多麼飢渴。他的妻子阿琳和兩個朋友成立了一家叫做「側手翻」的公司（最終被他們賣掉了），為體操運動員生產有趣的商品，如T恤、首飾、文具和音樂CD，所有產品都基於某個體操主題。阿琳回想起1996年奧運會舉辦之前「側手翻」公司遭到的來自國際奧委會和亞特蘭大奧組委的干涉：

我們的公司為體操運動員設計T恤和其他產品。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之前，我們想設計一些帶有五環、火炬或其他與奧運相關圖案的產品，但被告知不得印製，否則將陷入巨大的法律麻煩。他們根本不管我們是否採用了與官方設計完全不同的風格或顏色。我們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奧林匹克」這個字眼，也不得使用五環或火炬圖案。我們甚至必須避開官方顏色。為了滿足我們的顧客對於奧運商品的需求，我們不得不以高價購買美國奧委會的官方產品，其中一些產品品質極其糟糕，我們都懷疑這些公司是怎麼拿到贊助商身份的。

根據我們的思路，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就像其他許多公司一樣，「側手翻」公司被迫支付高價，從國際奧委會或美國奧委會挑選的供應商那裡購買產品，來為國際奧委會和美國奧委會中飽私囊以及向別人分發巨額私人好處提供資金。毫不奇怪，產品質低價高。

伴隨奧運會幾乎所有商業層面的丟臉的腐敗行為最終在鹽湖城達到頂峰。由腐敗醜聞引發的公眾質疑確實促使國際奧委會承諾進行改革，嚴格限制委員接受禮品、豪華旅行和申辦城市提供的津貼。但政治生存的規則使我們認為這種禁令不可能持續，因為奧林匹克組織全部都是小聯盟體制。實際上，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全景》所做的臥底調查表明，賄賂行為仍然很活躍。在2012年奧運會主辦地即將宣布之前的衝刺階段，一些被人秘密錄音的會議透露，國際奧委會委員每一票的價碼大概在10萬美元至20萬美元之間。^[11]體育愛好者當然會對此很痛心，但對於任何明白政治生存的人來說，這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當我們探究國際奧委會的組織結構時會看到，它受到賄賂和腐敗指控毫不稀奇。成立於1894年的國際奧委會掌管著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所有方面。國際奧委會只有115名委員，包括現役運動員（最多15人）、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成員（最多15人）、各國奧委會高級官員（最多15人）以及70位獨立個人委員。國際奧委會委員由現任委員提名選舉產生。國際奧委會負責挑選高級執行官員和執行委員會，指導協調各個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各國奧委會，挑選奧運會主辦地。

要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或獲得奧運會主辦權，只需要得到58票。毫不奇怪，國際奧委會主席長期在任，並維持巨額開銷。自從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以來，總共只有7名國際奧委會主席。實際上，甚至經常都不需要58票，因為並不是全部115個國際奧委會委員職務都被占滿，而且某些委員有可能由於涉及其母國的動議而喪失投票權。比方說，在申辦2012年夏季奧運會時，倫敦只以54票擊敗了巴黎的50票。《全景》節目估計倫敦為了勝出所花的錢不超過1000萬美元。儘管這一數目已經相當可觀，不過與國際奧委會的收入（2005年至2008年收入接近50億美元，涵蓋了北京奧運會）和倫敦預計在體育場館和基礎設施建設上的開支93億英鎊（約合150億美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12]通過建設更好的體育場館、造福整個奧林匹克運動——運動員、官員以及觀眾——來收買支持比花1000萬美元私人好處費給少數人要貴得多。

國際奧委會醜聞的核心在於它的制度設計。當只要58票就能確保勝利，以及國際奧委會主席可以挑選委員，政治和控制就將永遠和腐敗賄賂行為共生。只要國際奧委會的組織機構不改變，選票收買和貪腐行為就將一直存在，因為這對任何想要生存的國際奧委會主席來說都是「正確」的策略。嚴控「禮品」和旅行無法改變通過私人利益、而不是通過為賽事提供更好的組織管理和設施進行競爭的深層動因。

當牽涉到數十億美元的利益並且只需58個人的支持就能勝出，任何單純依靠體育方面的條件進行申辦的國家都會是輸家。鹽湖城從申辦1998年冬奧會的失敗當中吸取了教訓。如果他們在申辦2002年冬奧會時不這麼幹將是個錯誤，儘管後來他們被逮著了。鹽湖城很多人也許裝出義憤填膺的樣子，但有很多人也許在背後開心地偷笑。畢竟，冬奧會並沒有因為隨之而來的貪腐指控而更換主辦城市。

在製造腐敗方面國際奧委會並不是唯一的。掌管足球事務的國際組織——國際足球聯合會甚至更糟。2010年12月1日，國際足聯宣布俄羅斯和卡達將分別主辦2018年和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決賽階段比賽。俄羅斯擊敗了其他歐洲申辦對手，包括英格蘭、聯合申辦的比利時和荷蘭以及聯合申辦的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俄羅斯有很多吸引人的申辦條件也就罷了，但人們越來越難理解為什麼卡達能夠擊敗澳洲、日本、韓國和美國獲得主辦權。

作為波斯灣的一個小國，卡達擁有世界第三大的天然氣探明儲量，它的人均國民收入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要作為一個大型足球賽事的主辦地，它的問題多多。伊斯蘭教教義是卡達法律的基礎，在該國飲酒行為會被嚴厲懲罰，同性戀被禁止，而國際足聯主席塞普・布拉特在這些方面發表的某些不當言論曾飽受譴責。除開這些，卡達主辦比賽的最大麻煩是氣候。它太熱太潮濕了，甚至很多卡達人在夏季都會出國避暑。為了讓球員能夠比賽，卡達承諾將特別建造被空調完全覆蓋的體育場。國際足聯現在考慮把世界盃決賽階段比賽從傳統的6、7月挪到涼爽的冬天。這將嚴重影響到世界上眾多頂尖球員效力的歐洲各大國內聯賽。無須多言，如果國際足聯的確愛護足球這項運動的話，我們很難理解他們為什麼不在投票之前拋出這個話題，而是在投票之後。

由於國際足聯的24位執行委員會委員決定著世界盃主辦地，贏家最多只需獲得13票支持就夠了。在2010年12月的投票中，由於有兩名執委被指控賣選票而喪失了投票權，贏家只需獲得12票。由《星期日泰晤士報》策劃的「釣魚取證」報導行動逮到了其中一名叫做阿莫斯・阿達姆的委員索賄80萬美元。儘管阿達姆聲稱這筆錢將用來在奈及利亞家鄉建設人工草皮的足球場，但要求錢直接支付給他。在投票前三天，熱衷於揭露體育領域腐敗行為的英國廣播公司《全景》節目播出了一個紀錄片，名為《國際足聯的骯髒秘密》，揭露了多名國際足聯高級官員涉及索賄和腐敗的細節。外界認為這嚴重損害到英國對2018年世界盃的申辦，因為片中曝光的一群高級官員中，有三人正是擁有投票權的執委會委員。而包括英國首相戴維・卡麥隆在內的英國申辦支持者們隨後立刻表達對受到指控的國際足聯高級官員擁有完全的信心，也許這一事實生動說明了腐敗在國際足聯司空見慣。畢竟，如果會損害到英國贏得主辦權的前景，你們媒體何苦去做這種調查呢？

幸運的是，撥亂反正的改革措施很簡單，對比一下這兩家體育機構的腐敗情況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贏得奧運會主辦權所需的票數大約是贏得世界盃主辦權所需票數的四倍，也就是58票對13票。假如被揭發出來的腐敗細節屬實的話，那麼贏得奧運會主辦權的賄賂金額要比贏得世界盃的金額低得多，也就是每票10至20萬美元對每票80萬美元。這直接說明了現行制度所起的作用，也讓解決方法一目了然。

隨著所需的支持票數上升，私人物品的重要性隨之降低。直接擴大國際奧委會的規模就可以很容易讓賄賂行為成為歷史。比如說，所有參加奧運會的選手都有資格投票選舉執行委員會官員以及未來的奧運會主辦地。北京夏季奧運會有接近11000名參賽運動員，溫哥華冬季奧運會也有超過2500名參賽運動員。或者，獎牌獲得者（為了避免團體項目產生過多代表，一枚獎牌產生一名代表）可以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不管哪種方法，不出數年國際奧委會的規模就將擴大，參選的官員和申辦城市就不得不在領導力、賽事和設施的質量上展開競爭，而不是比拼奢華的旅行（本書作者之一阿拉斯泰爾哀嘆，重振英格蘭足球隊比這個任務艱難多了）。

華爾街：運作中的小聯盟

從任何老闆的角度來說，組織一家企業的最佳方式與組織一個政府的最佳方式沒兩樣：依賴一個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團，他們從一個很小的有影響力的選擇人集團產生，而這個集團相應地又是從千百萬可相互替代的選擇人當中產生的。顯然，這是對當今大多數公開上市的企業的完美描述。它恰好也是對有組織犯罪家族的很好描述。這是巧合嗎？大概不是——理由也許不是你所想的那樣。

大公司並不強迫人們消費它們的服務。實際上，它們提供有價值的服務，誘使人們自願花錢在這些服務上面，並且人們通常能享受到服務帶來的好處。但就像黑手黨、君主專制國家和卑劣的獨裁國家一樣，公開上市企業也是由一個小聯盟、一個小的有影響者集團以及無數可相互替代者構成的。這意味著它們的領導人——執行長、首席財務官以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必須為由核心支持者組成的小聯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來。

媒體（其本身的構成和這些公司一樣）喜歡用麻木不仁和貪婪來描繪華爾街的公司。我們把視野拓寬一點：大概我們所有人都很貪婪，某些人貪錢，某些人貪虛榮，某些人貪權，總之都貪婪。我們當中的少數人有機會從我們的貪婪中牟利，而大多數人僅限於小打小鬧。華爾街的銀行家們有機會以大手筆滿足他們對於金錢和權力的欲望，對此我們不應該感到意外。

眾所周知，世界經濟近年來遭遇了劇烈動盪。近乎蕭條的經濟危機襲擊過後數年，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經濟增長乏力。然而——這正是媒體指責的基礎——儘管銀行業早已丟掉了最後一塊遮羞布，華爾街的紅利仍然高得離譜。2008年，華爾街的金融機構總共派發了184億美元的獎金，儘管不少華爾街最大的公司向聯邦政府乞討了數十億美元的紓困資金。當然，這些發給領導人、他們的聯盟以及有影響的支持者的獎金，正是幫助高階主管們保住職位的私人物品。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獎金的總額比金融危機發生前一年的2007年少了40%。私人物品是從收入當中拿出來的。如果收入減少，私人物品大概也會跟著減少，畢竟，領導人希望盡可能保留能供自己支配的資源。而當錢不夠時，那些獲得私人物品的人也不可能通過轉投他人麾下而輕鬆獲得更好的待遇。

對付做好事的人

我們前面說過一句話：「成功的領導人不會不屑於使用遏制、鎮壓、壓迫手段，甚至是殺掉真實或想像中的對手。」這句話在世界上一些聯盟最小的國家一再得到印證。阿里克謝・迪莫夫斯基在俄羅斯的不愉快遭遇與那些聯盟規模確實很小的國家發生的反腐敗鬥爭相比，簡直不值一提。

非洲提供了不少最糟糕的案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丹尼爾・考夫曼估計，每年全球花在賄賂上的資金高達1萬億美元，據推測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官員。涉及到這麼多錢，難怪他同時指出，「我們正在目睹一個反腐敗鬥爭遭遇重大挫折的時代。最深切的例子之一來自於少數擁有無畏領導人的反腐敗機構的命運。他們要嘛腹背受敵，要嘛死掉了。」其中兩個案例是蒲隆地的歐內斯特・曼尼奴姆瓦之死和剛果共和國的布魯諾・雅凱・奧賽比之死。曼尼奴姆瓦先生被人刺死前，正在調查蒲隆地高層腐敗情況。他的個人財物並沒有被搶走，但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他工作的非盈利組織的負責人表示，「他床上躺著一個沾染血跡的空文件夾。文件和一塊電腦硬碟不見了。」這難道是巧合嗎？毫無疑問！

奧賽比先生的錯誤就是不該與透明國際合作發起法律訴訟，討要據稱被剛果總統奪走的財產。奧賽比先生死於家中發生的一場可疑大火。阿里克謝・迪莫夫斯基如果知道這些事情，一定會把自己的好運歸結於好歹生活在一個偏離民主制的國家，而不是生活在一個與民主根本沾不上邊的國家。

借鑑故事：別將聯盟的忠誠視作理所當然

被人揭發並不是唯一會讓領導人陷入麻煩的事。領導人如果將聯盟的忠誠看做理所當然，將面臨極大風險。支配統治者的那些規則教導我們，領導人給聯盟的錢絕對不能缺斤少兩，無論這麼做是為了給自己留下好處還是為普通人民謀福利。想要自己發財的領導人，應該從可以自由裁量的資金裡面拿，不能動用給聯盟的錢。同樣地，那些想為人民謀福利的領導人，必須從自己口袋裡掏錢，不能損害到聯盟的利益。領導人有時候會錯誤估算了讓聯盟開心需要付出什麼。當他們犯下這種錯誤，不僅將丟掉權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犯罪頭目「巨頭」保羅・卡斯特拉諾和羅馬皇帝裘里斯・凱撒的故事對於任何不打算足額付錢給聯盟的領導人都是值得借鑑的教訓。

「巨頭」保羅・卡斯特拉諾於1976年繼承了甘比諾犯罪家族的掌控權，他就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把犯罪家族的事業重心放在對建築業的勒索控制上。據稱紐約市凡是價值超過200萬美元的建築項目，沒有黑手黨的許可不得開工。如果從這些新犯罪項目產生的錢能夠流進黑手黨成員們的口袋，或者他對傳統收入來源保持足夠重視的話，原本沒什麼問題。然而，他忽視了傳統犯罪勾當，比如敲詐、放高利貸、組織賣淫等，而這些都是他的聯盟小弟們的收入來源。隨著他的一名核心支持者安尼羅・尼爾・德拉克羅齊的死亡以及面臨來自美國聯邦檢察官魯迪・朱利亞尼主導的「黑手黨委員會大審判」的壓力，他的手下看到了機會，背叛了他。綽號「戴珀・唐」的約翰・高蒂、法蘭克・德西科、「公牛」薩米・格拉瓦諾以及其他黑手黨頭目合謀將保羅・卡斯特拉諾槍殺於紐約46街的斯巴克斯牛排館外。^[13]

卡斯特拉諾自己發財，卻損害了支持者的利益，這讓他丟掉了性命。幾千年前，裘里斯・凱撒的錯誤是不顧支持者的利益而去幫助人民，這同樣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裘里斯・凱撒死在一些他最親密的支持者手上，這一事件經常被人描繪為「暴君之死」，但事實並不支持這樣的描述。

裘里斯・凱撒是一位改革家。他改善了很多重要的公共事務，從改進曆法、紓解交通擁堵到穩定糧食供應。他還採取了很多幫助窮人的特別措施。比如，他撥贈土地給退伍的士兵，取消保稅制，改為更有規則、可估算的稅制。不僅如此，他還免除了人民25%的債務。

毫不奇怪，儘管這些政策受到人民的歡迎，卻損害到羅馬顯貴階層的利益。很顯然，保稅制對於那些少數幸運者來說是從人民那裡搜刮財富的生財之道；高額債權對那些有錢人來說同樣是生財之道。這些集團發現凱撒的改革直接打擊了他們落伍的錢袋子，當然完全開心不起來。凱撒的改革儘管也許讓普通人民感到滿意，卻損害了權勢集團的福祉，理所當然這些人要除掉他。^[14]

凱撒的錯誤在於，他動用了給聯盟的回報的一部分去幫助人民。領導人幫助人民致富本來沒錯，但必須從領導人自己的口袋裡掏出錢來，而不應該從聯盟的口袋裡掏錢。凱撒和卡斯特拉諾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結局是失去聯盟的支持，那麼做太多好事或太貪婪都會遭到懲罰。

我們已經看到，在給聯盟足夠的私人物品保持其忠誠和給得太多或太少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平衡點。把本該給聯盟的錢花在別的地方，領導人會面臨政變的嚴重風險。而當付給聯盟的錢超過了應有的份額，領導人就浪費了本該進自己腰包的錢。

可供自由裁量的錢

對於那些不用拿去收買聯盟忠誠的錢，領導人可以用來做什麼？有兩個答案：藏到秘密帳戶裡，或者拿去幫助人民。那些為自己侵吞財富做得最成功的人打開了進入我們的「收贓名人堂」的大門。那些比較有公心的人拿出可供自由裁量的錢幫助人民，但只有少數人做得好。成功的人加入了我們的「名人堂」，不成功的人——對於如何改善公共福祉的想法很糟糕——則進入了我們的「恥辱名人堂」。

根據墨西哥民主化之前一位政治人物漢克・岡薩雷斯的說法，「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窮的話，說明他不擅於政治」。^[15]就這方面而言，薩伊的蒙博托是一個政治天才。據說他侵吞了數十億美元財產。他的傳記作者米蓋拉・朗恩寫道：「沒有任何其他非洲獨裁者比得上這位狡猾的生存者。沒有哪個總統擁有潛能這麼大的國家，卻取得如此可憐的成就。沒有哪個領導人能像他那樣有效地劫掠本國的經濟或生活到那種奢侈的地步。」^[16]實際上，「竊國者」這個詞——透過偷竊來治國——正是用來形容蒙博托這類統治方式的詞。不過，雖然蒙博托讓「盜賊統治」名揚世界，他卻不是發明者。

所羅門王據說有700個老婆。我們不僅好奇她們當中有多少人是心甘情願的，或者都是所羅門王自己的主意。此外，誰能忘了哈里發對財富的劫掠？根據一份嚴肅的估算，阿拉伯帝國918——919年的收入大概為1550萬第納爾，其中1050萬第納爾花在了哈里發皇室身上。^[17]為了好理解，假設巴拉克・歐巴馬能從美國經濟中獲得相同比例的個人收入，他和米歇爾將輕鬆控制5萬億美元資產，誤差在一兩千億美元左右。事實上，這就是人們甘冒天大風險也要當上哈里發的原因。

小聯盟國家的領導人有數不完的可供自由裁量的錢。儘管他們必須充分獎賞核心支持者聯盟，但由於需要賄賂的人極少，還是能剩下大量的錢。一些領導人也許會選擇把這些錢用在更具公益心的目的上——我們稍後探討「羞愧堂」和「名人堂」時會講到他們——但多數領導人想把錢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秘密銀行帳戶的存在正是為了迎合這些領導人的需要。

在世界領導人當中，「大盜」之多令人震驚。有些人的成功程度相對較低，比如1990年至2000年之間的秘魯總統阿爾維托・藤森（期間包括一次發生於1992年的所謂自我政變，他終止了自己的國會和憲法）。他大概也就侵吞了數億美元。隨著秘魯回歸民主制，自我流亡海外的藤森被引渡回秘魯受審，因謀殺、侵犯人權、受賄以及其他多項罪名而被判入獄。他做了任何小聯盟國家的領導人都會做的事，不走運的是，他被不滿他腐敗的人民趕下台，被一個大聯盟政府所取代。

一些領導人比藤森成功得多，特別是考慮到其所在國的貧困程度。比如說塞爾維亞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據信聚斂了10億美元財富，而在他統治期間塞爾維亞的年人均收入下降了50%。他遵循最關鍵的政治原則：他的聯盟很小；他徵收重稅，壓榨貧窮的塞爾維亞人民；他想方設法鎮壓人民的反抗。可靠的調查顯示，他針對反對他的塞爾維亞人故意製造食物短缺和大規模失業，讓數百萬人陷入絕望的境地，卻養肥了一萬名有權勢的支持者。

我們繼續按照成功程度往上找，有的領導人把國庫當成了私人帳戶，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赫然在列。他建造了多處價值以十億美元計的個人行宮，卻讓國內的嬰兒死於很容易治療的疾病。基於國家的貧困程度，因其侵吞財富的相對規模而著稱的國賊還包括烏干達的伊迪・阿明、海地的「醫生老爹」杜瓦利埃及其兒子「醫生寶貝」杜瓦利埃等人，這個名單還有很長。他們都是成功獨裁者的統治規則的典型代表——他們知道如何在自己發財的同時建立、維護、資金支持一個緊密的小聯盟。不過他們與真正最頂尖的「貪贓名人堂」成員相比只能算小巫見大巫——蒙博托除外。

當我們談論最出類拔萃的竊國者，至少包括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1967年至1997年任總統），薩伊的蒙博托（1965年至1998年任總統），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可仕（1965年至1986年在位），或許還包括目前仍在位的領先人物蘇丹的奧馬爾・巴希爾。他1993年上台，到本書寫作期間仍然在位，儘管國際刑事法院以他犯有反人類罪、戰爭罪和種族屠殺罪向他發出了逮捕令。

被《經濟學人》雜誌形容為竊國者之王的蘇哈托先生被透明國際指控侵吞了350億美元財富。^[18]他的妻子提恩女士，經常被人稱為「百分之十女士」。當然，我們不可能知道蘇哈托家族所聚斂財富的確切數額，但我們知道他依賴的是一個小聯盟，他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在位超過30年，他在印尼以自由身去世（他死於2008年）。他因健康惡化而免遭起訴。

與蘇哈托相似，薩伊的蒙博托當政超過30年，只因癌症晚期才被趕走。蒙博托侵吞了數十億美元，生活奢侈高調；蘇哈托生活相對低調，就其財富而言。蒙博托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葡萄牙、法國的里維埃拉擁有豪華別墅，在布魯塞爾還有大量房產。除此之外，他在薩伊的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有總統行宮，包括在他的家鄉戈巴多萊。這個地方人口只有11.4萬人，人們不會覺得有必要建個機場來容納協和超音速飛機的起降，可惜蒙博托曾經是這裡的居民。他從法國航空公司租用了一架協和飛機作為私人用途，需要有個能夠起降的機場，於是就為自己建了一個。

與蘇哈托一樣，費迪南德・馬可仕在發展經濟方面好像頗為成功。他統治期間有許多年份菲律賓的經濟增長率相當不錯，但菲律賓人口增長的速度比經濟增長快。蘇哈托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做得很成功，馬科斯不行。但他透過所謂的裙帶資本主義讓自己和聯盟在致富方面做得很棒。透明國際估計馬科斯從國家侵吞的財富數額也在數十億美元。他的那位因巨量鞋子收藏而惡名昭彰的妻子伊梅爾達，因其家族涉嫌盜竊國家財富而受到指控，菲律賓政府成功收回了6.84億美元，這只是馬科斯家族被控侵吞財富總數的相對很小一部分。儘管被控盜竊國家財富，馬科斯家族後來還是非常引人關注地重返了菲律賓政壇。看來，金錢的確讓世界——政治世界——轉動。

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被指控截至目前侵吞了90億美元財富。這是2010年下半年維基解密洩露的美國外交電報當中透露的資訊之一。由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做出的指控還包括指出巴希爾的錢存放在倫敦勞埃德銀行。當然，銀行和巴希爾均予以否認。實際上，根據《衛報》的報導，蘇丹駐倫敦大使館發言人哈立德・穆巴拉克回應稱：「說我們的總統能夠控制國庫並把錢存入私人帳戶是荒唐的——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做出的指控很可笑。」

我們的思考方式告訴我們，這不僅一點都不荒唐，而恰恰正是小聯盟國家的可鄙獨裁者們的統治方式，而且這對他們很管用。從政治生存的角度來看，如果巴希爾沒有「控制國庫並把錢存入私人帳戶」這才是荒唐的。迄今為止巴希爾已經在位17年，儘管遇到外部的法律麻煩，他依然牢牢掌控權力和蘇丹頗為可觀的錢袋子。

自由裁量權意味著領導人可以做出各種選擇。目前我們已經聊了很多利用這一權力侵吞財富的領導人，但我們並不是說掌權的人必然都像馬科斯、蒙博托、蘇哈托和巴希爾那麼貪婪。獨裁者也具有公益精神，心存善意，熱衷於為人民謀福祉，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信賴這些心存善意者的問題在於，他們不受大型聯盟的問責約束。一個領導人很難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麼，除非領導人是通過投票選舉產生，並且允許新聞自由和人民自由集會表達訴求。沒有自由公平選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帶來的問責，小聯盟統治者們即使心存善念也只會做他們和聯盟參謀們認為是最好的事。

我們來考察心存善意的領導人當中的一些例子，我們把他們稱為「羞愧堂」成員和「名人堂」成員——也就是那些想做好事卻沒做成以及想做好事並做成的人。蘇聯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雪夫是「羞愧堂」成員的典型代表。

赫魯雪夫於1959年訪問美國並宣布了一項新的農業政策。他宣稱蘇聯將在肉類、牛奶和奶油生產方面超過美國。他既對農業知之甚少，又不直接管理那些了解農業並將盡力實現他的目標的專家。沒有理由認為赫魯雪夫想從這個考慮欠周的農業政策中獲取私人利益。實際上，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經將公帑挪作己用。相反地，他好像真心想改善蘇聯人民的生活。

儘管出發點是善良的，他的農業計劃和實施卻是一場災難。為了取悅赫魯雪夫，並出於對達不到期望所帶來的政治後果的可能擔憂，地方官員們承諾盡力去完成他對於提高產量的要求。以蘇聯原始的農業技術來說，他們的承諾當然不可能實現。赫魯雪夫的善意理念的結果就是，農民甚至不得不連種牛都殺掉以完成他們的肉類生產配額。不僅如此，他們還從國營商店買肉，隨後謊稱是他們自己生產的，再賣回給政府。這不僅造成了肉類產量提升的錯覺，還導致接下來價格上漲，因為殺掉種牛減少了未來的牛群養殖數量。

計劃實施沒幾年，食品價格飆升，導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蘇聯的官方報告顯示22人被打死，87人被打傷，116名示威者被定罪，其中7人被處死以回應人民上街遊行。^[19]兩年之後，由於蘇聯經濟混亂不堪，到處食物短缺，並且國家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喪失顏面，赫魯雪夫被一場和平政變推翻。二十多年之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追隨赫魯雪夫的腳步，推行經濟改革以穩定經濟。他的計劃同樣沒能產生期望中的效果，但這一次失敗不僅導致他被罷免，還導致蘇聯的解體。

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類似於蘇聯的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但他們之間有一個重要區別。所有這些領導人似乎最初都是出於真誠願望地去改善經濟。所有這些領導人似乎都認識到，若在發展經濟上失敗，他們的權勢就會面臨風險。但與毛澤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和尼基塔・赫魯雪夫不同的是，【鄧小平】^[*16]無疑應入選名人堂。【同他們一樣，他並不對人民負責；同他們一樣，他毫不猶豫地鎮壓了反對他的統治的群眾運動。是的，天安門廣場的屠殺不應被遺忘。】^[*17]但與他的獨裁者同伴不同的是，【他】^[*18]實際上確實知道如何改善經濟表現。

【鄧小平和】^[*19]李光耀毫無疑問是當代世界名人堂中最偉大的偶像。【他們】^[*20]不曾將錢轉到自己的秘密帳戶裡（就我們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薩達姆・海珊那樣過奢華的生活。【他們】^[*21]使用對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權力進行成功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使新加坡人躋身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並使數百萬的中國人擺脫了赤貧】^[*22]。【他們】^[*23]的一切作為都符合成功和持續統治的規則。

大部分人認為減少腐敗是一個可期的目標。一個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對腐敗行為的懲罰程度。不幸的是，這些做法達不到預期目標。當一個體制是圍繞腐敗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支持者，都被腐敗汙染。他們如果從來不曾把手伸進錢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懲處力度無非是使領導人又多了一項懲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發者被以各種理由起訴，這種情況太常見了。有傳言稱亞西爾・阿拉法特保存著巴勒斯坦政府內閣成員的所有腐敗資料。加大對腐敗的懲罰只會增加類似阿拉法特這樣的人針對其黨羽的籌碼。阿拉法特一方面通過允許、另一方面通過監控核心層的腐敗活動而有效敦促黨羽對他忠誠。另外，他在宣稱巴勒斯坦政府破產的同時，據稱個人侵吞了巨額財富，根據卡達爾半島電視台的報導，數額在42億至65億美元之間。

旨在消除腐敗的法律手段從來不會奏效，反而常常讓情況惡化。對付腐敗的最佳方式就是改變深層誘因。隨著聯盟規模增大，腐敗會逐漸消失。正如我們建議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做的，增加負責選擇比賽主辦地的委員人數將終結貪瀆行為。相同的邏輯在所有種類的組織中都適用。如果政治家們要終結銀行家領取巨額獎金，他們必須通過立法來敦促公司改變治理結構，使得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們必須真正仰賴千百萬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賴一小撮政府監管者）。只要公司老闆們仍然僅對少數人負責，他們就會給那些少數關鍵支持者提供豐厚紅利。公眾甚至股民們也許對這樣的豐厚紅利很不滿，但公眾和無組織的股民們沒辦法罷免他們。銀行的內部人可以。通過立法限制薪酬只會迫使執行長們轉而採取隱晦的、半合法的手段。這樣的措施無法改善公司的透明度或讓資產負債表變得更好懂。

那些試圖透過對公司薪酬進行監管從而把商業行為限制在提升股民權益這一直行窄道上的人，最好還是仔細研究一下統治公司的規則。類似政府官員常常建議的那些改進措施很討他們選民的歡心，但同時也會違反公司治理的基本邏輯，反而削弱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考慮一下公司欺詐的問題。我們掌握的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出現財務困難並且有一個大型聯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財務困難但聯盟比較小的公司，更容易發生證券欺詐行為。畢竟，仰賴一個相對較大聯盟的公司高階主管們，在公司表現不佳時更容易被人取代。由於被罷免的風險較大，大聯盟公司的高階主管們試圖通過虛假財務報告隱瞞公司表現欠佳的事實。^[20]此外，公司發生欺詐行為的最佳早期預警信號是，高級管理層的薪酬低於——而不是高於——財務報表所顯示的公司表現所對應的薪酬水平。

我們考察政府時，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政治人物可以推出各種立法和行政監管措施來揪出和檢控腐敗行為。對選民來說，這看起來挺棒的。但是，這些措施要麼只是門面功夫，背後的勾當一如既往；要麼成為用來對付政敵的武器。煙霧彈或獵巫行動都無法消除腐敗。但如果讓政治領導人對更多的人負責，政治就將成為良好理念的競爭，而不再是賄賂和腐敗的競爭。當然，領導人不願意負更多責任，因為這將縮短他們的在位期，減少他們的自由裁量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下來要探討如何讓領導人對此心甘情願這一困難問題。

第七章 | 對外援助

民主領導人的處境並不順心。她必須持續不斷地尋找更好的政策解決方案來回報數量龐大的支持者。然而她的手腳受到束縛。她的政策很少選擇餘地。她所中意的政策計劃必須屈從於龐大的支持者集團的意願，她幾乎沒辦法為自己竊取什麼東西。她就像一名無私的天使，顯出一副把關心人民利益置於關心自身利益之上的樣子。直到她將注意力轉向海外。

在對外政策方面，民主領導人往往像魔鬼一樣行事而非天使。實際上，她對付外國政府或許僅比統治那些國家的專制暴君好一點而已。

本章我們將探討有關對外援助的五個問題。誰對誰提供援助？提供多少援助？為什麼提供援助？援助的政治和經濟後果是什麼？關於國家建構，上述問題的答案能告訴我們什麼？

對於那些認為民主領導人都是善良之輩的人，本章將使他們清醒。大多數人認為對外援助旨在幫助貧困國家的人民。負責美國對外援助的主要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標榜自己「向那些奮力改善生活、從災難中復甦或力求生活在民主自由之中的外國人民伸出援手。美國在全球樹立的標杆形象正是這樣的同情心」。對於捐助者來說，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是一個值得讚許的目標。然而，受援國的人民卻常常對援助者心懷怨恨。各個受援國政府（以及援助者）常常對援助資金應該怎麼使用看法不一。我們將看到，民主領導人由於受到大聯盟的限制，在國內必須做好事；然而，這些國內的限制卻會迫使他們幾乎無情地剝削其他國家的人民。

援助的政治邏輯

飢餓兒童令人心碎的影像是刺激援外捐助百試不爽的方法。由於儲存穀物的技術早在法老時代就出現，我們實在是納悶為什麼北非的兒童還會受饑荒之苦。雷沙德・卡普欽斯基的觀察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在關於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統治的書中，卡普欽斯基講述了1972年該王朝如何對待旨在救助千百萬受乾旱和饑荒影響的衣索比亞人民的外國援助機構：^[1]

突然之間有消息傳來，那些把幫助我們永遠餵不飽的人民視為己任的外國援助者開始反感，並且暫停了運送救援物資，因為我們的財政部長耶爾瑪・德雷薩先生為了充實帝國國庫，要求援助者繳納高額關稅。「你們想幫忙？」德雷薩問道，「請便。但你們必須付錢。」援助者問：「你什麼意思，付錢？我們是來提供幫助的！我們還得為此付錢？」「是的。」部長說，「這是規定。難道你們想讓我們皇上從外援中一無所得嗎？」

衣索比亞政府的荒唐表現也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獨裁統治者們需要錢支付給他們的聯盟。海爾・塞拉西儘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因義大利入侵而一度流亡國外，但從1930年直至1974年被推翻一直穩坐帝位。作為一名長期執政的成功獨裁者，塞拉西知道不能把人民的需要置於他的核心支持者之上。卡普欽斯基的書裡繼續寫道：

首先，因飢餓導致的死亡在我們的帝國已經存在了幾百年，這是每天都在發生的自然的事，沒有任何人曾對此說三道四。旱情來臨，土地乾涸，牲口死亡，農民挨餓。再正常不過了，這符合自然規律和萬物的永恆秩序。由於這是永恆和正常的，沒有哪個高官敢向最尊貴的陛下報告說在哪個州有哪個人死於飢餓……所以我們怎麼可能知道在北方有非比尋常的饑荒？

塞拉西首先餵飽他的支持者，再餵飽自己；飽受饑荒之苦的人民只能翹首以盼，但可能永遠等不來救助。他對人民苦難的無情漠視令人不寒而慄，至少在與他的繼任者比較之前是這樣的。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是塞拉西被推翻後的軍政府領導人。他推行的政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嚴重加劇了北方提格里州和沃羅州的旱災。^[2]由於這些地方爆發內戰和經歷了兩年的乾旱，他開始推行強制集體化政策。數百萬人被趕入集體農場，同時又有數十萬人被強行遷出這一地區。接下來發生了大規模饑荒。死亡人數估計在30萬至100萬之間。從軍政府的角度來看，饑荒嚴重削弱了反政府武裝的力量，門格斯圖認為這是件好事。許多人還記得鮑勃・格爾多夫組織的旨在為拯救饑荒進行籌資的Live Aid系列唱片和演唱會。不幸的是，儘管這些努力充滿了善心，救援行動受到了來自埃政府的很大干擾。^[3]比如說，本來用來運送救援物資的卡車被徵用去在全國各地強制運送人民前往集體農場。粗略估計有10萬人死在運送途中。

受援國政府侵占救援資金、挪作他用的例子並不少見。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國在2001年至2008年為巴基斯坦提供了66億美元軍事援助以打擊塔利班。據估計只有5億美元到了巴軍方手上。^[4]但資金還是持續湧入巴基斯坦。基於援助機構對外宣稱的目標，一旦發現援助款被盜用，人們本該期待它們停止繼續供款。可惜它們並沒有這麼做。

實際上，為了戳穿「援助者被蒙蔽」這一假象，有必要來看一下肯亞的案例。米蓋拉・朗恩在她的書《現在輪到我們吃飯了》裡面講述了一位理想主義的官員約翰・吉松戈的事跡。他被當時新上任的肯亞總統姆瓦伊・齊貝吉任命為主抓反腐工作的最高負責人。^[5]齊貝吉的前任丹尼爾・阿拉普・莫伊總統以腐敗著稱，齊貝吉正是以反腐作為競選口號。國際援助機構開始恢復為肯亞提供優惠貸款。《經濟學人》雜誌報導稱，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肯亞提供2億5280萬美元貸款後，有人聽見肯亞財政部長吹著口哨說「真是天上掉餡餅啊」。^[6]

約翰・吉松戈很快發現，肯亞政府認為他領導的部門的功能應該是掩護腐敗而不是清除腐敗。當他意識到腐敗行為連總統都有份時，就製作了很多秘密錄音，他逃到英國，向國際機構和銀行提供了肯亞高層腐敗的相關證據。他並不是指控肯亞腐敗問題的唯一一人。時任英國駐肯亞大使愛德華・克雷用完美的語言將肯亞的腐敗現象形容為部長們「像饕餮一般貪吃無厭」，吃得太飽都「吐在援助者的鞋子上」。

數年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才終於停止向肯亞提供貸款，它們一開始並沒有立即這麼做。實際上，國際金融界迴避約翰・吉松戈甚於迴避那些不法之徒。他提供的資訊被人無視，在開發會議上被人排擠。銀行和官僚們就像在餐館裡急於吃飯的人一樣，持續無視衛生部門警告廚房已經被老鼠占據。約翰・吉松戈現在靠演講和當顧問維持生活。愛德華・克雷在肯亞成為不受歡迎的人，被英國政府悄悄勸退。吉松戈和克雷事實上通過「做正確的事」終結了各自的仕途。

很難相信援助機構會天真到不明白他們的資金遭誤用。也許真相存在於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另一個目標上——「增進美國外交政策的利益」。也許美國更感興趣的是在對抗全球恐怖主義的戰略中擁有一個可靠的盟友，以及在打擊印度洋的索馬利亞海盜方面獲得幫助。

肯亞的第一位總統喬莫・肯雅塔曾用虛華辭藻來反駁這個嚴酷的觀點，即外國援助無非是受援國承諾將優待援助國換來的。他在1963年的獨立日演講中說道：

我們絕不接受通過任何形式的賄賂所達成的友誼。我要讓今天所有在場的國家——無論來自西方還是東方——明白我們的目標。我們想和所有人交朋友，我們想要來自任何人的援助。但我們不希望這樣的幫助來自於說出下面的話的任何人或國家：肯雅塔，如果你需要援助，你必須同意如此這般。我相信，我的兄弟們，我現在告訴你們，與其表面上自由實則被繩子綁著，我們寧願受窮但保有自由。一匹馬無從選擇：它會被套上韁繩，被主人隨意牽著走。如果外國援助會把我們綁住，就像馬被韁繩套住一樣，那我們不打算接受任何這樣的援助。^[7]

這篇演講乍聽起來正氣凜然，實際上肯雅塔言不由衷。國外援助機構難道就心甘情願扔錢過來？還是它們得到了回報？我們懷疑肯雅塔演講中最關鍵的句子就是「無論來自西方還是東方」。表面上充滿理想主義的辭藻暗暗透露出他的政府其實接受來自東西兩方的出價。

政治邏輯表明，當來自民主國家的援助者需要獲得受援國支持時，很樂意對盜用和腐敗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許讀者還記得，賴比瑞亞的多伊軍士在其執政十年間接受了美國5億美元的援助。美國因此獲得不少回報：「我們（美國）在國際問題上獲得了他的極大支持。他在反對利比亞和伊朗的問題上，對我們的支持從未動搖過。他是我們必須去忍受的人。我們沒覺得他是一個我們無法與之打交道的惡魔。我們所有的利益都得到他完美的保護。」^[8]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對多伊的需要大大減少。直到這時候美國才良心發現。1989年美國發布了一份報告，我們早前引用過，但值得再次引用：

賴比瑞亞在多伊的治下，短期政治生存和交易的優先性遠遠大於長期的經濟復甦或國家建設……這位總統最關心的是政治和肉體安全。他優先考慮的事項有違經濟復甦……多伊總統對他的部落人民和核心圈子非常眷顧。他支持地方群體的糟糕政策破壞了更大的社會目標。^[9]

真相就是，對外援助交易有自己的邏輯。援助的主要目的毫無疑問不是為了減輕受援國的貧困或慘境；它的目的是讓援助國的選民過得更好。外援無法消除貧困並非是因為援助國給窮國提供的錢太少。倒不如說援助國給的錢正合適，因為它的目標是提升援助國本國選民的福利，使其下次繼續選舉現任領導人。相似地，援助也並非給到了錯誤的人手上，即給到了盜用的政府而沒給到懂得正確利用援助的地方企業主或慈善機構。沒錯，是有大量援助給了腐敗的受援國政府，但這是有意為之的，並非出於偶然或無知。援助之所以要給這些盜用的政府恰恰是因為這些政府會出賣本國人民以換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國願意給它們提供這種安全以換取政策，這些政策反過來提升了援助國本國選民的福利，從而讓援助國政府也更加安全。

事實就是，對世界來說，援助只有微利卻有百害。除非進行調整，援助將繼續成為帶來負面後果的惡魔的利器——不僅如此，善良的人們將繼續推動對外援助，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卻看不到外援傷害了世界上許多本該過上更好生活的窮人。

再澄清一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裝出關心他們的人民的利益，因為領導人需要人民的支持。他們並非發自內心的善良。並且他們的關心只及於他們自己的人民——他們所需大量支持者的來源。民主領導人沒辦法透過撒鈔票讓核心支持者發大財，因為有太多人需要回報。民主領導人必須推行聯盟想要的政策。

另一方面，獨裁者們可以透過分發現金就讓數量有限的核心支持者發大財。善政要求把錢花在為大眾謀福利的公共物品上，但把錢獎賞給支持者更有用（從獨裁者的角度來說）。由於私人物品給要緊的人帶去很集中的利益（一個好的領導人從不會忘記，那些要緊的人才是一切要緊所在），獨裁者捨棄了為大眾謀福利的公共目標。並不是說獨裁者必然比民主領導人更不關心他們的人民，而是說促進人民的利益會威脅到他們對權力的掌握。別忘了裘里斯・凱撒的故事！

對外援助交易的基礎即在於此。雙方都有對方珍視的東西可以互相給予。民主領導人需要他的人民喜歡的政策，而獨裁者需要現金支付給他的聯盟。

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每個國家各有100人。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各有100美元用於收買政治支持。假設A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的領導人需要讓50個人滿意才能坐在位子上。B國是一個獨裁國家，它的領導人只需要讓5個人滿意。假設兩個國家的人民都很在乎B國採取的某項政策。比方說在冷戰環境下，B國採取傾向於蘇聯的政策。A國公民希望B國採取反蘇立場。假設這樣的立場對於每個A國公民來說對應的價錢是1美元。B國公民不希望廢除社會主義，也不希望政府採取反蘇立場。由於牽涉的是本國的政策，可以假定B國人民關心政府政策的程度遠遠超過A國人民對該政策的關心。為了簡化我們的例子，我們假定，如果B國採取反蘇立場，每個B國公民將損失2美元。

在A國，領導人有100美元讓50個人滿意，如果他把錢分給支持者，每人將得到2美元。B國領導人需要滿足的支持者很少，如果他把錢全部分掉，每個支持者將得到20美元。現在，假設B國領導人同意採取反蘇立場以換取現金。這裡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假如交易要成功，B國需要多少錢，以及A國願意出多少錢？

B國領導人只有在有利於其聯盟的前提下才會同意拿政策換取金援。改變政策相當於他的支持者每人損失2美元（剩下95個不重要的B國人同樣如此），因為他們不喜歡新政策。於是除非B國領導人換得的「援助」金額大於這個損失，否則他絕對不會採取反蘇立場。由於他有5個支持者需要滿足，每人損失2美元，他至少需要獲得10美元的金援來抵消改變政策的政治成本。也就是說，他的每一個核心支持者必須每人拿到2美元以上，這是讓B國改變立場的最低金額要求。

A國領導人只有在政策對於他的支持者的價值大於每人付出的金額時，才會去「買」B國的反蘇政策。由於A國的50個聯盟成員每人願意為反蘇政策付出1美元，政府從B國購買反蘇政策的價錢必然少於每人1美元，否則他們寧願放棄。由於政策改變對A國的每一位支持者值1美元，聯盟有50位成員，那麼A國領導人可以向B國政府提供不超過50美元的「援助」以換取對方採取反蘇立場。

由於援助金額介於10美元和50美元之間，兩個國家各自的核心支持者都通過政策換金援增加了福利。這有利於兩國領導人的生存。不過，它讓B國剩下的95個不屬於致勝聯盟的人每人損失了2美元。他們沒有因為不喜歡的反蘇政策受到補償。

這個例子雖然極其簡化，卻抓住了冷戰期間金援的邏輯。美國為賴比瑞亞的多伊軍士提供平均每年5000萬美元的援助，以換取他的反蘇立場。這些錢沒有用來為賴比瑞亞人民謀福祉，並且數額剛好接近多伊及其黨羽在其執政期間侵吞的錢。從以生存為導向的領導人的角度來說，金援的本質昭然若揭。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不再看重反蘇政策，不願意繼續為此花錢。多伊政府沒有什麼美國選民看重的東西可以提供給美國政府，於是美國金援被切斷了。喪失了金援收入，多伊無法繼續為支持者提供足夠的報酬去鎮壓叛亂，結果就是他慘死在約翰遜王子的手上。

對於那些認為上述例子太牽強的讀者來說，也許有必要再來看一下近年美國一次不成功的收買政策的嘗試。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國尋求在土耳其大規模部署美軍地面部隊，這將有利美軍對伊拉克展開進攻。儘管土耳其是美國在北約的盟國，但幫助一個以基督教為主導的國家去侵略一個穆斯林兄弟國家，這種想法在土耳其國內不得人心。在2003年2月的談判中，美國提出給予土耳其60億美元的贈款和高達200億美元的貸款承諾。土耳其的人口約為7000萬，這些金援的總值相當於每個土耳其人拿到370美元。^[10]

土耳其是個相對民主的國家。我們來做一個快捷的封底計算，假設土耳其的領導人需要四分之一人民的支持。這樣的話美國的金援相當於給每個核心支持者接近1500美元。這個數目相當可觀（比目前土耳其年人均收入的10%多一點），不過政策上的妥協具有很高的政治風險性。實際上，美國讀者不妨想像一下，假設有外國希望在美國境內部署軍隊以便侵略加拿大，美國人想要多少補償金。

顯然，每個人1500美元不夠。經過來回協商之後，土耳其政府拒絕了美國的請求。土耳其方面開出了更高的價碼，於是我們知道政策讓步的確可以用錢買到，但價錢很高。美國不願意付更多的錢，於是交易告吹。最終，土耳其做出了一個爭議性大大減小的讓步以換取一筆數目少得多的金援。土耳其允許美軍駐土耳其的基地營救被擊落的戰機飛行員。

向一個民主國家收買政策的代價很高，因為有很多不喜歡這項政策的人需要得到補償。向一個獨裁國家收買政策容易得多。假設土耳其是一個獨裁國家，她的領導人只需向1%的人口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願意提供的金援就相當於可以給每個核心支持者接近4萬美元。回頭再想想如果是美國人遇到這種事，極少人會為了1500美元而出賣北方鄰國加拿大，但4萬美元很可能會對很多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美國從明顯是小聯盟的君主制國家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發起對伊拉克的侵略行動，這大概不是巧合。

聯盟的運作邏輯讓我們很容易理解「是誰願意提供多少金援給誰」這個問題。讓人民得到他們想要的，這有助於民主領導人保住權位。因此不奇怪的是，大多數對外援助來自於民主國家。收買政策讓步的價錢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和受援國領導人聯盟規模的大小。聯盟規模越大，受援國領導人需要補償的人數就越多，才能施行援助國希望的政策。換句話說，收買政策讓步的價錢與受援國核心支持者集團的規模成正比。這就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動態。

隨著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民主，收買該國政策所需的金援數目將隨之上升。但由於價錢變高了，援助國向其收買政策讓步的可能性隨之降低，因為太貴。貧窮的獨裁國家最有可能得到外國援助，但金額不會很大。儘管他們可能胃口很大，但會被很便宜地收買。我們曾對美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富裕的民主國家——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對外援助進行過詳細的統計學分析，證實了聯盟規模、獲得援助的機率以及援助金額（假如有的話）這三者之間的關係。^[11]

聯盟的規模並不是決定誰能獲得援助和別人願意花多少錢來收買政策讓步的唯一因素。問題的重要性——也就是政策讓步有多大價值——也是決定援助金額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我們前面描述的關係中，需求並不是一個重要因素。實際上，由於同樣的一美元對於窮國來說的意義比富國大，在所有接受援助的國家中，需求較大的國家獲得的援助很可能反而較少，少於需求不那麼大的國家獲得的援助。

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條約是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並因此非常昂貴的「援助換政策」交易。根據協議，埃及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和埃及結束自1948年戰爭以來的敵對關係（期間曾在1956、1967和1973年爆發過戰爭）。根據協議，以色列從它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占領的西奈半島撤軍，埃以雙方同意保障蘇伊士運河的自由通航。以色列和埃及達成和平，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美國國內雖然強烈支持以色列一方，但美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飽受石油危機之苦。油價飆升導致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損害了美國和其他依賴石油進口的西方國家經濟。美國急於避免出現又一次石油危機，因此為埃以的交易買單，美國認為，或許這將有助於穩定該地區的局勢。從表7-1可以看到，美國為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提供了龐大的經濟刺激，促使他訪問以色列，參加戴維營和平峰會並簽署條約。

在埃及國內，承認以色列是一項極其不得人心的政策轉變。這就是薩達特能從美國拿到那麼多錢的原因。不幸的是，這也導致薩達特在1981年遇刺身亡。在一次年度閱兵儀式上，原教旨主義者用手榴彈和衝鋒槍對他進行襲擊。埃及政府儘管正式承認了以色列，不過在鼓勵埃及人民緩和對以色列的仇恨方面幾乎什麼都沒做。英國廣播公司在戴維營協議簽署近30年之後做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78%的埃及人認為以色列在世界上產生著負面影響，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參與調查國家持有相同看法的民眾平均比例。^[12]當然，改變埃及國內民眾對於以色列的負面態度會減少埃及政府從美國獲得的援助規模。

近來埃及政府正在朝向比以前民主化的方向前進，這一進展使民主援助國家陷入兩難。那些對埃及的民主前景感到歡欣鼓舞以及贊成埃以和平的人有一個麻煩。如前所述，「援助換和平」這個交易之所以能達成恰恰是因為埃及的獨裁統治者及其聯盟因民間的反以情緒而獲得補償，這種情緒是他們刻意保留的。隨著現在人民當家做主，埃及改變對以和平的政策是很自然的事。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外國援助的金額就必須披薩達特——穆巴拉克獨裁統治時高。由於埃以和平對美國和以色列選民來說太重要，很可能美國不得不付出更高價錢。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更多的金援會被埃及拿去加強軍隊還是改善普通埃及人民的生活？

與埃及的情形相似，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是為了換取支持而不是紓解貧困，看清這一點就很容易解釋美國對巴援助的實質。2001年，美國分別給了巴基斯坦和尼泊爾5300萬美元和3040萬美元的金援。自從1998年巴基斯坦進行核試驗之後，在國會的要求下，美國對巴援助已經大幅減少。然而在2001年9月22日，小布什總統取消了對巴援助的限制。接下來的2002年，巴基斯坦獲得了超過8億美元的金援。與此同時，並不處在對蓋達組織和塔利班鬥爭前線的尼泊爾獲得了3700萬美元援助，比2001年收到的金額小幅增長。同樣不處於反恐鬥爭前線和中心的印度在2002年獲得了美國1億6600萬美元的金援，相比2001年收到的1億6300萬美元只有略微增加。2001年到2002年，上述國家的貧困情況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改變，但它們對美國選民的相對重要性毫無疑問發生了重大變化。

人們常常認為民主國家領導人就像坐在駕駛座上一樣，能對獨裁者發號施令。然而，在許多事情上他們才是經常身不由己的人。他們必須為支持者提供想要的政策。如果他們試圖減少對獨裁國家的援助或附帶苛刻條件，獨裁領導人立刻停止政策讓步。

接下來幾年美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很清晰地證明了這種援助漲落的模式。我們前面說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對巴基斯坦援助金額劇增，但由於對阿富汗塔利班的戰爭到2003年似乎獲得了勝利，美國對巴基斯坦援助再次開始縮水。隨著巴基斯坦日益成為塔利班和蓋達組織成員的安全避難所，一切都變了。巴基斯坦發現自己處境尷尬。如果巴基斯坦政府對抗正在滲透巴阿邊境地區的塔利班，有可能會在國內引發動亂。如果他們支持塔利班，將面臨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這一兩難處境為巴基斯坦向美國提出更多援助要求提供了機會，如果美國想要巴基斯坦政府抵抗塔利班的話。巴基斯坦確實提出了要求，但美國國會反對給巴基斯坦更多錢，指出很大一部分美國對巴基斯坦金援被挪用於並非美國國會希望的用途，其中不少錢消失了，而且巴方還把其餘的錢當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於防止來自印度的威脅，巴基斯坦人認為印度的威脅比穆斯林原教旨主義武裝分子更大。

美國對巴基斯坦很不滿，一開始不同意支付更高的金額讓巴基斯坦去追剿巴境內的塔利班和蓋達組織武裝人員。結果是什麼呢？我們都想得到，巴基斯坦領導人無視美國的壓力，開始尋求與塔利班合作。援助基本上就是一種「要嘛給錢，要嘛不玩」的遊戲。美國不想給錢，巴基斯坦就不玩了。

到了2008年，巴基斯坦政府領導人阿西夫・阿里・扎爾達里只是嘴上說說會去追剿武裝分子。布什政府沒有更多的金援可以提供，無法改變扎爾達裡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態度。實際上，2008年下半年扎爾達裡政府只採取了一次敷衍的行動對付武裝分子。從6月28日開始展開了一次對塔利班的短暫軍事進攻，到7月初就結束了，不多不少，幹掉了一名武裝分子。此後，儘管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境內大肆進行滲透擴張，扎爾達裡卻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的政府不僅沒有打擊塔利班，反而在2009年2月和塔利班做了一筆交易，巴基斯坦政府向塔利班支付了約600萬美元，同意在斯瓦特山谷實行伊斯蘭教法，換取塔利班同意無限期停火。停火協議在當年5月即告破裂。到這時候，扎爾達裡政府麻煩就大了，而美國也擔心搞不好塔利班會完全控制巴基斯坦。面對這樣的危險，雖然援助的價碼升高，但美國激勵巴基斯坦更努力回擊塔利班的意願也隨之升高。

2009年年末，美國國會通過了《克里——盧格法案》。它幾乎把對巴基斯坦援助金額翻了三倍，增加到了15億美元。即使是這樣，巴基斯坦拒絕接受這筆數目極大增加的金援，因為法案裡要求巴基斯坦人必須對如何使用資金負責。面對巴方的抵制，參議員約翰・凱瑞澄清說，這一法案根本無意干涉巴基斯坦的獨立自主權；實際上他就是讓巴基斯坦領導人確信美國不會仔細監督資金的使用情況。巴基斯坦很快就接受了這一援助，在其境內大大加強了對武裝分子的追剿。到2010年2月，巴基斯坦抓獲了塔利班二號人物，不過正如我們能預料到的，他們很小心地不把塔利班威脅完全清除掉，因為如果完全清除的話，美國會終止對巴基斯坦的金援。

即使有了15億美元金援，巴基斯坦對於打擊塔利班仍然沒有足夠的積極性，美國政府對此感到十分沮喪。結果就是，美國開始動用無人機和美軍部隊在巴基斯坦境內追剿塔利班武裝，對此扎爾達裡政府公開表示沒什麼驚愕——不過我們懷疑他們是私下感到驚愕。這是援助國與受援國的共舞，受援國想得到盡可能多的錢，援助國想得到極其重要且昂貴的政治讓步：摧毀塔利班。

對於那些堅持認為援助是為了紓解貧困的人來說，這些事實也許令人不快。當然，有一些援助的確是出於純粹的人道主義動機，比如在自然災害發生後。然而我們很難把流向埃及和巴基斯坦的這麼大規模的援助與理想主義目標聯繫在一起。如果援助確實幫到了窮人，我們本該看到受援國的人民很感激和尊敬援助國。事實與此天差地別。美國對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善舉」換來的是遭到這兩個國家人民的普遍唾棄；理由很充分。

2002年，皮尤研究中心在42個國家展開了一項民意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問人們對美國的看法。在巴基斯坦，69%的受訪者表示對美國極其厭惡。在埃及，這個數字是79%。在其他40個國家，平均只有11%的人對美國持有極端負面的評價。然而2002年巴基斯坦和埃及從美國平均獲得了16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而其他40個國家平均只獲得9700萬美元的援助。這一模式被詳細的統計分析所證實。獲得大量美國援助的國家的人民看來很仇視美國。當然，自2002年以來也許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也很想看看我們的評估會不會被未來的民意調查所證實。

我們對於外援的描繪也許看起來把美國形容成了國際頭號惡棍。但美國絕不是唯一的對外援助國。雖然從總額來說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援外國家，但援外資金占經濟規模的比重相對來說並不大，只占GDP的0.2%。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援外資金超過了其經濟產出的1%。只要外國政府提供的政策回報對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支持者來說，比透過金錢直接能買來的回報更有價值，民主國家領導人就會支持對外援助。其他國家和機構也在收買受援國的優待，只是在規模上無法和美國相提並論。事實上，詳盡的分析顯示，看起來慷慨無私的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對外援助更多也是為了換取政策讓步，而非出於利他主義的原因。他們特別喜歡用援助來換取受援國做出貿易方面的讓步和採取親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3]

眾所周知，援助協議綁定了很多有利於援助國的條件。這意味著協議裡頭常常寫明了資金應該怎麼花，以及更重要的，花在哪裡。打個比方，德國也許會對一個受援國提供援助，但前提是資金必須用來購買德國產的拖拉機。這看起來可能不是一個回饋本國拖拉機製造商的高效途徑。不過，國際貿易法常常禁止對本國企業提供直接補貼。不僅如此，附帶條件的外援可以帶來將來的生意，比如零件和服務。加拿大因其高比例的限制性外援而聞名，占其總外援的60%——70%。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和英國聲稱限制性外援的比例最低，但即使是它們，外援中附帶非正式條件也是司空見慣的事。舉例來說，丹麥向孟加拉提供了4500萬美元用於修補渡輪，卻提出不能在孟加拉當地進行修補，而是要求把渡輪送到丹麥去，以四倍於孟加拉當地的費用修補。在孟加拉政府的抗議聲中，丹麥決定乾脆取消整個計劃，於是孟加拉人和丹麥人誰都沒得到好處。

與美國透過外援收買安全和貿易讓步以及歐盟通過貿易援助換取商業讓步一樣，日本也是這麼做的。鯨魚應該對日本的「善舉」感到恐懼。美國選民喜歡豬肉，而日本選民喜歡鯨脂，日本的領導人一直不遺餘力地為他們提供。1986年，國際捕鯨委員會頒布禁止商業捕鯨的公約。儘管這一公約受到大多數國家人民的歡迎，冰島、挪威和日本人卻希望繼續進行商業捕鯨。目前，日本通過鑽一項允許科學研究的法律漏洞，每年捕殺一定數量的鯨魚。當然，這些鯨魚最終都被吃掉了。日本政府通過外援在國際捕鯨委員會收買投票。近年來在日本的幕後推動下，國際捕鯨委員會的成員範圍擴大到包含從無捕鯨歷史的國家。這些新近會員國，比如寮國、馬里和蒙古，都是內陸國家。日本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支持恢復商業捕鯨的聲音越來越多。

援助產生的影響

各種事例一次又一次證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把援助用來換取政策妥協，在目的性和數量上遠遠超過用於減輕貧困和紓解苦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富裕國家似乎一度真誠相信可以用它們的慷慨將世界從貧困中解放出來。但援外工作剛一展開，生存的政治就立即侵蝕減輕世間痛苦這一崇高目標。政治壓倒慈善，這一點都不奇怪。歷史的紀錄不會騙人：外國援助已被證明在減輕貧困和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是無效的。

二戰結束之後，歐洲面臨許多挑戰。就算是戰勝國也遭受了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美國啟動了一項名為馬歇爾計劃的大範圍援助計劃。按照經過通脹因素調整的數字，美國從1946年到1952年間共向歐洲注入了182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英國是最大的受援國，其次是聯邦德國、法國和義大利。^[14]美國的目的是建立堅強的盟國以防抗共產主義。為了達到目標，美國需要一個經濟上強大的歐洲。願意抗擊共產主義並遵循美國指導下的經濟計劃的國家獲得援助；不願意的國家就沒份。

自二戰後以來，美國的經濟援助總額高達1.3萬億美元；同期的軍事援助達到約6500億美元。為了讓讀者有個概念，這些經濟和軍事援助加起來大約相當於2009年美國經濟刺激計劃和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相加總和的兩倍。

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很難被複製。已經有數萬億美元的資金注入發展中國家，然而如果我們以受援國生活品質的改善情況來作為評估依據的話，可以說金援的效果乏善可陳。正如我們早先看到的，金援在減少貧困方面實際上毫無建樹。

這一歷史事實在決策制定者們當中引發了有關金援是否有效的激烈辯論。對持批評立場的人來說，太容易就可以點出許多依賴外援的非洲國家現在比未獲得外援前更窮。開發界的人士則喜歡反駁說這樣的直接對比是不公平的，他們還指出，雖然依賴外援的國家表現糟糕，但如果沒有外援將更糟糕。儘管這一辯護是錯的，卻是一個合乎情理的論點，必須認真對待。

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受援國表現糟糕而譴責援外事業。為了理解這一點，考慮一下下面這句很有挑釁性的話：醫院會殺人！有大量的證據支持這一觀點。人在醫院裡死亡的可能性遠遠高於醫院外面。當然，我們多數人立刻就會看到證據裡的錯繆所在。醫院裡的人是病人，健康的人不會住院。不過，人們只看統計數據卻不管數據是從哪裡來的，這種錯繆實在太常見了。

我們的一位同事彼得・羅森多夫組織了一次請願活動，向聖塔・莫尼卡市議會呼籲在他以前住所附近的一處危險路口設置斑馬線。市政工程師回應說，情況正相反，市裡正計劃取消該市所有的斑馬線，因為他們的研究表明，行人死在斑馬線上的情況比在其他地方多得多。聖塔・莫尼卡的孩子們應該感謝彼得・羅森多夫。他耐心解釋說，出現這種結果並不是因為斑馬線天然就比其他地方危險，而是因為那裡是人們過馬路的地方。

除非我們了解誰在接受治療，否則我們很難評估醫院或某種特殊治療方法再或藥品的真正影響。醫學界用隨機的藥物試驗來測試藥品的有效性。病人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接受測試藥物，另一組只給安慰劑。透過對比兩組人的表現來決定藥物是否有效。假設換一種方式，藥物只給病得最厲害的病人使用，就算這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式，這組人的表現也可能比沒有獲得藥物的那組差。相似地，如果援助組織把目標鎖定為那些問題最嚴重的國家，那麼援助也可能看起來毫無效果，即使它實際上是有用的。

理想上來說，為了評估援助的有效性，國際社會必須進行受控的實驗，把援助給予某些隨機選擇的國家，而不給其他國家。由於援助永遠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進行，經濟學家必須經過複雜的（也是很有爭議性的）統計過程並根據受援國具體情況來修正結果。與其一頭扎進這些複雜的過程，我們不如提供來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些簡單證據。

聯合國安理會有5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和法國）和10個非常任理事國。非常任理事國由選舉產生，任期兩年，任期屆滿之後的兩年內不得再次當選。選上理事國是件非常光榮的事，而且實踐證明也很有價值。不幸的是，它的價值是有代價的：為許多當選的理事國國家的人民帶來了苦難。平均來看，相比未被選入安理會的合格國家來說，理事國發展更慢，變得更不民主，對新聞自由的鉗制更加嚴厲。^[15]舉例來說，在一段兩年的安理會理事國任期內，理事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比非理事國低1.2個百分點。在一段4年的時間內（兩年理事國任期加上兩年無資格期），曾當選理事國的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比非理事國低3.5個百分點，幾乎每年低1個百分點。獨裁國家受到的影響比民主國家嚴重得多。

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資格對經濟增長發生這樣的效果讓人非常好奇，也讓我們不禁質疑為什麼聯合國如此被尊崇。這樣的效果同時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援助的影響的重要證據。被選入安理會的國家獲得了更多援助。一個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給了領導人非常有價值的籌碼，透過安理會投票權的形式來變現，而他們得到的援助卻導致更糟的經濟表現。最近有一項充分的研究顯示，被選入安理會的國家從國際社會獲得了金融獎勵。它們獲得了更多的美國和聯合國援助，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一堆其他機構那裡獲得了更優惠條款和更多項目。^[16]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國資格使領導人在塑造全球政策方面有了發言權。許多領導人，特別是來自獨裁國家的領導人，顯然更傾向於出售這種影響力而非代表本國人民的利益去行使該權力。

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資格幾乎就是隨機實驗的產物。儘管哪個國家當選並非隨機，但它也與對於經濟援助的需要無關。實際上，人口規模似乎是當選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的唯一系統決定因素。比較特殊的是非洲國家，它們似乎採取了輪莊的模式。非洲國家當選，僅僅是因為輪到它們了。關鍵的一點是，在它們當選前，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的行為方式與其他國家一般無異。但一旦當選就表現差勁。回到醫學的比喻，被選入安理會的國家並不比未入選的國家病得更重。它們獲得了額外的醫藥（援助），這卻讓它們病得更重（更窮、更不民主、新聞更不自由）。

安理會理事國資格給領導人提供了機會去出售至關重要的政策支持權。正如我們一再看到的，獨裁者需要收買他們的聯盟。援助為他們帶來了所需的資金，這有助於領導人的生存。更進一步來說，援助激勵獨裁者出於兩個理由加大對自由的壓制。第一，來自援助的收入意味著領導人可以較少依賴人民工作的意願，於是他們不需要承擔自由帶來的過多風險，而當他們的收入和工人的生產力依賴於允許人民相互自由交流時，這些風險本來是他們必須承擔的。第二，政策讓步一般來說都不受人民歡迎，因此領導人需要壓制不同意見。安理會理事國資格為一個國家帶來了聲望和榮譽。對一個獨裁者來說它還意味著輕鬆賺大錢。對獨裁國家的人民來說，安理會理事國資格意味著更少的自由、更少的民主、更少的財富以及更多的苦難。

歷史記錄表明，援助在拯救國家擺脫貧困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援助為紓解貧困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資源，它卻為做相反的事創造了政治誘因。正如美國駐埃及大使（1994年至1998年）愛德華・沃克爾簡潔表述的：「援助為埃及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條輕鬆出路。」^[17]

對外援的評價

那麼我們該怎麼看待外國援助呢？它對政策有利或僅僅是好的政治？

毫無疑問它有過成功。馬歇爾計劃的外援將主要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西歐從經濟災難中拯救出來。但這是因為這一結果符合計劃的目的。美國想要的是建立一個經濟上強大的集團，作為抵禦蘇聯擴張的工具。於是計劃促進了經濟增長。民主領導人需要政策的成功，於是很樂意遵從美國的政策目標以換取可觀的援助。不過我們現在知道了，後來的援助未能複製馬歇爾計劃的成功。

援助只會幫助獨裁者鞏固權力和鉗制自由。然而，人們為了使援助實實在在對窮人發生作用，就像鳳凰涅槃般前赴後繼。或者細想一下，也許就像西西弗斯，我們不斷爬上同一座山，只是為了不停跌下。

大約每十年，援助國就會發起新的行動試圖「讓援助發生作用」。最近的一次表現形式就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計劃。2000年，這一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制定的計劃被世界各國領導人採納，該計劃制定的有關貧困、健康、性別平等、教育和環境方面的目標完成時間是2015年。比方說，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是將世界上每日生活費不到1美元的人口比例減半。儘管這些計劃值得稱道，但嘴上說要幫助窮人致富或至少減輕貧困與真正這麼做完全是兩碼事。

千年發展目標並不是旨在消除貧困的第一個嘗試。此前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有過通過發展基礎設施以達到「自我維持增長」的努力；接下來有美國推出的旨在使貧窮國家能夠享有科技突破成果的P——4計劃；再接下來約翰・甘迺迪宣布將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為「發展的十年」。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制定的目標一直延續到現在，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當今世界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更接近於這些目標。威廉・伊斯特里探討過伴隨這些大約每十年一次行動計劃的希望與樂觀主義。他哀嘆說，儘管每一個新計劃都說會大不同，它們卻一再重複以前的錯誤。他認為，援助事務當中的官僚主義使得資金不僅沒有促進、反而阻礙了經濟活動。貧困繼續存在。^[18]

儘管如此，我們不必對援助抱持完全悲觀的態度。我們關於它如何運作的知識已經極大完善。比如說，我們知道在有善治的地方，援助能夠發揮非常良好的作用（正如我們知道它多半都流向了劣治之所）。^[19]發展援助的倡導者們指出，非政府組織成功地在不少國家推進了定向計劃，其中的一些項目取得了驚人的成果。比如說，1986年卡特中心發起了一項抗擊麥地那龍線蟲病的計劃。這種寄生蟲病透過不潔飲用水傳播，在亞洲和非洲17個國家肆虐，有大約350萬人被感染。到了2009年，全球範圍的被感染者降到了只剩大約3000人，大部分在南蘇丹。

非政府組織已經證明它們可以有效地提供基本醫療保健和基礎教育。不過，回頭想想我們討論過的小聯盟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我們很難不注意到非政府組織提供的這些福利恰恰就是連最獨裁的領導人都想要提供的公共計劃。在提供高等教育方面，非政府組織就不那麼成功了。受援國的獨裁領導人不願意人民被教導如何充分獨立思考，以至於能夠組織起來反對政府。

非政府組織在促進基礎教育、基本醫療保健、衛生以及其他基本必需品——如掘井、為村莊供電、提供小額貸款（利率水平在美國已經可以被稱之為高利貸了）——這些方面的成功反而說明了援助計劃從根本上講是失敗的，它還造成了許多非政府組織及其支持者沒有意識到的傷害。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資金是可轉移替代的。這意味著受援國政府擁有幾乎完全的自主權將資金從某個項目轉移到其他項目。如果是直接的政府對政府的援助，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獨裁者需要為其支持者提供回報。非政府組織則通常不會想幫富人變得更富，於是它們會為特定的項目提供資金或者由它們親自執行某些特定項目。然而在實踐中，受援國政府能夠非常老到地把援助資金轉化為他們想要的那種回報，而不是援助方希望他們提供的那種回報。

評估援助有效性的最明智的標準就是問有多少人獲得了幫助，而不是問花了多少錢或挖了多少口井、建了多少所學校、為多少村莊通上電。非政府組織透過計算花了多少錢來評估它們的效能，但這卻是一個有缺陷的標準。它會鼓勵慈善機構去幫助最容易觸及到的人和更可預見的項目，卻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那些很難觸及到的人也許正是需求最迫切的人。以多少人獲得幫助為標準，則會鼓勵援助機構投身於本來應由政府去實施的項目。別忘了非政府組織最成功的方面就是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保健——這些服務甚至獨裁者都想提供。當援助資金被拿去替代政府開支，那麼只有極少數人甚至沒有人會真正得到幫助，除非政府把這些不受監管的資金投入其他造福大眾的項目。當然，政府不會這麼做。他們把錢拿去鞏固政治權位和加強核心支持者的忠誠度。

來看看柬埔寨的案例。柬埔寨政府的一半預算資金來自外國援助。這些援助資金不僅沒有用於實施政府項目，反而大部分流入官員的腰包。事實就是柬埔寨躋身於世界上最腐敗國家之列。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報告，「援助資金流入教育和醫療領域，其中部分資金讓普通公民受益。但是，毫無疑問原本指定用於學校、教師、教科書、診所、醫療人員以及藥物方面的資金，有極大部分被挪為他用。」^[20]

也就是說，原本要造福人民的資金被挪去回報柬埔寨的富人。常常發生的情況是，非政府組織提供了援助，真正幫到人民的量遠遠少於表面數字。假設一個非政府組織為某個村莊的100個孩子提供基礎教育，每個孩子每年100美元資金，全年的總花費就是10000美元。看起來好像有100個人獲得了非政府組織的幫助，這會讓捐款者很高興，並帶來更多捐款。然而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人獲得了幫助並不清楚。政府也許本來就準備花錢為半數孩子（甚至全部孩子）提供基礎教育，即使在沒有外來援助的情況下。名義上，非政府組織幫到了100個孩子，但其實他們是以兩倍成本幫到了50個孩子，讓政府少花了5000美元。這樣好不好呢？當然好，對於那50個孩子來說。這樣糟不糟糕呢？對於所有人來說當然糟糕，因為非政府組織助長了政府偷盜更多錢的機會，同時還鞏固了一個壞政府的權力，在未來許多年還將繼續折磨人民。

甚至有一些慈善機構的最簡單的行為都帶來了糟糕的後果，提升了政府的控制度，使其變得更不負責任。舉一個個人的例子。本書作者之一的阿拉斯泰爾2009年帶他的孩子們前往肯亞，其中一站是在一所小學，孩子們被鼓動幫忙粉刷教室。能夠幫上忙，這看起來是個挺好的點子，很多人熱情地拿起刷子準備讓教室亮堂起來。阿拉斯泰爾從原則上拒絕這麼做，他走到教室外面去教一些孩子如何使用數位相機。他是個令人掃興的傢伙呢還是在鼓勵更好的經濟政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讓高技能的遊客及其家人粉刷教室往好了說是無效率，往差了說就是徹底有害。

經濟學的核心在於比較優勢。每個人都應該在他們相對擅長的領域具有專長，然後與別人交換產品和服務。比起每個人試圖在每一件事上都親自做一點點，這種方式的產出更多。考慮一下肯亞相對英國的比較優勢（阿拉斯泰爾非洲之行的大部分同伴來自英國）。肯亞的教育水準很低，有大量失業的體力勞動者。肯亞的比較優勢就在於那些需要大量相對非熟練工人的行業。實際上這是肯亞最出彩的行業：肯亞是個花卉出口大國。肯亞的氣候非常有利於花卉生長，大量人民從事勞動密集型的花卉種植、採摘和包裝工作。花卉被運往西歐銷售。作為交換，歐洲向肯亞出口需要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才能生產的產品——醫藥製品、機械設備和電腦軟體。歐洲具有相對豐富的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它用資本密集型的產品交換肯亞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這樣雙方都獲益。

那麼這與粉刷教室有什麼關係呢？是這樣的，粉刷教室儘管充滿樂趣，卻剝奪了當地工人急需的工作。如果受過教育的西方人取代了當地人從事粗活，那麼基於現有的技能和資本配置情況，那些工人到哪裡才有競爭力？他們又將如何掙到養家餬口的錢？也許讓他們把孩子送往學校學習更高的技能，有朝一日長大了具有更大競爭力？富裕的西方遊客拿起刷子不僅沒幫上忙，反而讓一些工人的生活更加糟糕。把這個習題重複千遍，換千種方式，你就會明白自我感覺良好的慈善行為有利於捐助者的程度遠遠超過對真正有需要者的造福程度。

在一個大得多的尺度上，通過評估比較優勢，可以顯著改善對於有需要國家的援助方式。比方說在歐洲和北美，通過價格支持和補貼，農業受到避免競爭的高度保護。在二戰後建立的貿易安排當中，農業被關貿總協定及其有爭議的繼承者世界貿易組織刻意排除在外。這是因為農村地區在不同國家的分布情況不成比例，因此在不少歐洲國家農民往往是領導人的核心支持者。允許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進行競爭，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的作用要遠遠好於提供目標不明、高度官僚化的援助。

粉刷教室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即使出於善意的援助也會阻礙發展的微小例子。比爾・伊斯特里的著作表明，這樣的情況並非例外，而是常態。

對援助的勒索

本章開頭我們講述了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勒索外國援助者的故事。現在應該很清楚，這種行為太常見了，它反映了私人援助的邏輯。當私人提供援助，受援國政府要麼必須和他們達成交易以獲得提成——畢竟這對小聯盟政權來說正是援助的價值所在，要麼在缺乏此類交易的情況下對意願良好的援助者進行敲詐。不管哪種方式，政府必須從行動中拿到自己的一份，否則援助者絕無可能順利實施援助。舉例來說，這正是2008年納爾吉斯颶風過後緬甸政府做的事。他們堅持要求聯合國的救援物資必須交給緬甸政府，否則禁止進入該國。為什麼？因為正如我們早先看到的，軍事獨裁政權想透過把食品拿到黑市上出售而不是分發給急需食物的災民，使外援成為自己發財的手段。也許你會認為這是一個恐怖政權的異常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天災之後政府領導人該有的正常反應。你錯了！再來看看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後，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樂施會）為斯里蘭卡提供救援的案例。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挾帶滔天巨浪撲進內陸，在14個國家共造成超過23萬人死亡。災後救援總額超過140億美元。然而就算救援機構的目標是賑災，許多受援國政府卻把這當做發財的機會。

為了方便分發救援物資，樂施會將25輛四輪驅動卡車運往該地區。斯里蘭卡政府將全部卡車扣留，堅持要樂施會繳納300%的進口稅。超過一個月的時間（正是災後最關鍵的一個月）卡車閒置在那裡，而災民正飽受缺乏食物和安置場所之苦。最終樂施會支付了一百多萬美元才把卡車弄出來。

許多人在向慈善機構捐贈之前，喜歡評估自己所捐錢款有多少能幫到人民、又有多少變成了管理費。舉例來說，美國樂施會被慈善評級機構「慈善導航」評為三星級（最好的是四星級）。美國樂施會將收入的6%作為管理費，14%用於籌款活動，剩下的80%全部用於各種慈善項目，也就是幫助人民。不幸的是，80%的資金並不真正反映實際提供的幫助。別忘了那些卡車和300%的進口稅——如果這樣的案例是常態的話（通常都是）——那麼真正用於救援的資金可能只有20%。如果連樂施會這麼謹慎的慈善機構都會被敲詐，遑論其他機構。

對於究竟有多少資金從捐助方屬意的目標被轉用於受援國政府的目標，事實上不可能進行精確量化。不過我們懷疑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受援國政府沒有受到恰當的激勵去解決問題。看看2010年發生在巴基斯坦的洪災，天要下雨，沒有人會因此指責巴基斯坦政府，但該國政府卻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為隨後的破壞性後果負責。有超過2000萬人受到洪災影響，400萬人無家可歸，以及接近2000人死亡。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遭遇一系列嚴重洪災肆虐之後，巴基斯坦成立了一個聯邦防抗洪災委員會。紙面上說這個機構目前已經完成了總值達9億美元的防洪堤建設。實際情況遠非如此。水利建設和洪災防控不是公共政策，而是貪瀆的來源。防洪堤壩的建設是為富人、也就是致勝聯盟成員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正當洪水傾瀉而下威脅到大範圍人口時，扎爾達裡總統——綽號「10%先生」，因為據說這是他最喜歡的抽成比例——以一名好獨裁者該有的樣子行事。他無視遇到的困難，前往歐洲進行高調的訪問，放任他的政府犧牲多數人以拯救少數人。政府強化堤壩以保護核心支持者，同時卻讓洪水繼續肆虐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反對派支持者人數眾多的地區特別容易遭受洪災。^[21]

已故的時任美國駐巴基斯坦特使理察・霍爾布魯克將洪災形容為「一次機會均等的災難」，但事實遠非如此。只對極少數人負責的巴基斯坦領導人犧牲了多數人的利益。他們強化堤壩以保護支持者的家園和農場，無視其他村鎮面臨的困境。一名當地官員承認：

信德省的地方政府官員與大地主勾結，強化流經他們土地的河流堤岸以及其他他們認為重要的設施，損害其他地區的利益，導致這些地方非常容易受到洪水侵襲……並不僅僅是說政府這方面沒有能力保護最窮的人民免遭潛在洪災的襲擊，而是說政府存心認為一旦洪災發生，這些人民就應該受苦受難。^[22]

很顯然，從善治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行為實在沒道理。但就為自身生存而統治來說，這卻是一種很精巧的舉動。它提醒支持者，如果被趕出聯盟會發生什麼後果。這對忠誠有好處。救援機構還趕著來送錢。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這是他見過的最嚴重的洪災，呼籲提供大規模的外國援助。許多巴基斯坦人寧願直接幫助受災同胞，表示：「我們不會向政府捐獻，因為我們知道這不過是讓政府官員發財而已。」^[23]國際社會沒有這麼小心。他們在頭三個月給了巴基斯坦政府17億美元。這相當於每個災民能得到83美元。據推測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都被抽走了，很顯然沒有被用於有效的災難救助。

巴基斯坦並不是2010年唯一遭受嚴重洪災影響的國家。貝南同樣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洪災，受災範圍覆蓋三分之二國土。由於貝南是一個小得多的國家，絕對受災人口比巴基斯坦少，但就與國土面積的比例而言，貝南的受災程度與巴基斯坦相當。貝南獲得的援助遠遠少於巴基斯坦，每個災民分到的援助金額只有巴基斯坦的二十分之一。儘管如此，貝南的災後反應獲得了廣泛讚譽。當然，貝南的民主程度遠高於巴基斯坦。2011年一場災難性的地震和海嘯襲擊了日本，我們確信貝南這樣的模式將重現。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將得到大規模的援助。它對資金的使用肯定會比受2004年海嘯襲擊的國家合理明智得多。

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扎爾達裡在把災害對人民造成的影響最小化方面幾乎沒做什麼，不僅如此，有些人認為他甚至故意讓局面惡化。他有金錢方面的強烈動機。隨著災難程度上升，外國援助的規模也會隨之加大。他的政治生存取決於收買少數人而不是保護多數人。外國援助鼓勵了獨裁者不去解決問題。假如巴基斯坦確實實施了有效的洪災管理計劃而不是嘴上說說，人民的遭遇當然會大大改善，但扎爾達裡將失去進一步詐取援助者的藉口。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反恐戰爭中的美國對巴基斯坦援助中。2001年的恐怖攻擊之後，美國不斷向巴基斯坦尋求幫助打擊塔利班和蓋達組織，以及抓捕國際恐怖主義者——頭號目標就是奧薩馬・賓・拉登，這位蓋達組織領導人據信藏身於巴基斯坦北部的部落地區。到2008年為止，美國已經給巴基斯坦提供了66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以換取巴方的支持。假如巴基斯坦抓到了賓・拉登並阻止塔利班武裝在巴基斯坦北部活動，美國將不勝感激，但美國也將無須繼續付錢給巴基斯坦。這與旨在減少受災人數的有效災害管理類似，抓獲賓・拉登會終結美國的對巴援助，正如現在賓・拉登之死可能會造成的後果一樣。

為了理解外國援助如何才能奏效，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考慮從受援國政府制定政策的領導人的角度來看他們面對什麼激勵因素。除非援助被重構、改變了這些因素，否則巴基斯坦沒有什麼理由會去終結國內的武裝活動和恐怖主義。相反地，巴基斯坦會允許這些活動繼續存在，而且假如西方要停止援助，巴基斯坦還會鼓勵這些活動變本加厲。

幸運的是，除了指出有問題的激勵因素之外，我們的觀點也提供了對援助進行重構的方法，它能夠創造去解決問題的激勵因素。

矯治援助政策

國際社會的一貫做法就是把錢丟給受援國去解決問題。常見的看法就是，當地人比遠在天邊的外國援助者更了解如何去解決本國的問題。這大概是真的，但知道如何解決本地的問題和有意願、利益去這麼做，完全是兩碼事。把錢直接給受援國，期待它們自己解決問題，這種政策應該停止。美國應該將錢託管給第三方，直到目標達成時才付錢。

來看看抓捕蓋達組織前二號人物艾曼・扎瓦赫里的難題。我們假定美國認為40億美元是抓到扎瓦赫里的合理報酬。別忘了美國迄今已經花了65億美元而一無所獲。這筆錢可以託管給第三方，比方說存在一家瑞士銀行裡。假如抓到扎瓦赫里，巴基斯坦將收到20億美元，接下來兩年每年再收到10億美元。如果我們摒棄這些錢將被用於巴基斯坦人民這一幻想而將錢直接付給巴基斯坦領導人，也許這個交易可以便宜不少。

如果援助採取這種「報酬託管」的模式，扎爾達裡就必須先交出扎瓦赫里才能收到錢。不過，與現有的激勵機制不同的是，他在交出扎瓦赫里時不用擔心美國不再需要他的支持之後就不再給錢。扎爾達裡也許不願意或沒辦法為了40億美元而抓到扎瓦赫里。這樣的話美國也沒有什麼損失。如果扎爾達裡要做的只是假裝四處抓捕扎瓦赫里從而讓美國不斷提供金援，那他更不可能真的把扎瓦赫里交出來。而這恰恰是現有機制造成的結果。

毫無疑問，在實施「報酬託管」模式時會遇到很多操作上和程序上的問題。如果涉及到的是為災害管理設計「託管援助」，這些問題會變得更棘手。然而，與其執行注定失敗的政策，還不如在一個激勵受援國領導人解決援助國問題的框架內去處理那些討厭的技術性問題。

國家建構

那麼，激勵一個國家去干涉他國制度的最根本動機是什麼？民主國家常常聲稱想幫助其他國家實現民主化。他們經常以此為基礎將經濟援助和軍事干預合法化，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確實促進了民主。那些為此類政策辯護的人喜歡舉出二戰後德國和日本的例子，但這已經是發生在60多年前的事了，而且仔細研究的話會發現，這兩個國家過了很多年才開始制定（或者說被允許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事實就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民主國家不願意創造民主國家。

1939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曾針對殘暴的尼加拉瓜獨裁者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加西亞發表過著名的評論，「他是個婊子養的，但至少他是我們的婊子養的」。麻煩就在這裡。收買獨裁者比較便宜。他們會實行民主國家領導人及其選民想要的政策，由於他們只需向相對很少的核心支持者負責，獨裁者被收買的價碼很低。他們可以被引誘通過執行民主領導人想要的政策去換取金錢。收買民主領導人的價碼要昂貴得多。幾乎每個美國總統都宣稱要在世界上推廣民主。然而一旦某些民主國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國家的人民選出了領導人執行美國選民不喜歡的政策，美國總統們對這些國家搞破壞一點都不手軟。

美國反對剛果第一位民選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的故事就是破壞民主的例證。盧蒙巴於1960年6月當選，1961年1月17日即遭謀殺，前後不過半年。盧蒙巴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惡化的原因在於他所採取的政策，並非由於是他在掌權。他猛烈地譴責比利時對剛果的殖民統治。在他當選總理不到一個星期時舉行的一場慶祝獨立的活動中，他發表講話宣布：「我們不再是你們的猴子。」^[24]為了將比利時軍隊和外交官趕出剛果，以及擊敗由莫伊茲・卡奔達・沖伯領導的喀坦加省分離主義叛亂活動，盧蒙巴向蘇聯尋求軍事援助。這可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現在有巨量證據表明美國和比利時合謀策劃了盧蒙巴被害事件。此後，美國與剛果（後來的薩伊）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建立了密切關係，後者與盧蒙巴不一樣，既不是民主領導人也不親蘇。為了錢（從他上台到下台的32年間共獲得數十億美元），蒙博托願意支持美國的政策。民主選舉產生的盧蒙巴不願意，這意味著他必須被除掉。

盧蒙巴絕不是被民主國家領導人搞下台的唯一一人。1893年，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被美國推翻。她的罪過在哪裡？她希望夏威夷和夏威夷人（當然包括她本人）從農業開發和出口機會中獲益，而這些正是當時在夏威夷經營的美國和歐洲大公司追求的。就在反對派策劃發動政變廢黜利留卡拉尼時，美國派出海軍陸戰隊登陸夏威夷，表面上保持維護和平的中立立場，實則讓女王根本沒辦法保護自己。我們也不該忘記1965年美軍推翻多明尼加的民選總統胡安・博什。他冒犯美國的地方在於他喜歡菲德爾・卡斯楚。其他案例包括推翻智利的薩爾瓦多・阿連德、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薩台，乃至反對巴勒斯坦民主選舉產生的哈馬斯政府，類似案例不勝枚舉。就在本書寫作期間，我們看到美國在海灣地區不願促進民主。美國在支持有用的獨裁者方面歷史悠久。實際上，美國在海灣地區的政策是民主化危險的絕佳例子。海灣地區的初生民主國家不太可能熱切傾向於美國的利益，部分由於深刻的政策分歧，部分由於美國數十年來為當地人民受壓迫而提供資金。

無數的案例講述的是同一個故事。民主領導人青睞順服的外國政權甚於民主政權。民主干預主義者儘管聲稱使用武力追求民主化，實際上深深喜好削弱目標國的民主程度，同時透過便宜收買來的獨裁者去增加這些國家的政策順從度。^[25]

在讀完本章之前也許你會認為民主領導人相比獨裁者來說就像天使。本章已經使這種形象黯然失色，而且我們還會講到更多汙點。不過在原則上譴責歐洲、日本的首相們和美國的總統之前，我們需要暫停片刻，探討一下他們到底在做什麼以及這麼做的原因。

民主領導人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由於他們必須經受當選和連任的考驗，他們很沒有耐心。他們只有很短的投資期。對他們來說，「長期」指的就是下一次選舉，而不是國家在接下來20年的表現。然而，只要我們人民想要便宜的汽油和豐富的農產品充滿市場，我們想要這些超過想看到窮國真正發展，我們的領導人就會繼續奉行符合我們意願的政策。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將被願意這麼做的人取代。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內政府。

在課堂上，本書作者之一的布魯斯喜歡問學生有多少人想幫助奈及利亞或馬里消除貧困。這個理念獲得了普遍支持。幾乎每個人都表示希望政府為這些窮國提供援助。然而當事情到了利害關頭，熱情就消退了。比如說，他問有多少學生願意放棄手機服務，把資金拿去援助奈及利亞。幾乎沒有人舉手。當他又問學生願不願意減少幫他們付學費的政府低息貸款，把錢拿去幫助世界上的窮人時，更沒有人舉手了，儘管他提醒大家他們是世界上很富的「窮人」，他們剛剛還聲稱願意幫助世界上真正的窮人。只要不花他們自己的錢！

援助是收買影響力和政策的手段。除非我們人民真正重視窮國的發展和願意做出有意義的犧牲，援助在達成宣稱的目標方面將繼續失敗。民主領導人並非兇殘的野蠻人，他們只是想保住工作，為此他們必須奉行他們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儘管某些人嘴上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說辭，實際上我們多數人想要便宜的汽油甚於西非或中東的真正改變。我們的領導人盡力奉行我們想要的政策，我們真不該抱怨太多。畢竟，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

第八章 | 反叛中的人民

一名成功的領導人總是把核心支持者的需要置於人民的需要之上。^[1]沒有他的致勝聯盟的支持，一名領導人什麼都不是，很快就會被對手橫掃出局。但如果領導人的統治權只依賴於少數人，讓聯盟滿意是得花錢的。通常來說，聯盟成員獲得的酬勞以犧牲社會其他部分的利益為代價。沒錯，是有一些獨裁者讓人民生活過得更好而成了名人堂成員。大多數獨裁者不這麼做。那些不這麼做的獨裁者將坐在辦公室裡為了自己和聯盟的利益將國家的經濟搞得一蹶不振。最終形勢發展到足夠惡化的地步，導致一些人民開始厭倦身上的重負。他們也會對領導人的生存產生威脅。

儘管來自於人民的威脅不如聯盟背叛的風險那麼無處不在，但大批人民走上街頭還是有可能成功推翻當局的統治。因此，如何防止和對付這樣的革命威脅對獨裁者和潛在的革命者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接著我們就要來探討。

抗議還是不抗議

獨裁國家的人民遭遇極不公平的待遇。他們的勞動稅入被領導人搜刮，並被大把地花費在了核心支持者身上。領導人為人民提供的東西則僅限於必要的基本醫療保健、基礎教育以及保證他們有力氣做事的食品。假如一個小聯盟領導人足夠幸運到擁有其他收入來源，比如說自然資源或外國的善心捐助，他可能連上述那些最基本的東西都不提供。獨裁者當然不提供政治自由。在大部分小聯盟國家，人民的生活骯髒、孤獨、貧窮、粗野。處在絕望道路上的人民總是會要求變革。他們想要一個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政府，使他們過上安全、快樂、有創造性的生活。

在忍受了長期的艱辛困苦之後，他們為什麼有可能突然群起反抗政府呢？答案在於找到一個關鍵的時間點，一個臨界點，在這個點上人們認為未來繼續在這個政府統治下的生活仍將足夠糟糕，值得他們付出革命的代價。他們必須相信那些自告奮勇率先反叛的人有相當大的成功機會，讓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機會。

這裡有一個微妙的平衡點。如果一個政權非常擅於說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著極其悲慘的後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發生。是的，生活在這樣一個政府統治之下十分可怕，但失敗的風險和代價太高使人們不敢起而反叛。他們有可能喪命或被關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的希特勒們能夠避免反叛。如果統治確實極其嚴酷，人們的確不敢起來造反。

一開始，一些特別勇敢的人可能率先造反，他們宣稱將把國家變成民主國家。每一次革命和每一次群眾運動都肇始於承諾進行民主改革，承諾建立一個解放受壓迫者、減輕人民苦難的新政府。這是發動大眾走上街頭必不可少的因素。當然，它並不常常奏效。

【例如，中國共產黨人在1931年11月7日宣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們說：

新中國是受壓迫的工人、農民、士兵和勞動群眾當家作主的國家。新中國要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我們應當在全中國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我們要為成千上萬受剝削的工人、農民和士兵以及其他群眾的利益而奮鬥；並努力實現全中國的和平統一。】^[*24]

肯亞獨立運動領導人和第一任總統喬莫・肯雅塔在1952年7月26日肯亞非洲民族聯盟的一次集會上做了相似的宣告：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部落，現在團結起來，我們將在這個國家實現歐洲人所稱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沒有膚色的區分。它不分黑人和白人。我們今天在這個浩大的集會上，在肯亞非洲民族聯盟的旗幟下尋找從黑暗走向民主的道路。為了找到它，我們非洲人首先必須獲得選舉我們自己代表的權利。這毫無疑問是民主的第一原則。我們是肯亞唯一一個不能選舉自己在議會代表的種族，我們要著手改變這種情況……一個國家沒有平等卻能繁榮，這在歷史上聞所未聞。我們鄙視貪汙和腐敗，歐洲人不斷提到這兩個詞。貪汙和腐敗在這個國家很普遍，但我並不感到意外。只要人民受到壓制，腐敗肯定橫生，對此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平等政策。^[2]

以上是來自肯雅塔的崇高言辭。他沒有實現為肯亞大眾帶來平等、民主、自由的承諾，沒有消除黨內忠誠分子的腐敗和特權。大多數革命者一旦上台——只要他們能僥倖成功——就傾向於成為卑鄙的獨裁者。畢竟，民主制度除了催生人民想要的政策之外，也會讓領導人的政治生存變得更難。領導人不會順從人民的意願，除非人民有能力迫使他們。那麼人民什麼時候才有能力迫使一個頑固不化的老獨裁者或一個剛剛獲勝初掌大權的革命者為人民著想而不是為自己著想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另一個問題的答案：什麼時候一個政權選擇通往民主之路而不是維持獨裁統治。

在決定將賭注壓在革命者的承諾之前，每一個潛在抗議者都會先評估一下自己所能承受的代價和風險，把它們與假如不反叛的情況或反叛成功後的收穫進行比較。這就是為什麼一些中庸派獨裁者比如古巴的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蘇聯的戈巴契夫（而不是史達林）相比最殘暴的獨裁者來說更容易面臨大規模群眾抗議。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民起而反叛的時候真的認為生活會改善，他們只是在冒經過計算的風險。他們當然明白革命成功是有可能帶來生活的改善，但並非所有革命運動都會導致民主、都會一下子洶湧迸發出人民需要的公共物品。

很多革命的結果無非是讓一個專制政權取代了另一個而已。某些情況下新政權實際上比前政權更壞。賴比瑞亞的多伊軍士推翻「真正獨立黨」政府【或是中國的毛澤東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大概就屬於這種情況】^[*25]。但對於參加革命運動的人民來說，他們的希望在於可以改變命運，要麼通過實現民主化擴大致勝聯盟的規模，要麼至少成為新聯盟的一部分。

未雨綢繆

獨裁者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法應對革命的威脅。他可以提升民主，大大改善人民的待遇，使他們不再想著反叛。他也可以加強專制獨裁，讓人民的境遇變得更加悲慘，同時一舉扼殺人民造反成功的機會。

面對初生的革命威脅，領導人預期的軍隊效忠程度是影響他採取何種對策的重大決定因素之一。領導人明白，作為孤立的個人，人民對政府產生不了威脅。這正是政府領導人不願放任人民自由集會形成組織的原因。一旦人民大規模走上街頭，領導人想要生存的話當然需要有非常忠誠的支持者為他幹鎮壓人民的骯髒事。

我們前面談到過很多領導人在生死攸關時刻被支持者拋棄。1990年多伊政權面臨反政府叛亂時，他的士兵不僅不願與叛軍戰鬥，反而對賴比瑞亞人民大肆恐嚇劫掠。1979年伊朗國王巴列維的士兵加入到阿亞圖拉・霍梅尼的支持者行列，國王被廢黜。相似地，1986年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可仕因安全部隊叛變而被趕下台。1917年起義群眾攻入聖彼得堡冬宮，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他的軍隊由於待遇極差，又不願被派往一戰前線，因此拒絕阻止起義群眾。近代以來不少重大政治歷史事件，從法國大革命到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崩潰，都緣於政權的核心支持者不願在關鍵時刻鎮壓人民。近年來的所謂「顏色革命」（喬治亞2003年的玫瑰革命、烏克蘭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都展現了同一現象。

在上述每一個案例中，聯盟的支持在關鍵時刻消失了，因為此時領導人再也無力承諾支持者幹髒活能得到充分報答。俄國沙皇、法國的路易十六和蘇聯都缺錢回報支持者。菲律賓的馬科斯和伊朗國王當時都被外界獲知得了不治之症。新領導人通常要對聯盟進行重新洗牌，舊政權的核心支持者對於是否能被新政權留用沒有把握。於是他們選擇袖手旁觀，放任人民造反。

革命運動也許看起來是自發的，但我們應該明白，它們的發生是因為有足夠的人民相信他們有了現實的成功機會。這就是為什麼成功的獨裁領導人都會消除反叛的吸引力。他們迅速採取行動嚴酷懲罰率先走上街頭的人。這就是2009年總統大選之後我們看到伊朗發生的情況。政府迅速採取行動，毆打、逮捕、槍殺示威者，直到人民害怕繼續上街。

謹慎老到的獨裁者都將反叛扼殺在萌芽狀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再重申，只有那些願意做真正骯髒勾當的人才適合盤算成為獨裁者。心慈手軟的人一眨眼工夫就會被人搞掉。

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的抗議活動

在民主國家對政府所作所為表達不滿與在獨裁國家完全兩樣。在一個民主國家，抗議相對便宜和簡單。人民有集會的自由，事實上這是權利。他們也有很方便的協調組織手段。我們已從先前幾章了解到，依賴大型聯盟的政府創造了大量公共物品，包括統稱為自由的一攬子特殊公共物品，包括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這些自由權利使數量巨大的人民交換對於政府的看法、表達對任何不喜歡政策的反對意見變得容易得多。

這些自由也讓抗議變得容易。但由於人民喜歡這些自由，將它們賦予人民也能消解他們想搞垮政府的欲望。在民主國家，抗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為則很罕見。民主領導人必須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否則會遭到抗議，而由於人民可以自由集會，領導人除了給他們想要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他們。當然，有時候領導人未能給予人民想要的，於是人民就很可能走上街頭表達對某些特定政策的不滿。比方說，當一個民主國家準備參戰時通常會發生這種情況。一些人支持這樣的決定，一些人反對。反對者常常透過上街示威讓政府知曉他們的不悅；而如果人數足夠多，示威活動持續足夠久，他們能夠促使政策發生改變。林登・約翰遜面對人們對其越南戰爭政策的極度不滿，選擇了放棄尋求連任。

在民主國家，抗議是為了警告領導人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人民不高興了，而如果政策不改變，他們將把無賴趕下台。然而在獨裁國家，抗議具有更深層的目的：摧毀政府的整套制度，改變人民被統治的方式。

獨裁者討厭各種自由權利，因為它們使人民能更容易了解彼此共有的悲慘境況並相互協作起而反抗政府。任何時候只要可以的話，獨裁者都要取締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把自己和人民的威脅隔離開來。對獨裁者來說不幸的是，由於缺少源自於這些自由的公共物品，人民很難有效地工作，因為他們很難方便地交換意見，哪怕是有關如何改善工作環境。而如果人民工作效率低下，獨裁領導人就無法獲得足夠多的稅收收入。

獨裁者必須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沒有足夠的自由，人民的生產力就不足，做的事很少；但如果給予他們太多自由，他們會對領導人構成威脅。獨裁者對稅收財源的依賴程度限制了他們對人民的壓迫程度。

自然資源充沛或外國援助源源不絕的國家罕有進行民主化的。它們是世界上壓迫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的領導人擁有回報核心支持者的資源，無須賦予人民權利。在這樣的社會，儘管人民確實渴望變革，但不能依照這些願望行事。缺乏集會的能力，協同對抗政府是件很困難的事。不僅如此，人民知道領導人有能力付錢讓聯盟來鎮壓他們。看到成功的希望如此渺茫，人民選擇了低下頭。抗議活動變得很罕見，有的話會帶來更嚴酷的鎮壓。

但如果錢耗盡了會發生什麼事？

回頭看看表7-1顯示的截止2010年埃及獲得的外國援助情況。隨著埃及和以色列實現和平多年和成熟化，美國對埃及的援助一直在持續減少。減少的幅度相當可觀，這意味著埃及前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在收買軍隊的忠誠支持方面越來越困難。全球經濟增長減緩加大了援助對埃及的重要性。隨著政府財源枯竭，反對派叛亂的機會來了。2011年初，穆巴拉克除了面對糟糕的經濟和縮減的美援，也面臨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當獨裁者缺乏充足的資源，統治人民就變得更加困難。首先以及最重要的，領導人必須獎賞核心支持者，否則他們就全跑了。領導人如果缺乏來自於外援、自然資源或借貸而來的收入，必須透過鼓勵人民工作並進行徵稅來獲得。不幸的是，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許多公共物品同時也會提升人民的協調能力，從而提高反抗的能力。不僅如此，由於領導人需要源自人民工作的稅收收入，面對人民的反抗更可能做出讓步，這與自然資源或現金儲備豐富的國家情況不同。

導致人民反抗的因素相對不那麼複雜。領導人通過提供公共物品、為提高人民的福利付出多少，決定了人民是否反抗。自由度水平決定了人民是否依照這些願望走上街頭。

然而，儘管全球很多國家中這兩個因素都很突出，抗議行動還是比較罕見。它們需要導火線。

衝擊性事件引發反叛

引發反叛的衝擊性事件有多種形式。抗議行動極少自發發生。通常需要有某個事件來撼動現有體制並引發抗議活動。1989年蘇聯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劇變時，傳染效應發生了重要作用。一旦有一個國家出事，周邊國家的人民意識到自己的政府也許也不再刀槍不入。波蘭舉行自由選舉在東德引發了抗議示威活動。當局勢清晰顯示東德安全部隊不會執行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的命令進行鎮壓時，示威抗議活動日益高漲。東德成功的抗議活動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相似的抗議活動，如此這般。一個個國家發生劇變都對剩餘國家發出更加強烈的信號。東歐各國政權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相繼倒台。倒台前每個國家都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東歐的獨裁者們再也無力向支持者承諾私人好處。相反，他們的很多黨羽明白與其跟著失敗的政權在榮耀中灰飛煙滅，不如拋棄。相似的故事在2011年的中東再次上演。隨著突尼斯劇變，埃及人民意識到他們的領導人可能也不再堅不可摧。反叛能夠成功的信念如此具有傳染性，曾經鐵板一塊的中東迅速成為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溫床。巴林、約旦、葉門、敘利亞、利比亞乃至其他國家的人民決定試試運氣。

一次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一次未曾料到的權力更迭危機，或者一次將獨裁國家經濟推向崩潰破產邊緣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同樣會向抗議者發出戰鬥號角。還有一些衝擊性事件則可以事先「策劃」，指的是獨裁者錯誤估計風險而做出的一些事。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操縱選舉。

獨裁者看來很喜歡舉行選舉。不管他們這麼做是出於應付國際壓力（並獲得更多外國援助）、紓解國內緊張局勢，或為了獲得一絲虛假的合法性，他們喜歡在選票統計上弄虛作假。選舉當然好，獲勝就更棒了。儘管如此，有時候人民會抓住某次選舉的機會讓領導人震驚，壓倒性地將選票投給別人，讓隱瞞真實投票結果變得很困難。

賴比瑞亞的多伊軍士愚蠢到舉行了一次選舉。他這麼做為抗議活動提供了動力，不過被他僥倖逃過一劫。1985年，在賴比瑞亞選舉委員會花了幾個星期時間「統計」選票之後，托馬斯・奎翁巴發動政變向多伊發起挑戰。也許奎翁巴把選舉委員會的拖拉看做自己獲得廣泛支持的信號，同時也是選舉委員會對他不支持的信號。當他的政變部隊進入首都蒙羅維亞，群眾走上街頭遊行慶祝時，不幸地，多伊的核心支持者保持了忠誠。反叛的代價現實而殘酷，多伊的軍隊殺了數百名奎翁巴的支持者作為報復。

在後蘇聯時代的東歐，「合法化」的選舉助長了公民反抗活動。選舉創造了取代而不是維持現有政權的機會。2004年，已經執政兩個任期的時任烏克蘭領導人列昂尼德・庫奇馬決定遵守「不得超過兩個任期」的規定而退休，這或許相當出乎他的核心支持者的意料。他選擇的繼承人是維克托・亞努科維奇。選舉過程發生的故事簡直像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反對派領導人維克托・尤先科，選舉前據稱因戴奧辛中毒，導致臉部受損。

在2004年10月舉行的第一輪選舉中，兩名主要候選人各獲得約39%的得票率，不得不在11月21日舉行第二輪決勝投票，但官方的票數統計結果與出口民調結果大相徑庭。甚至在第二輪投票結束之前，尤先科就已經號召支持者走上街頭。烏克蘭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亞努科維奇勝選。然而，尤先科支持者舉行的抗議活動持續高漲，前去鎮壓的安全部隊被召回。最終烏克蘭最高法院裁定第二輪投票當中存在大量舞弊行為，決定重新舉行第二輪大選投票。結果尤先科輕鬆獲勝。

聯盟的動態是解釋為什麼安全部隊允許人民上街示威抗議的關鍵因素。總統要換人了。儘管準備退休的現任領導人庫奇馬支持亞努科維奇，但他無法保證安全部隊裡的核心支持者在權力交替之後仍能獲得留用。正如我們在路易十六和其他許多案例裡看到的。安全部隊不確定是否能保住長期的特權，拒絕鎮壓群眾，兩面下注。沒有安全部隊控制街上的示威人群，亞努科維奇的支持者紛紛倒戈。人民將尤先科送上了權力寶座，但促使他們上街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看到安全部隊明顯不支持亞努科維奇。

有時候，觸發一場反叛運動的衝擊性事件純屬意外。自然災難雖然給人民帶來痛苦，但也有可能給人民帶來權力。地震、颶風和旱災的一個常見後果就是大量災民流離失所。如果他們被允許在難民營裡聚集，他們就有了機會組織起來反對政府。你瞧，難民營居然具有助長自由集會的意外作用。地震、風暴、火山爆發會聚集起大量幾乎一無所有的絕望人民。它們也會極大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

1989年9月19日早晨，距離墨西哥城大約三百五十公里的太平洋米卻肯斷層發生芮氏8.1級的大地震。墨西哥城的地質條件非常脆弱，因為它建立在特斯科科湖鬆軟的湖積層地基之上。在地震期間，構成湖床的沉積沙土再加上高含水率導致土壤液化（也就是地面像液體一樣活動）。這個城市的建設也沒有民主可言，極少建築物的抗震能力經過強化。結果就是，遙遠的地震在全城造成嚴重破壞。確切的死亡人數有很大爭議，但一般認為在1萬到3萬人之間。另有25萬人無家可歸。墨西哥政府幾乎沒做什麼，人民被迫自我救援，組成救災隊挖掘倖存者和建立難民營。

因為需要而建立的這些難民營成了墨西哥城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基礎。地震將絕望的人民聚合起來，他們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的個人。他們蜂擁湧入擁擠的難民營，共擔對政府救援希望的幻滅。組織一場抗議集會突然變得相當容易。願意參加的人是現成的，他們無可再失。由於政府幾乎缺席，這些社會團體變成重要的政治力量，迅速展開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由於無力對抗這些團體，政府只能遷就它們。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團體在墨西哥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3]

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當中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被趕下台的故事大致相似。1972年，一場裡氏6.2級的地震襲擊了首都馬那瓜，造成大約五千人死亡並迫使25萬無家可歸的災民湧入難民營。索摩查及其黨羽從外界援助中撈取好處，卻在妥善安置如此大量無家可歸者方面什麼也沒做。這些難民營成為活動分子的組織基地，他們最終終結了索摩查的統治。

並非所有的獨裁者都會犯忽視天災或忽視難民營的產生這樣的錯誤。看一下2008年緬甸的案例。丹瑞是緬甸（全稱為緬甸聯邦共和國）軍政府領導人。儘管他被外界形容成是一個平平無奇的人，卻深諳掌權之道。^[4]2008年5月2日，一個名為納爾吉斯的超強颶風橫掃了緬甸南部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造成極大破壞。三角洲當地居民主要是貧窮的漁民和農民，災難來臨前沒有收到任何警告。風暴摧毀了整片整片村鎮。緬甸官方的死亡統計數據是13.8萬人，不過其他機構估計死亡人數可能高達50萬人。

沒有人會因風暴發生或地勢低窪地帶的村子抵擋不住風暴潮而指責丹瑞。然而，緬甸的軍政府沒有發出任何預警以及在發生災難後在救災方面毫無作為，這就應該受到指責。實際上他們比毫不作為更糟糕：他們拚命阻撓國際救援人員和物資進入緬甸。位於緬甸南部的大城市仰光本身也遭到風暴重創，很多仰光人試圖前往三角洲地區救助那裡的災民。但他們不被允許。小商小販只能私運少量食物進入災區。

國際社會行動起來提供救災援助。當成千上萬災民死於飢渴，裝滿救災物資的大量船只卻只能停靠在海岸。軍政府拒絕國際救援人員入境。幾乎不可能獲得簽證。資訊極端匱乏。緬甸軍政府向國際社會請求援助，但只能以政府對政府的形式。事實上丹瑞相當於對外界說：「拿錢來，但人不能進來！」

災難發生一個星期之後，軍隊進入三角洲地區一些較大的村鎮。他們不是去幫忙，而是去驅散聚集在學校和寺廟的難民。儘管每個場所的難民人數不超過幾百人，軍隊還是把他們從避難所趕出來，要他們回家。這毫無意義，因為他們的整個村鎮都已經被摧毀，他們沒有食物、飲用水、衣物或可以避難的地方可以回去。事實上，有人觀察到：

倖存者被塞上小船運回他們剛剛逃離的已遭摧毀的村子。在一些地區清掃工作迅速展開，隨著緊急階段正式結束，官方要求人們在6月2日之前回到他們的村子，這是新學期開始的日子。但倖存者根本不知道要回到哪裡；他們以前稱之為家的地方難道還有什麼東西留下嗎？在那裡他們又如何獲得食物和水？^[5]

政府連這些問題都懶得回答。

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紀錄片《風暴之眼》中可以看到一名緬甸軍政府高級將領在向一群倖存者發表講話。^[6]忍飢挨餓、極端貧困的災民請求政府提供一點米。這名將軍對他們說現在他來了（但仍然沒有提供幫助），他們必須回到自己的村子並「努力工作」。軍隊一邊奪走允許入境的少量救援物資（拿到黑市去販售），一邊告訴災民他們可以吃青蛙。實際上政府是在告訴這些倖存者滾開，默默死掉：慘無人道到極限，但卻是上等的小聯盟政治。死人是不會抗議的。

自然災難總是政府生存的災難嗎？

地震或其他自然災難會撼動政治體系。然而在不同制度下，這種撼動的性質大不相同。民主國家領導人對與自然災害相關的傷亡非常敏感。眼睜睜看著人民死亡會顯示出嚴重的政策失敗。民主領導人需要施行好的公共政策以回報數量龐大的支持者。如果他們做不到，他們就很容易被趕下台。在民主國家，因自然災害引起的死亡會引發抗議以及導致領導人下台。

為了揭示非民主國家和民主國家因拙劣的救災表現所造成的政治後果的不同，我們來比較納爾吉斯颶風和卡崔娜颶風。卡崔娜颶風於2005年8月襲擊了美國的墨西哥灣沿岸地區。這是美國歷史上造成經濟損失最大的一次自然災難，估計損失高達810億美元。因災死亡人數為1836人。

從小布什總統到紐奧良市長雷・納金，美國政府飽受救災不力和缺乏領導力的指責。納金延誤了發布撤離令的時間，直到颶風來襲前19個小時才下令全城撤離。結果就是很多民眾被困。接下來，紐奧良「超級巨蛋」橄欖球場設立緊急避難中心，一下子被3萬人擠滿，而不是原先預計的800人。聯邦救災行動姍姍來遲。許多傷亡者是被炎熱和脫水擊垮的病人和老人。

美國領導人的烏紗帽在災難面前岌岌可危。不少觀察家認為卡崔娜颶風是造成共和黨在2006年中期選舉乃至2008年總統大選失利的重大原因。不過，雖然很明顯卡崔娜颶風之後的救災行動原本不該這麼差，但與納爾吉斯颶風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對照起來，儘管至少13.8萬人因災死亡，2010年丹瑞有恃無恐地允許舉行一場荒唐的大選，軍政府在背後支持的政黨輕鬆獲勝（至少根據官方公布的結果）。

從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在獨裁國家，自然災難可以演變成一股號召力量。災難會聚集起現政權的反對者，使他們的相互協調變得相對容易。不過，因災死亡人數多少對獨裁者能否繼續掌權幾乎產生不了影響。事實上，別的不說，災難中死的人越多越有利於獨裁者的政治生存。

正如我們知道的，獨裁者並非通過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去收買政治支持。把資源用於拯救人民生命就沒辦法用在黨羽身上了。不僅如此，我們也知道，獨裁者非常擅於利用國際社會。讓更多人死掉實際上可能會幫他獲得更多國際援助。這些結果的含義令人不寒而慄。因此沒什麼好奇怪的，獨裁國家的天災死亡人數大大超過民主國家的天災死亡人數。

讓人民死掉在獨裁國家是一種上佳的治理方式，如果是在民主國家則會對領導人任期造成災難性後果。對天災^[7]、死亡人數和領導人任期三者之間關係的詳細統計分析非常複雜，我們來比較一下一個國家發生芮氏5級以上地震造成200人或200人以上死亡的情況和發生相同規模地震但死亡人數較少的情況。我們要特別關注在各自的情況下該國領導人在地震發生後兩年內被趕下台的機率。

一場地震本身不會對民主領導人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脅。但是如果有200人以上因災死亡，領導人幾乎肯定會下台。在通常的情況下，在任何給定的兩年時間段裡，任何民主領導人下台的機率是40%。但如果國內發生造成200人以上死亡的地震，民主領導人下台的機率飆升到91%。我們認為情況就是這樣，因為民主領導人本應該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而所謂有效的公共政策就包括貫徹執行嚴格的建築標準以及災後實施優秀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在這樣一場震災中死亡人數過多無異於向每個人發出信號，即領導人沒有做足夠的工作保護人民，因此他必須下台。

獨裁領導人下台的風險要小於民主領導人，與地震相關的死亡人數對他能否繼續掌權幾乎不會造成影響。在任意一個兩年時間段內，有22%的獨裁者會丟掉權力。如果在這個兩年時間段的第一年他們的國家遭受芮氏5級或以上的地震，獨裁者下台的風險上升到30%。然而，如果因災死亡人數超過200人，獨裁者下台的機率反而回落到24%。地震災民被迫湧入難民營並組織起來反抗政府，這會對獨裁者構成威脅。如果人民在地震當中死掉當然就沒辦法組織起來，就不會對獨裁者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脅。基於這些事實及其內在誘因，地震中死亡超過200人的案例在獨裁國家比民主國家普遍得多。^[8]

並非所有的災難在獨裁者的眼裡都是一樣的。獨裁者特別提防發生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自然災害。【在中國，對災難的管理特別突出了這一點。2010年，偏遠的青海省發生地震，中國政府最多只是做出了半心半意的反應。與此相反，政府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後的救災處理贏得了大部分國際社會成員的認可。兩者差異如此鮮明，正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驅動。四川地震發生在一個政治上和經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域中心，在那裡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可能威脅到政府。而青海地處偏遠，政治上幾乎無足輕重，那裡的抗議活動對政府幾乎不構成什麼威脅。對那些不能威脅到他們的人，政府確實也很少伸出援手。】^[*26]

對革命或其威脅做出反應

無論是一場無法預測的地震、一次權力更迭危機還是一次金融危機都會造成反叛的威脅，像雷電一樣襲擊領導人。面對這樣的威脅，什麼才是正確的回應方式？歷史告訴我們，有人嚴厲鎮壓反叛者，有人屈服，有人主動進行改革。政治的規則會幫助我們理解不同的情況導致不同的選項。

成功的反叛活動、群眾運動和革命並不常有，但也並非極其罕見。成功的叛亂活動最終催生了民主制雖然相當少見，但確實有過先例。革命或革命者確實做到他們承諾的：創造一個民主國家改善人民生活——這樣的革命或革命者有什麼特點？革命失敗或革命者根本不進行民主化，這樣的革命又有什麼特點？我們還是從老朋友緬甸將軍丹瑞說起。

丹瑞軍政府想盡辦法讓緬甸人民保持貧窮、孤立和無知。那裡沒有新聞自由，不允許人民聚集。極少外國人能獲准入境，就算有，警察也會全程監視。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人民協同組織反抗政府變得非常困難。人民渴望變革，但政府讓他們的願望幾乎不可能實現。2005年《經濟學人》雜誌一篇文章生動描繪了緬甸人民到底有多不開心，記者回想起當地人不斷問他怎樣才能說服美國入侵緬甸：「外國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擔憂的事情。」^[9]緬甸人民希望成為第二個伊拉克！人民對變革的渴望如此強烈，難怪丹瑞對抗議活動如臨大敵，聚精會神予以阻止。

像許多人一樣，丹瑞採取獨裁者都愛的方式消除大規模政治運動帶來的威脅。他鎮壓人民。他不需要收買人民，因為緬甸被自然資源所祝福，或詛咒，看你從哪個角度理解了。緬甸是天然氣、硬木、寶石、黃金、銅和鐵的出口大國。^[10]舉例來說，它每年出口140萬到160萬立方公尺的硬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價值昂貴的柚木，據估計每年因此創匯3.45億美元。我們說「據估計」是因為無法掌握確切的數據。2001年，中國的報告顯示從緬甸進口了51.4萬立方公尺硬木，但緬甸方面對應的出口數據只有3240立方公尺。未被記錄在案的硬木出口所帶來的收入大概都進了將軍們的口袋，而不是用於提高人民福利。它肯定沒有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緬甸木材業在出口前的產品加工幾乎完全停滯，因為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當然，缺乏道路也會讓人民更難進行集會從而威脅到政府。2005年之後這一點尤其明顯，政府將首都由仰光遷到中部一個山區城市內比都，很少人被允許訪問該城。

緬甸也是世界上主要的翡翠和紅寶石生產國。2007年的寶石拍賣據估計為緬甸帶來了3.7億美元收入。不過，緬甸最大的出口產品是天然氣。目前近海天然氣田的年產值在10億到15億美元之間。隨著其他新氣田的開發以及中緬天然氣管道的開通，未來幾年緬甸的天然氣收入還將繼續增加。這些收入的極少部分進入了緬甸政府的經濟帳。緬幣對美元的官方匯率是6∶1左右，然而實際匯率比這高200倍。這意味著政府可以把出口天然氣的美元收入按官方匯率折算為緬幣存進政府帳戶，私吞掉99.5%的實際收入。

緬甸很窮，丹瑞很富。他是一個幸運的領導人。由於他不用依賴人民的勞動，因此可以無情地進行鎮壓。這意味著緬甸人民雖然境況悲慘，但不容易造反。如果他們這麼做，丹瑞有足夠資源收買軍隊的忠誠，確保自己掌權。

2007年2月，多家報紙報導了發生在緬甸的一場微型抗議活動。有15人（有的報導稱25人）聚集在一起抗議政府。他們要求基本的人權。不到30分鐘，許多抗議者以及一名採訪的記者就被逮捕。政府把任何形式的抗議活動都視為生存的潛在威脅，這不是沒有理由的。1962年，吳奈溫將軍通過政變上台，施行社會主義政策。1988年爆發了抗議活動和騷亂。在1988年8月8日（1988/8/8，這在許多亞洲文化當中都是一組幸運數字），軍隊向示威群眾開槍，殺害了數千人。暴行引發的抗議活動迫使吳奈溫退居二線，同意在1990年舉行全國大選。翁山蘇姬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獲得壓倒性勝利，得票率為58.7%，贏得了議會492個議席中的392席。然而，隨著示威抗議活動得到控制，緬甸軍政府直接無視選舉結果，繼續軍人統治。

丹瑞於1992年上台。他的政權迅速撲滅了上述2007年2月的抗議活動，不過，2007年8月發生的事證明了他這麼做是對的。8月19日，大約500名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油價上漲，活動領導者是一些參加過1988年抗議行動的學生領袖。這次示威活動持續了許多天。隨著軍隊展開大範圍抓捕行動，示威人數降到了百人以內，但到了9月，隨著數百名佛教僧侶加入示威遊行，活動再次升級。軍隊對僧侶大打出手。兩名僧人被綁在一根燈柱上遭到毒打，有報導稱其中一人被打死。

佛教僧侶在緬甸很受尊敬。僧人遭到的暴力對待引發了更進一步的示威抗議活動。一名政府代表被示威群眾圍困了六個小時。全國各地的僧侶做出倒扣缽盂的象徵性動作表達對政府的抗議，這一儀式被稱為「塔貝茂克」。宗教服務活動拒絕對任何軍隊人員開放。各地僧侶團體紛紛展開遊行，抗議活動日益升級。人們開始談論「藏紅色革命」，藏紅色是僧袍的顏色。這正是丹瑞最害怕的。

從9月25日開始，政府下令對示威群眾展開武力鎮壓，軍警一開始使用橡膠子彈，隨後就動用真槍實彈。軍方還搜捕寺廟，將不少僧人連夜抓走。其餘僧人被驅趕回鄉下，防止他們聚集。三天之後，示威活動完全平息。儘管緬甸政府動用武力最終擊潰了所有反對者，但代價高昂。僧侶的崇高地位意味著許多士兵不太願意傷害他們。政府曾一度擔心軍隊可能不願襲擊寺廟。雖然最終軍隊還是動手了，但無疑政府要耗掉很多資源來收買這樣的忠誠。

丹瑞採取的行動雖然殘暴無情，卻代表上佳的獨裁政治。他延續了自己的統治。做一個領導人比做一個好人重要，在這方面丹瑞並不孤單。在世界上眾多自然資源豐富的獨裁國家，人民生活相當悲慘。在這些國家，政府阻止人民協調溝通。他們的生活孤立、痛苦、缺乏生產性。但革命和抗議活動並非無望的行動，下一組例子將揭示這一點。

權力歸於人民

歷史上有一些革命不僅成功推翻了骯髒的舊政權，還成功建立起與民友善的政府。美利堅的喬治・華盛頓、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菲律賓的科拉松・阿基諾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也許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面臨革命威脅的領導人主動民主化以保留權位。加納的傑瑞・約翰・羅林斯就是一個絕佳例子。在這些實現民主化的革命當中有一條共同的主線，這條主線在那些新獨裁者取代舊獨裁者的革命當中是沒有的，比如【中國的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27]波費里奧・迪亞斯領導的墨西哥革命以及喬莫・肯雅塔領導的肯亞革命。

如果一旦在推翻舊政權之後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財富可以依賴，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常常會爭取民主革命。這些「好」革命家沒有利比亞的奧馬爾・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或哈薩克的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那麼走運。2011年到處蔓延的革命運動對卡扎菲造成了致命威脅，但他的石油財富為他帶來了抗衡反叛者的堅實基礎。他有錢收買軍隊的忠誠，這是他資源匱乏的突尼斯和埃及鄰居沒有的。他們與好革命者一樣，必須依賴人民的生產活動才能獲得用於回報支持者的收入。為了提高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好的革命領導人必須增加人民的自由。如果人民可以會面、交流，會掙得更多。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如果農民用上了電話、能讀到報紙或收聽廣播，他們就可以了解市場價格資訊。這讓他們可以在合適的時間將農產品拿到合適的市場上出售。道路和運輸網路會減少交易成本。由於可以掙得更多，農民工作更加努力，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不過對領導人來說很頭疼的是，同樣的自由權利也會讓人民組織起來。同樣是這些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媒體、電子交流手段和道路交通也會讓同樣這些農民很容易了解到反政府示威活動的資訊並參與進去。正如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降低了人民協調組織的門檻一樣，增加人民的自由權利也會讓抗議活動更可能發生。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面臨著兩難局面。蘇聯的經濟在惡化。沒有額外收入的話，他無力回報核心支持者。他可能指望過俄羅斯豐富的石油資源，可惜那時候國際油價不振。對他來說，遏制反叛發生的最佳方式就是為蘇聯經濟鬆綁，儘管這意味著要賦予人民更多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戈巴契夫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自己願意承擔這一風險。

一些人可能會提出說戈巴契夫是一個比緬甸的丹瑞將軍更好的人。也許他是，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他鎮壓了亞塞拜然、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發生的受到憲法保護的分離主義運動。蘇聯軍隊對那些共和國的人民爭取自由的行動採取的應對措施絕不是一位開明領導人該採取的措施。蘇聯黑色貝雷帽部隊在立陶宛打死了14人，打傷150人。^[11]一週之後，蘇聯軍隊在鎮壓拉脫維亞的獨立運動時又打死4人，打傷20人。^[12]

為什麼開明的戈巴契夫要採取這些嚴酷的行為？他是在回應來自他的致勝聯盟內部的政治壓力。蘇軍高級將領以及其他人敦促戈巴契夫在分離主義地區實施中央直接統治。他們在一封流傳於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公開信中提出：「如果憲法手段被證明在反對分裂主義者、犯罪投機者和持續導致人民流血的準軍事勢力方面無能為力，我們建議在主要衝突地區實施緊急狀態並由總統直接管理。」^[13]戈巴契夫明白無視他的聯盟中關鍵軍方人物和政治人物會造成什麼政治風險。

戈巴契夫未能徹底消除分離主義運動是黨內強硬派決定發動政變推翻他的重要誘因。鮑里斯・葉爾欽的支持群眾占領紅場，逼退政變勢力後，戈巴契夫短暫地恢復權力。但對他來說傷害已經造成。恢復權力之後，他承認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獨立，卻發現自己已經無力繼續維持自己的政府乃至蘇聯的存在。三個月後，蘇聯正式解體。

戈巴契夫施行的旨在重構蘇聯政治經濟體系的改革政策，可以被解讀為他試圖增加政府的收入以阻止出現類似分離主義運動及其政治後果這樣的麻煩問題。他和他的政府的努力失敗了，不過這就是所謂冒險的含義。有時候事情如你所願，有時候不。

今天俄羅斯的民主化道路充滿曲折。在鮑里斯・葉爾欽的後戈巴契夫政府統治下，俄羅斯曾維持自由和競爭性選舉，不過現在的情況有些微妙。俄羅斯剛剛開始依賴大聯盟和善治的政治體制出現變化。之所以如此，我們前面說到，俄羅斯的石油資源非常豐富。不像可憐的戈巴契夫執政期，現在的俄羅斯恰逢國際油價創下歷史新高，當局有能力收買核心支持者為其粉碎反對派，並且很可能還有充足的額外的錢可以讓老百姓足夠開心，使他們不會因為喪失了自由而反叛。

自由權利的擴大是即將民主化的明顯信號。經濟必然性是促使領導人做出讓步的決定因素之一。另一種情況是，領導人本身就是在大聯盟的支持下上台的，比如喬治・華盛頓、納爾遜・曼德拉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原因各不相同，但他們每個人都在一個大聯盟的支持下開始行使權力，並且在相當大程度上盡力維持聯盟至少一段時期作為政府生存的必要支撐。

當華盛頓成為美國總統時，「美利堅合眾國」被人視為一個複數名詞。那時候人們更認同自己所在的州而不是整個國家。華盛頓領導的軍隊依賴於從十三個殖民地招募士兵，每個殖民地都有自己的政府，每個殖民地政府自己支付殖民地軍團的軍餉。華盛頓需要得到各殖民地的廣泛支持，因此他打從一開始就被迫接受了一個大聯盟。在那種情況下他必須做凡是大聯盟領導人都必須做的事——優先大量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好處。在這些公共物品當中首要的就是《權利法案》，保障對民主的、大聯盟的統治具有核心意義的自由權利。沒有這些權利的話，各州不可能批准憲法，不可能居於一個單一政府統治之下。

納爾遜・曼德拉的故事相當類似。他領導的政治運動「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花了幾十年時間反抗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經過長期努力和暴力鬥爭，還是無法推翻白人壓迫者的統治。坐了27年大牢、多次拒絕以放棄暴力主張為條件提前出獄的曼德拉最終看到了另一條道路。

可能由於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南非經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急劇下滑。1980年南非的人均年收入為3463美元，但到了1993年下降至2903美元，^[14]這一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的白人政權通過了一部新憲法，為舉行不分種族大選鋪平了道路。德克勒克和長期當政的前任總統博塔都深陷麻煩，因為經濟衰退使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持續收買壓迫人民所需的忠誠。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持政府需要更多的錢。錢只能從人民那裡拿來，但很多人民已經在反抗種族隔離政府。面對困境，種族隔離政權只有兩個選擇：要嘛殊死鬥爭到最後，要嘛與曼德拉達成交易。他們——以及他——選擇了後者。

與曼德拉和非國大的交易意味著所有南非人獲得平等權利。實際上就意味著絕大部分選民是種族隔離時代遭最嚴重歧視的人。結果就是國家民主程度和人民自由程度都得到了提高。隨著非國大控制政府的欲望日益強烈，這種情況會不會發生改變還有待觀察。這是將來南非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危險，除非反對黨贏得職位以及各黨輪流執政，否則南非有可能走上辛巴威的老路。

與南非相似，以約舒亞・恩科莫領導的辛巴威非洲人民聯盟、羅伯特・穆加貝領導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和伊安・史密斯的白人政權達成的協議為基礎，辛巴威走上了通往民主的道路。但一旦穆加貝權力足夠穩固，他就像俄羅斯的普丁一樣，逆轉了辛巴威的民主化進程。他把辛巴威變為一個腐敗、尋租、小聯盟的政權，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無論黑人還是白人。

加納的案例複製了華盛頓、曼德拉和其他人的成功，但出發點大不相同。在那裡，與其說是革命導致了民主還不如說是革命的預期導致了民主。

加納的傑瑞・約翰・羅林斯非常明白，解放加納的經濟和賦予人民權力將危及他的權位。但他同樣認識到自由化並不意味著人民必然會起而反叛，或必然引起聯盟的不滿。羅林斯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模範人物。他實施了它們要求的經濟改革，使加納經濟充滿活力。他還進行了民主改革，在擔任兩屆加納總統之後下台。不過，羅林斯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而且人民也並非如這幅美好畫面可能暗示的那樣對他感到十分滿意，如果你相信他的一位主要政治對手阿杜・博亨教授所說的。

博亨描述了羅林斯對於加納人民表現出來的順從性所做的解釋。他說：

根據羅林斯的說法，「人民面對並且將繼續面對艱難困苦。很自然地，人民會抱怨。但加納人民忍受住了物資匱乏、交通困難、低工資以及其他各種問題，卻沒有發生大規模抗議，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對我們的正直有信心，對『臨時全國保衛委員會』政府的正直和良好用心有信心。來自其他國家的訪問者都感嘆，假如他們國家的情況和這裡相似，早就發生騷亂了。但加納人民明白，他們受苦根本不是為了讓一個腐敗的政府發財，我們受苦是為了集中所有的資源去建設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

對此，博亨回應到，「很抱歉我無法贊同羅林斯對於加納人民順從性的解釋。我們沒有舉行抗議活動或製造騷亂並不是因為我們信任臨時全國保衛委員會，而是因為我們怕它！我們害怕被拘禁，被整肅，被拖到公民審查委員會或國家調查委員會面前，或遭到各式各樣的折磨……他們一直在抗議，只不過採取一種微妙而安靜的方式——這就是沉默的文化。」^[15]在博亨的描述中，1989年的加納瀰漫著壓抑氛圍。不過，1989年的情況其實已經比以前好很多，博亨能做出上述言論本身就證明了這一點。

1982年1月11日羅林斯攫取權力的故事經常被人以聖經般的語言描繪。由於他名字的開頭字母縮寫為「J・J・」，他經常被人稱為「耶穌二世」。而這是他的第二次降臨。他在1979年就曾經領導過一次軍事政變。羅林斯擁有電影明星般的俊朗外表，魅力橫溢。但魅力不是讓他穩坐權力寶座的原因。在小聯盟體制下，壓迫人民和對核心支持者提供豐厚回報是領導人的必做功課，羅林斯也不例外。在他統治的頭六個月裡，有180人被殺害，上千人被逮捕和拷打。羅林斯的忠誠士兵因殘暴而聞名，他通過大規模提高軍費開支收買了軍隊的忠誠。儘管經濟和政府財政完全崩潰，羅林斯知道他最需要誰的支持，並優先付錢給他們。

羅林斯擁有阻止抗議活動的天才。他透過限制紙張供應來扼殺任何自由的媒體。同時他的支持者滲透進工會，在很多年裡使罷工幾乎不可能發生。他任何時候都預防發生自由集會。1983年1月，奈及利亞宣布驅逐140萬名在奈及利亞工作的加納人。在幾週時間內，加納人口的10%——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從奈及利亞潮水般返回貧困的加納。成千上萬滿腹抱怨的失業者將在首都到處晃蕩，這樣的前景嚇壞了加納政府中的很多人，有人建議關閉邊境阻止他們回來。羅林斯沒有這麼做，而是敞開雙臂歡迎他們回國，但回來的人立即被運送回他們家鄉的村子。這一大規模運送工程避免了出現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那樣的難民營。這一處理方法遠遠比丹瑞人道。

羅林斯面臨的最根本問題在於加納破產，經濟幾乎徹底崩潰。加納的糧食產量在非洲排名倒數第二，只比墊底的查德多。加納經濟困局和政治回報體系的核心是匯率操縱。加納貨幣塞地的官方匯率比黑市匯率高很多。核心支持者被允許以官方匯率兌錢，然後再去黑市倒手。不幸的是，這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農民把農產品運到市場上銷售的收入還不足以支付汽油的費用。市場上70%的農產品是農民扛在腦袋上運過去的。農作物走私到鄰國成為常態。政府於是將走私行為定為重罪。由於沒有什麼產品可供出口，加納喪失了借貸能力，因而破產。

羅林斯遇到了大麻煩。他奪取了政權，想推行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但他需要錢。正如娜奧米・哈讚所說的：「問題已經不再是資源在哪裡，而是它們到底存在不存在。」^[16]為了解決經濟問題，羅林斯首先關閉了所有大學，叫學生去幫助農民收割農作物。但這樣的措施遠遠不夠。人民飽受飢餓之苦。加納沒有足夠資金進口糧食和發放軍餉。作為一名遵守規則的優秀獨裁者，羅林斯知道最該優先做什麼：付錢給軍隊！很快，骨瘦如柴的人民突出的鎖骨有了一個很流行的委婉說法，叫做「羅林斯項鍊」。他向蘇聯尋求幫助，怎奈蘇聯正在面對自己的財政問題，儘管羅林斯的政治立場已經向左轉，蘇聯還是拒絕了他的請求。

此時的J・J・（傑瑞・約翰）進退兩難。他需要錢，而唯一能來錢的方法就是鼓勵人民回去工作。1983年初他開始進行政策大逆轉。加納塞地被允許貶值。付給農民的農產品價格得到提高，對汽油、電力和醫保的補貼被取消。國際金融機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很高興看到有人奉行他們的政策，但許多羅林斯的親密盟友卻不高興。政策改變也伴隨著人事變動。他導演了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調整行動，在他的目標人物能夠組織起來反對他之前造成既成事實。他的一些最親密盟友一夜之間喪失了影響力。其中一些人被處死，比如勞工活動分子約阿希姆・阿馬提・克維（據稱參與了一項謀殺法官的著名案件）。還有些人流亡國外，比如激進的學生活動分子克里斯・阿提姆。

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是，到1985年，「臨時全國保衛委員會」最早的那批委員只剩下羅林斯自己一個人。羅林斯統治路線調整的進一步標誌就是，「臨時全國保衛委員會」的規模由當初的6人擴大到了10人。沒有哪個領導人會自願增加聯盟人數，除非他認為這麼做有助於維護自己的權力生存。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羅林斯是不得已才走上民主道路。他幾乎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他需要錢。為了得到錢，他實行了賦予人民權利的政策。漸漸地，人民的胃口變大了。「羅林斯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通過解放經濟和開放電波，人民獲得了發言權。人們感受到增強的信心。隨著經濟危機紓解，人民開始覺得「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些，不需要有人教我們怎麼做」。^[17]

我們前面看到，到1989年博亨教授已經可以輕鬆地公平批評羅林斯。就算是博亨都必須承認改革改善了經濟。「羅林斯項鍊」被「羅林斯馬甲」取代（肚子胖了）。為了實行讓人民滿意的政策，羅林斯允許聯盟逐漸擴張，同時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1988年和1989年，地方被允許舉行選舉。羅林斯總是快人一步，而不是去激怒群眾。當一些關係鬆散的政治勢力聯合起來發起「追求自由公平運動」並要求舉行多黨制選舉時，羅林斯趁著反對派仍然組織混亂，搶先提出舉行大選，以此將威脅消弭於無形。在1992年舉行的總統大選中，他乾脆俐落地擊敗了新愛國黨領導人阿杜・博亨。儘管有一些爭議，但國際觀察家認為選舉結果基本上是公平的。

加納以後舉行的大選也基本上公平。羅林斯和他的全國民主大會黨在1996年再次贏得大選，他擊敗了新愛國黨的約翰・庫福爾。2000年羅林斯下台後，約翰・庫福爾當了兩屆總統。2008年全國民主大會黨的候選人約翰・阿塔・米爾斯在競爭異常激烈的大選中為該黨奪回了總統寶座。

羅林斯需要錢，來錢的唯一方式就是賦權給人民。通過允許人民自由集會和交流，他提高了人民的生產力。但這同時使人民更容易協調組織起來反對他。他通過妥協使自己占得先機，成功避免了抗議和革命的發生。不過他無法永遠避免遭到抗議。1995年大約有5萬到10萬人在首都阿克拉舉行「庫米・普里科」遊行，或稱「我們受夠了」遊行。政府原本想阻止遊行但被法院否決。獨立的司法體系不僅鼓勵創業精神，還保護人民的公民權利。

今天的加納是一個經濟上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國家。它從獨裁制向民主制的轉型發生在極具傳奇色彩的J・J・羅林斯的領導之下。不過我們得記住，他是一個不情願的民主領導人。假如他當初能獲得所需資源的話，他肯定會固守他的社會主義革命。最近加納正在開發一處近海油田，如果當初羅林斯有這樣的收入或者蘇聯有資源為他提供支持，很可能他到現在還在掌權，加納會變得更窮更壓抑。

我們從加納、南非和蘇聯的案例中看到，當一國經濟瀕臨崩潰時常常會出現革命時機——這時領導人已無力再收買軍隊的支持。實際上絕大多數獨裁國家不可避免會發生這種情況。它們的尋租、腐敗、低效的經濟模式使其成為必然。

在這種時機，受到威脅的政府經常將遇到的困難歸罪於國際社會。畢竟，壓迫性政權的領導人曾經用政策讓步換取以相對寬鬆的條件從富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現在這些政府面臨沉重的債務負擔，無力償還。恰恰由於他們陷入債務違約危機，他們很難進一步獲得更多錢。這時候很多善心人士在大聲疾呼什麼呢？債務減免。

我們必須重申先前說過的觀點。對獨裁者來說，金融危機就是政治危機。獨裁領導人毫不在意從人民那裡竊取財富，摧毀本國經濟。而現在資金捉襟見肘，他無法保持聯盟的忠誠，發生政治變革的機會就出現了。如果國際社會減免了他的債務，獨裁領導人就可以再次開始借錢支付給黨羽，使自己繼續掌權。尼可拉斯・范德瓦爾比較了危機期間貝南、尚比亞和喀麥隆、象牙海岸的命運。^[18]對於前兩個國家，國際金融機構撤回了對它們的支持，這兩個國家實現了民主化。對於後兩個國家，法國提供了金融支持，結果什麼改革都沒發生。

當一個獨裁者面臨國家經濟崩潰、有可能發生人民抗議活動時，我們對外部觀察者提供的第一條政策建議是：別去拯救獨裁者；不要減免他的債務，除非獨裁者首先讓自己的權力接受真正風險的考驗，包括允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組黨自由以及舉行自由競爭性選舉，在其中獨裁者所在政黨不得在競選資金、集會權利以及其他方面具有優勢地位。只有在確立了這些自由以及政治競爭之後，才能考慮任何的債務減免。只要出現一丁點的選舉欺詐或自由倒退的跡象，就應該立刻中止資金供給。

正如我們先前看到的，外國援助對可鄙的獨裁者和民主國家捐助人和領導人來說是福利。因此實際上很難說服人們通過切斷對受援國的援助以促進該國民主化。但如果機會來臨，人們應當抓住它。與提供債務減免或新貸款一樣，對外援助也應該和受援國真正進行政治改革掛鉤，而不是與相關承諾掛鉤。只有當獨裁領導人接受有可能被人民推翻這種風險的考驗，他們才值得獲得援助。只有當領導人同意接受財務審計以調查並公布腐敗行為，他們才能成為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外國援助的候選人。那些拒絕接受競爭性政治、拒絕曝光並糾正腐敗行為的領導人只會竊取外國援助，如果沒有壓倒性的國家安全方面的正當理由，他們不應該得到外國援助。

領導人發生更迭——無論是通過革命還是因為現任領導人出人意料死亡或退休——會產生一個民主變革的機會窗口。我們以前說過，就新領導人容易被廢黜而言，一個領導人執政的初期歲月是他最危險的時候。實際上，在他們執政的最初幾年有強烈的動機要裝出一副民主的樣子，這正是因為執政初期民主領導人生存下來的機會高於獨裁領導人。舉例來說，勞爾・卡斯楚從哥哥那裡繼承統治權之後，即著手進行了一些改革。勞爾需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需要讓他的支持者安心，為了達到這些目標他必須改善國家的經濟。他的解決方案：引進某些經濟競爭，採取一些自由化的政治行動。自革命之後，現在的古巴從私人商業獲得的好處前所未有。人民用上了手機，有了一些網路使用權，擴大了資訊接觸面，增加了與同胞的交流，即使不是面對面。但將來會怎樣，這是個問題。

上面提到的種種方法正是自由主義國家促進民主改革進入鎖定狀態所能採納的手段。但他們有意願這麼做嗎？悲哀的是，這不太可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第九章 | 戰爭，和平與世界秩序

《聖經》中對戰爭的首次紀錄是關於創世之後兩千年的時候，示拿王、以拉撒王、以攔王、戈印王這四個國王為一方與所多瑪王、蛾摩拉王、押瑪王、洗扁王和比拉王這五個國王為一方交戰。自此之後，世界上的戰爭間隔期從來沒有那麼長過。實際上可以很公平地說，我們的世界充滿戰爭——它只有一點點和平，幾乎沒有任何秩序可言。我們認為人類飽受戰爭摧殘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太多的領導人在解決國際爭端方面沒有獲得正確的建議。也許，只是也許，以我們的政治生存的觀點來看待戰爭，我們可以找到建設一個更和平與更有秩序世界的一些方法。

人們經常說戰爭超越了日常政治，超越了黨派之爭。但事實是，戰爭天生就是政治性的。19世紀的普魯士士兵和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對戰爭做了最好的描述：「戰爭無非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而正如我們知道的，所有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政治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的法國領導人喬治・克列孟梭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戰爭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讓將軍們來決定。」他是對的。與玩政治的老手相比，將軍們在打仗方面很蹩腳。儘管完全違反直覺，但事實上領導軍政府的軍人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獨裁者在打仗方面的表現遠遠遜色於領導民主政府的同行。因此我們要詳細比較不同領導人在關於如何打仗和什麼時候打仗方面獲得的不同建議，這一點很重要。事實表明，獨裁領導人和民主領導人應該聽取和遵循不同的專業意見。戰爭是關於國內政治的，我們認為最好把它放在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這種框架內來理解，把它從國家利益、國際均勢這種宏大觀念背景中解脫出來。

打仗[1]

2500年前，孫子寫了一本關於如何打仗的書。儘管兩千多年來他的建議對無數領導人產生了巨大影響，但美國外交政策顧問們的觀點卻與孫子的兵法相矛盾。

隆納・雷根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小布什的第一位國務卿柯林・鮑威爾以及比爾・柯林頓的第二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都曾就美國應該在什麼時候和怎麼打仗提出過自己的理論，但都與經過時間檢驗的孫子的教導徹底相悖。

25個世紀以來孫子之所以讓無數領導人受益無窮，是因為他的教導對於國王、酋長和任何形式的獨裁者來說都是對的。直到最近，小聯盟體制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形式，極少例外。但對於一個需要向多數人負責的領導人來說，這卻是錯誤的政策。民主國家的戰爭強調的是公共福利，向一個依賴大型聯盟的領導人建言獻策正應該強調這一點。而對小聯盟領導人來說，孫子的理論是對的。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來看看孫子和溫伯格的理念。

孫子對吳王闔閭闡述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2]

溫伯格的觀點與孫子形成對照，他認為：

首先，美國不應當派遣軍隊到海外作戰，除非這一特別的軍事行動或時機對我們或盟國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其次，如果我們決定了確實有必要在既定情況下派出作戰部隊，我們就應該帶著獲勝這一清晰目標全心全意去做。如果我們不情願用武力或必要資源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就根本不應該派兵……

第三，如果我們確實決定派兵到海外作戰，我們必須先明確確立政治和經濟目標。我們應該清晰了解我們的部隊將如何達成這些明確確立的目標。我們應該具有並派出為完成這些目標所需的部隊……

第四，我們的目標和我們所派部隊的關係——他們的規模、構成和戰略部署——必須持續接受評估和調整，如果有必要的話。在軍事衝突過程中，條件和目標總在發生變化。當它們發生變化，我們的作戰要求也必須變化……

第五，在美國派遣部隊到海外之前，我們必須得到一些合理的保證，即我們會獲得美國人民及其在國會的代表們的支持……

最後，美國派兵作戰應該做為不得已才採取的最後手段。^[3]

孫子的理論可以粗略總結為幾點：一、軍事實力的優勢不如戰爭中的快速行動重要；二、戰爭動員的資源應該足夠支撐一場不需要增援或從國內調撥補給品的短期戰役；三、給士兵提供私人戰利品對於激勵士兵戰鬥至關重要。孫子認為，如果部隊一開始就兵員不足或軍需補給超過兩次，就說明指揮官能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他建議與其冒著耗盡國家資源的風險，還不如放棄作戰。

溫伯格的理念不強調快速取勝，而是強調不惜花掉多少資源也要取勝的意願，這一點在鮑威爾的理論中甚至更突出。溫伯格和鮑威爾都認為，如果美國沒有準備好為了取勝而動用足夠的資源的話，那麼就不應該介入任何戰爭。他們以及馬德琳・奧爾布賴特都認為對於戰爭冒險應該非常謹慎。然而一旦決定了要冒這個險，如溫伯格（以及鮑威爾）認同的，美國必須準備舉大軍作戰，並在戰爭進行過程中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增加開支。必須先有了必勝的信心以及勝利有利於美國人民的利益，才可以開戰。

孫子強調戰利品對激勵士兵作戰的作用（取敵之利者，貨也）。溫伯格則強調保衛國家核心利益這一公共物品。對於孫子來說，士兵對於戰鬥背後的政治目標的興趣或者他們對於公共利益的關心在決定其作戰動力方面無足輕重。因此他強調士兵是為了個人之利而戰。

孫子對個人回報的關注與溫伯格對公共物品的強調（保衛國家利益，無論怎麼理解）反映了小聯盟國家和大聯盟國家的巨大區別。我們的政治學觀點認為，依賴大量核心支持者的領導人只有在相信勝利基本在望的前提下才會開戰。否則他們將尋找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其他方法。對照之下，依賴少數核心支持者的領導人即使勝算不大也準備打仗。如果戰爭過程不順利，民主領導人會想盡辦法取勝；獨裁領導人一開始打得風生水起，一旦發現資源不足就放棄。1967年的六日戰爭很明顯體現了這些戰略。

盡力還是不盡力

顧名思義，六日戰爭為時很短，1967年6月5日開始，6月10日結束。戰爭一方是敘利亞、埃及（當時叫做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約旦；另一方是以色列。戰爭結束時，以色列從埃及奪得西奈半島；從約旦奪得東耶路撒冷、希伯倫和約旦河西岸；從敘利亞奪得戈蘭高地。阿拉伯國家的空軍遭到毀滅性打擊，埃及接受了無條件停火。以色列輕而易舉地打敗了對手。從傳統的均勢角度來看，戰爭結果令人無比吃驚，但從政治生存的觀點來看，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一結果毫不令人意外。

為了理解這場戰爭以及我們的觀點如何解釋它，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些背景事實。戰爭前夕阿拉伯參戰國的總兵力達36萬人，以色列只有75000人，也就是說以色列的兵力只有阿拉伯參戰國的17%。^[4]阿拉伯參戰國的軍事開支占到雙方軍事總開支的61%。其他先不說，光比較這兩組數據就能夠反映大聯盟國家和小聯盟國家存在根本差別。阿拉伯參戰國兵力占到雙方總兵力的83%，但他們在平均每個士兵身上花的錢明顯少於以色列。

我們知道大聯盟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讓多數人民滿意。這就意味著民主領導人在戰爭中必須為人民著想，當然，士兵也是人民。軍事衝突將士兵置於危險之中，民主領導人想盡辦法要減少這樣的危險。在獨裁國家，步兵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獨裁領導人不會浪費資源保護他們。

以色列花在士兵身上的人均開支實際上比數字顯示的更高。以色列軍隊——總體而言民主國家的軍隊都這樣——花了大量軍費購買重裝甲裝備以保護士兵。更好的訓練和更先進的裝備使民主國家能發揮出每個士兵的最大作用，在取得相同軍事結果的同時讓盡可能少的士兵承受風險。^[5]埃及軍方的坦克、士兵運輸車和其他裝備防護簡陋。他們喜歡將錢用於提供私人報償，以獲得軍隊將領們的忠誠。

時任埃及總統的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並非民選總統。他在一個由軍方將領組成的小集團的支持下獨攬大權，這些人的榮華富貴取決於該政權的生存。由於這個原因，納賽爾無須向士兵們的妻子、母親負責，她們因愛人本可避免的死亡而悲痛哀號。以色列的總理則是由士兵們的妻子、母親選出來的，這反映在了為以色列士兵提供的更好的裝備、身體防護措施和訓練上。給我們的士兵最好的，這是民主的要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缺乏足夠的防彈衣引發強烈不滿，以及為什麼美國要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即使有時候一些額外裝甲使得一些車輛沉重到幾乎無法操作。

稍微細想一下我們就明白，為了取勝而做出更多努力對以色列人的意義極其重大，對他們的對手來說則根本沒什麼意義。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像以色列總理列維・艾希科爾這樣的民主領導人要傾盡全力取勝，而像埃及總統納賽爾這樣的獨裁領導人則不。實際上我們將看到，對於納賽爾這樣的小聯盟領導人來說，輸掉戰爭但可以繼續收買黨羽比起贏得戰爭但必須讓黨羽犧牲個人利益來得更有意義。

在一個小聯盟政權，軍隊具有兩個極其重要的職能。它保護現任領導人免於國內的挑戰以及設法保護領導人的政府免受外國威脅。在一個大聯盟國家，軍隊基本上只需負責好第二個職能。當然，軍隊也可能三不五時被徵調平息一些大規模的國內騷亂，但它的工作是保護政府體制而不是保護執掌政府的某個特定團體。它的工作職責不包括剷除合法的國內政治對手。而對獨裁者來說，很顯然不承認任何對手是合法的。正如孫子雄辯指出的，獨裁國家的士兵做事必須有回報。如果拿不到回報，他們可能會調轉槍頭指向僱傭他們的領導人。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能解釋為什麼一支大軍會令人吃驚地輸給一個小國——埃及軍隊的背後有1967年埃及3000萬人口的53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做後盾，而260萬以色列人的國內生產總值為40億美元。

我們假設以色列政府將收入的10%用於了私人回報，這大概是個高估的比例。再假設埃及政府將收入的30%用於私人回報，也就是比以色列多，這符合我們前面幾章對小聯盟和大聯盟國家的比較。那麼戰爭取勝對於以色列政府的聯盟和埃及政府的聯盟來說，分別有多大價值呢（盡全力取勝就意味著要多花錢）？

由於預見到戰爭的高風險，平時爭吵不休的以色列人在1967年5月組成了一個團結政府，反映了整個國家志在必勝的信念。我們知道1967年以色列政府劃撥了3.81億美元在軍隊身上，按照前面的假設，就意味著有3800萬美元有可能成為給致勝聯盟的私人回報。當然，就整體經濟來說可能致勝聯盟獲得的錢比這多（以色列和埃及都一樣），但我們只聚焦於1967年花在軍隊身上的這筆錢，因此我們這裡的描述已經相當保守。由於以色列是一個團結政府，它的致勝聯盟規模應該很大，但我們願意冒過於保守的風險，假定以色列政府只需要25%人口的支持就能維持。這樣，它的致勝聯盟的規模大約為65萬人。以此來計算的話，我們看到從軍事預算裡挪錢拿去回報政府支持者，每個支持者能夠獲得的錢還不到60美元（3.81億美元軍事預算×10%，再除以650000人，等於每人58.62美元）。

以色列政府致勝聯盟的每個成員都有兩個選擇：要嘛拿走這份私人回報，要嘛同意把錢用於戰爭努力。把錢用於戰爭無疑將提高勝利的機率，這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公共物品，能夠抵消每個聯盟成員遭受的極小額的私人損失。毫無疑問這65萬以色列人認為軍事勝利的價值遠遠大於這區區每人58.62美元！

來比較一下納賽爾的致勝聯盟的情況。幾年前我們曾經做過一項初步研究，採訪了一些國際問題專家，就好幾個國家政府的致勝聯盟的規模大小詢問他們的看法。就1967年的埃及而言，我們採訪的專家中認為其致勝聯盟人數最少的為8人，最多的為65人。無論具體數字是這個範圍裡的哪個，毫無疑問規模極小。我們擔心專家們可能低估了其規模，因此願意再次冒過分保守的風險，假定這個聯盟由1000名核心軍官和關鍵文官組成。就算按照我們這個保守估計，假如軍事預算當中的一部分錢被挪用做私人回報而不是加強戰備，每個聯盟成員可以獲得15萬美元（5億美元軍事開支×30%，再除以1000人，等於每人15萬美元）。以色列的每個聯盟成員只被要求犧牲大約60美元去幫助國家贏得戰爭，而埃及的每個聯盟成員為了幫助國家打勝仗需要放棄15萬美元。如果納賽爾從他們每人那裡拿走15萬美元用於戰爭，他很可能喪失很多關鍵支持者的忠誠。假如他以犧牲黨羽的利益為代價全力以赴去打仗，他實際上加大了自己被軍事政變推翻的可能性。他的支持者必須評估戰爭勝利的價值值不值得他們個人損失15萬美元。贏得戰爭勝利當然是好事，但對很多人來說大概沒什麼好的。列維・艾希科爾的面前不存在這種問題。他的支持者幾乎都會認為勝利的價值遠遠大於58.62美元。

當然，以色列不僅僅和埃及交戰，對方還有敘利亞和約旦。以色列取勝的邏輯是相同的。正如雷沙德・卡普欽斯基描述的，以色列無非更用力而已。

為什麼阿拉伯人輸掉了1967戰爭？關於這個人們談得很多了。你會聽到有人說以色列勝利是因為猶太人勇敢而阿拉伯人怯懦。猶太人聰明而阿拉伯人頭腦簡單。猶太人武器裝備更好而阿拉伯人的較差。這些都是錯的！阿拉伯人同樣聰明、勇敢，同樣擁有好武器。差別不在這裡——而在於處理戰爭的方法，在於隨機應變的戰爭理論。在以色列，每個人都參與戰爭，但在阿拉伯國家，只有軍隊參戰。當戰爭爆發，以色列每個人都上前線，平民生活終止。而在敘利亞，很多人直到戰爭結束才發現剛發生過戰爭。而在這場戰爭中敘利亞失去了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戈蘭高地。敘利亞正在失去戈蘭高地的同時，就在同一天，就在同一個小時，離戈蘭高地只有20公里的大馬士革，咖啡館裡坐滿了人，還有很多人走來走去找空位。在1967戰爭中，敘利亞陣亡士兵人數不到100人。此前一年，200人在大馬士革死於一場宮廷政變。因政治紛爭死亡的人數是因戰爭死亡人數的兩倍，而這場戰爭使敘利亞丟掉了最重要的戰略要地，敵人逼近到將首都納入有效射程之內。^[6]

卡普欽斯基的數字是錯的，有2500名敘利亞人在戰爭中死亡，但他的觀點沒錯。獨裁者不願將資源浪費在戰場上。而裝備精良的精英部隊更主要是用來粉碎國內反對派而不是抗擊意志堅定的外國對手。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就是這麼做的。1982年2月，他動用大約12000名士兵包圍哈馬城，鎮壓由穆斯林兄弟會發起的武裝起義。經過3個星期的炮擊，哈馬城被摧毀，成千上萬平民被屠殺。

當有需要時，民主國家會全力以赴，但它們常常並不需要。實際上，民主國家因恃強凌弱、專挑弱小國家下手而惡名昭彰，一遇到不可小覷的對手就選擇談判。因此美國很樂意與格瑞那達、巴拿馬、多明尼加共和國這樣的弱小對手開戰，另外還有許多民主國家通過對弱國殖民擴大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當對手是蘇聯時，美國及其北約的民主盟友就選擇和蘇聯談判，無論是關於古巴問題、歐洲問題還是其他地方的問題。實際上，冷戰之所以冷，就是因為美國作為一個大聯盟的國家就算傾盡全力也沒有必勝的信心。而當加把勁勝利就能到手，比如增兵伊拉克，民主領導人就會很努力。

不幸的是，有時候談判不管用，比如「二戰」前英國和法國試圖安撫阿道夫・希特勒。它們同意德國占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語區。即使在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後，英國國內還有不少人反對對德宣戰。然而，沒有什麼讓步能夠滿足希特勒對所謂生存空間的胃口。這導致英國和法國陷入了一場非常棘手的戰爭，在其中英國拚盡了全力。形成對照的是，直到戰爭後面階段希特勒及其黨羽發現他們的政府和個人面臨生存危機時，德國才將經濟轉入全面的戰時體制。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戰爭過程比原先估計的要困難得多，比如美國對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面對這些困難時，民主領導人加大了戰爭努力。在越南，美國一直持續評估贏得戰爭所需的資源，直到與北越會談達成停戰協定，而該協定在美軍撤軍一年後就成了廢紙一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不斷增兵以推進目標的達成。也就是說，美國遵循的是溫伯格的理論而不聽孫子經過時間檢驗的忠告。獨裁領導人對於將資源用於戰爭非常謹慎，就算取勝需要這些資源。他們知道他們的命運更多依賴於聯盟的忠誠而不是戰爭勝利。他們一般不會在戰爭中做出更多努力。

關於這些原則，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絕佳的研究案例。它的根源很複雜，充滿爭議，因此我們這裡只描述事件發生的鏈條。它的導火線是1914年6月一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槍殺了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發奧塞兩國尖銳對立。隨著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後者的盟友俄羅斯開始介入。這促使德國與奧匈帝國結成同盟。由於向俄國宣戰就等於向俄國的盟友法國宣戰，德國於是向法國發起突襲，希望像1871年那樣取得速勝。德國入侵法國時借道並進攻比利時，由於英國保證過要維護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於是英國向德國宣戰，加入協約國。

真是一團亂麻！儘管參戰國眾多，但戰爭主要在同盟國德國和奧匈帝國一方與協約國法國、俄國和英國一方之間展開。在經過頭幾個月的你來我往之後——雙方在1914年聖誕節發生過著名的短暫休戰事件——戰事陷入膠著，演變為戰壕防禦戰，特別是在西線。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之後，俄國退出戰爭。1917年下半年，美國加入協約國參戰。^[7]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點，交戰雙方簽署停戰協議，戰爭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

表9-1給出了主要參戰國的軍費開支。^[8]以人均軍費來計算的話，俄國比其他國家花得少。俄國又大又窮。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只有英國和法國是民主國家。1914年戰爭爆發後，所有國家的軍費開支都上升。然而1915年後戰事陷入膠著，獨裁國家的戰爭努力並沒有加大多少，軍費開支基本保持平穩。1917年德國軍事開支再次飆升，因為此時已經很明顯，戰敗將導致德國政府垮台。與奧地利和俄國這樣的獨裁國家投入不足形成對照的是，兩個民主國家一直持續增加軍費開支直到最終取得戰爭勝利。

孫子給吳王的建議預見到了「一戰」當中獨裁者的行為：他們並沒有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勝利。同一場戰爭中民主國家的行為則預示了日後溫伯格以及眾多謀略家對其總統說的：如果一開始打不贏，加把勁，再加把勁！

就戰爭而言，制度的重要性至少與實力對比的重要性相當。民主國家盡力的意願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好像弱小的民主國家經常打敗好像強大的獨裁國家。美國曾經是一個弱國。然而在墨西哥——美國戰爭中（1846——1848年）美軍擊敗了人數更多、訓練更好、更具優勢的墨西哥軍隊。小國威尼斯共和國在最終被拿破崙於1797年擊敗之前，一直生存了上千年。儘管國家不大且資源有限，威尼斯共和國在整個中世紀卻能不斷和比它大得多的國家交戰。它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陷君士坦丁堡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隨後對拜占庭帝國財富的瓜分中威尼斯搶得了最肥的好處。普魯士的俾斯麥政府雖然較小但較為民主，它在1866年的七週戰爭中擊敗了更大、獲得更多盟友支持的奧地利皇室。普魯士接著又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擊敗了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法蘭西第二帝國。另外我們已經看到，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擊敗比它大得多的鄰國。歷史上充滿了民主的大衛擊敗獨裁的歌利亞的戰例。

為生存而戰

在某個層面上，獨裁領導人和民主領導人是為了同一樣東西而戰：保住權位。在其他層面上，他們為了不同的東西而戰。民主領導人訴諸戰爭更多時候是因為從外敵那裡得到政策讓步的其他手段都失敗了。對照之下，獨裁領導人為了追求土地、奴隸和財富，更可能隨意開戰。

這就產生了很重要的後果。如孫子說的，獨裁者可能搶到能搶到的東西後就班師回朝。另一方面，民主領導人會在有政策重要性的地方開戰，不管離本國是遠是近。不僅如此，一旦戰爭獲勝，民主領導人更可能在當地繼續強化政策安排，通常包括廢黜已被擊敗的對手、扶持願意進行政策交易的傀儡政權。^[9]

回頭想想前面討論過的對外援助我們就能明白，對民主領導人而言，戰爭不過是達到對外援助想要達到的目標的另一種方式。對外援助收買受援國的政策讓步，戰爭則強加政策讓步。無論哪種方式，這同時意味著，熱切希望推行國內民眾喜歡的政策的民主領導人，更喜歡在戰敗國扶持一位順從的獨裁者（當然，扶持過程會伴隨虛假的民主，比如舉行一場結果令民主領導人滿意的選舉），而不喜歡在戰敗國民主領導人的政策上下賭注，因為此人必須對其本國選民負責。

民主領導人和獨裁者都是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而戰——這個觀點往好裡說顯得非常憤世嫉俗，往糟裡說是令人極其不悅的。不管怎麼樣，我們認為證據表明政治的世界無論大小就是這麼運行的。考察一下第一次海灣戰爭就能證實我們的懷疑。

1990年之前伊拉克和科威特長期關係緊張。伊拉克聲稱，擁有高效現代石油輸出工業的科威特，一直在從伊拉克領土下面抽取石油。伊拉克曾多次要求科威特做出賠償並發出入侵威脅。為了回應伊拉克的威脅，美國在這一地區部署了一支海軍艦隊，但同時告訴伊拉克政府，美國不關心伊拉克在科威特的所作所為。在得到美國總統老布什這樣具有誤導性的模糊信號後，薩達姆・海珊的軍隊於1990年8月入侵並占領了科威特。他的目的是為自己及黨羽獲取石油財富——獨裁者開戰的代表性理由。然而，美國儘管原先送出模糊信號，事發後卻沒有坐視不管：老布什總統組織起一支國際聯軍於1991年1月發起沙漠風暴行動，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

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伊雙方的目標和行為大相徑庭。與海珊的動機不同，老布什總統並不是想奪取石油財富讓黨羽發財，而是想促進中東地區的穩定從而恢復可靠持續的石油供應。反對這場戰爭的抗議者大聲疾呼「不要用鮮血換石油」。如果說能源政策不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甚至是最主要決定因素，那就太天真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是拿士兵的生命去換石油財富。美國的目標是保護石油的供應，因為石油為世界經濟機器的運轉提供了能源。聯盟的目標是經濟穩定而不是私人回報。當然，美國和聯軍士兵的確在戰爭中死亡，儘管人數很少。在伊拉克的95.66萬名多國部隊士兵陣亡總數僅為358人，其中有一半並非死於戰鬥原因。相比之下，伊拉克軍隊陣亡數萬人。多國部隊士兵的死亡換來的是薩達姆・海珊的讓步，而非私人戰利品。

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的行為也符合政治生存理論預計到的模式。美國起初試圖透過談判讓伊拉克撤軍。當談判失敗，美國就組織起一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訓練有素、裝備極為精良的多國部隊。薩達姆・海珊也有精銳部隊，比如共和國衛隊，也許在訓練和作戰能力上與多國部隊稍有一拼。但他精銳的共和國衛隊幾乎沒有與聯軍交戰，薩達姆把共和國衛隊撤到安全的地方保護他，而不是保護伊拉克。相反地，抵擋多國部隊主力進攻的是經驗不足、裝備低劣的伊拉克部隊。從死亡統計數據來看，這些部隊遭到了毀滅性打擊。

面臨多國部隊可能攻進巴格達將他廢黜的威脅，薩達姆・海珊在1991年2月28日同意了停戰條款。此後美國一直在波斯灣保留軍事力量，監督薩達姆遵守停戰協議。儘管隨後美英建立了禁飛區，對伊拉克進行外交孤立和經濟制裁，薩達姆卻不斷地挑釁停戰協議。他在國內的權力未受影響。在戰爭失敗之後，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穆斯林和北部庫德人發動起義。對他們來說很不幸的是，薩達姆保留著最精銳的部隊，也有足夠的資源繼續收買部隊的忠誠。在對起義的鎮壓中殺害了上萬人，另導致數萬人流離失所。薩達姆此後一直穩坐權力寶座，直到2003年在第二次海灣戰爭中被美國廢黜。

薩達姆並不是唯一一個把生存和發財置於打好仗之上的獨裁者。如果能通過打贏戰爭獲得額外財富，獨裁者們當然願意，但保住權位才是重中之重。1974年推翻皇帝海爾・塞拉西上台的衣索比亞軍政府領導人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接受了共產主義，因而得到蘇聯的豐厚回報。在14年的時間裡，蘇聯為他的政權提供了約90億美元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軍事援助，用於打擊尋求獨立的厄利垂亞反叛武裝。雖然有這麼多錢，他與厄利垂亞的戰爭卻進展不力。看起來門格斯圖對於用蘇聯的錢讓自己發財和維護政治生存更感興趣，而不是打贏與厄利垂亞的戰爭。很明顯他對士兵們的待遇毫不關心，我們稍後會看到。米蓋拉・朗恩在書中寫到的，蘇聯最終意識到門格斯圖對於戰爭的熱情完全不像他口頭上說的那樣。

「他不斷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幫他，他能夠獲得軍事勝利」，蘇聯外交官阿達米辛恨恨不平地回憶道，「我記得他當時眼含淚水地對我說，『也許我們不得不賣掉最後一件襯衫，但我們會還錢的。我們衣索比亞人是一個有自尊的民族，我們不會欠債不還。』回想起來，我幾乎覺得自己恨死他了。因為我原以為他關心的是什麼才對國家最有利，而實際上他只關心自己的生存。」^[10]

對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來說不走運的是，隨著蘇聯的崩潰他再也無法輕鬆發大財。1989年蘇聯人袖手而去。門格斯圖需要新的財源。為了挽救自己的命運，他決定拿衣索比亞猶太人（法拉沙人）向美國和以色列換取軍事援助和不義之財。法拉沙人在北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屬於公元前586年從著名的「巴比倫之囚」逃出來的以色列人的一部分。為了重新安置他們，據稱美國向衣索比亞支付了2000萬美元，以色列同意支付5800萬美元（但最終只支付了3500萬美元）。交錢之後，這些被拯救出來的法拉沙人定居於以色列。^[11]這筆不義之財不足以讓門格斯圖收買支持者的忠誠，它與蘇聯人每年提供的金援數額相去甚遠。隨著他的軍隊被弱小得多的厄利垂亞武裝擊潰，門格斯圖帶著大約50名親信和家人逃到辛巴威，繼續過著奢華的生活。

誰能從戰爭中生存下來

民主領導人比獨裁領導人對戰爭的結果敏感得多。^[12]實際上，就算戰爭獲勝也不能保證一名民主領導人的政治生存。舉例來說，在打敗薩達姆・海珊之後不到18個月，挾帶80%以上民意支持度的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爾・布什在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被比爾・柯林頓擊敗。相似地，溫斯頓・丘吉爾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出卓越的領導力，卻被英國選民拋棄。話說回來，儘管軍事勝利不一定能保證政治生存，但畢竟大有幫助。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由於在1982年的馬島戰爭中擊敗阿根廷，威望大增。她的經濟改革措施和與工會的對抗導致了英國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戰前她已經很不受歡迎。1981年年末時她的民意支持度只有25%。戰爭過後這一數字一下子躍升到50%以上，一年之後她在大選中乾淨俐落地取得勝利，這在18個月之前簡直不可思議。

軍事勝利有助於民主領導人保住權位，而軍事失敗則幾乎肯定會導致民主領導人下台。在越南無法取勝就斷送了約翰遜總統的政治生涯。法國總理約瑟夫・拉尼埃遭遇了相似的命運。由於1954年法國軍隊在奠邊府戰役中被越南軍隊擊敗，他的政府隨即垮台。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由於1956年底對埃及蘇伊士運河區災難性的入侵事件而被迫辭職。

獨裁者對軍事失敗遠遠沒有民主領導人那麼敏感。薩達姆・海珊儘管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被擊敗，以及要持續承受兩伊戰爭（1980——1988年）代價高昂的後果，但在位時間卻超過了四任美國總統加起來（卡特、雷根、老布什、柯林頓）的總和。他只是到了第二次海灣戰爭才被趕下台，而那次戰爭的主要目的本來就是除掉他。獨裁領導人只要能保有資源就通常不會因軍事失敗而喪失權位，除非是被一個追求政策讓步的民主國家擊敗。甚至連戰爭傷亡慘重都無法撼動獨裁領導人的權位。與之相比，民主領導人就算打了勝仗，只要陣亡士兵稍多，他們就可能因此下台。想來這就是為什麼民主領導人在保護士兵方面比獨裁者下的功夫多得多。

在納粹德國，希特勒的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明白，雖然上戰場的是普通人，挑起戰爭的卻是領導人。

普通人天生不希望戰爭……但，畢竟是國家的領導人在決定政策；把人民拖近戰爭永遠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法西斯獨裁國家，或議會國家，再或是其他類型獨裁國家……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訴他們敵人打過來了，然後譴責和平主義分子缺乏愛國心將國家置於危險之中。這套方法在任何國家都管用……^[13]

戈林是對的。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都有能力調派軍隊，而民主國家的人民更容易響應號召。但民主國家領導人不會魯莽地將士兵置於危險的境地。而如果這麼做了，領導人會採取更多措施保護士兵。一個士兵生命的價值在小聯盟體制和大聯盟體制下有巨大差別。為了證明這一令人悲傷的事實，我們來比較多年前發生在非洲之角的兩場軍事衝突。

美國軍隊的作戰原則是絕不落下一名士兵。想了解對於這一原則的準確而殘酷的戲劇性描繪，我們建議讀者觀看導演雷德利・史考特2001年的電影《黑鷹墜落》，該片講述了1993年10月3日至4日發生的摩加迪沙之戰。當時美軍作為聯合國發起的人道主義行動的一部分進入索馬利亞。1993年的索馬利亞處於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1969年至1991年索馬利亞由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統治，此人明白政策必須永遠從屬於生存需要。講求實際的巴雷坦言：「我不信仰伊斯蘭教，不信仰社會主義，不信仰部落主義，不信仰民族主義，也不信仰泛非主義。我信奉的意識形態是政治生存的意識形態。」^[14]對政治生存的專注使他掌權了22年，直到索馬利亞爆發的軍閥混戰將他逼下台。他被逼出走之後，索馬利亞處於無政府狀態，各派系軍閥爭奪控制權，各派武裝競相恐嚇人民。「豪巴爾・吉迪」部族的首領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控制了最大的一個政治派別。艾迪德強烈反對美國在索馬利亞的存在，因為他認為美國在支持他的對手。在多次試圖殺掉或抓捕艾迪德失敗之後，美國得到情報稱多名艾迪德的高級助手出現在摩加迪沙一家酒店。美國的計劃是用直升機將精銳特種部隊送入目標酒店抓住艾迪德的高級助手，然後在地面車隊的護衛下脫身。

不幸的是行動過程發生了意外。兩架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另有兩架被擊傷。上千名索馬利亞武裝民兵湧上街頭設置路障，將美軍護衛車隊困住。直升機機組人員和地面護衛車隊士兵被困了一夜，與敵軍展開輕武器交火，次日才獲救。儘管這次行動演變成一場災難，美國對其士兵的承諾卻毫不動搖。由於高度珍視士兵的生命，美軍發誓要將墜落飛機上的同袍解救出來。我們也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對獨裁者來說可不這樣——同樣發生在非洲之角的衣索比亞和厄利垂亞的衝突就是一個例子。

在厄利垂亞長達數十年爭取獨立的武裝鬥爭中，1988年3月17日至20日發生的阿法貝特之戰是一個重要轉折點。衣索比亞擁有一支大約50萬人的大軍，在蘇聯的軍事援助下配備了大量蘇式裝備。形成對照的是，厄利垂亞人的武器裝備幾乎都是從衣索比亞軍隊手上搶來的。

厄利垂亞反叛武裝（厄利垂亞人民解放陣線，簡稱厄人陣）放棄了慣常的游擊戰術，決定與埃軍來一場正面交戰。埃軍頑強抵抗了16個小時，期間厄人陣的軍事指揮官梅斯芬多次被要求將部隊後撤，但他堅持繼續進攻。埃軍指揮官決定撤退到有守備部隊駐守的阿法貝特城，於是集結了一支由70輛汽車組成的護衛車隊。不幸的是，撤軍過程中要經過天然瓶頸狀的埃德・什魯姆山隘。一輛厄人陣的坦克開火擊中了埃軍車隊最前面的汽車，導致整支車隊被堵住。

衣索比亞軍隊司令部擔心重武器會落入敵手。幸運的是，他們的空軍力量相當不錯。然而，埃空軍不僅沒有救援被困的同胞，反而發起了持續兩個小時的空中打擊，把所有東西都摧毀了。衣索比亞方面的座右銘是：不落下任何一輛還能用的坦克。正如一名衣索比亞將軍說的：「當你丟掉了一塊地方，你最好把所有裝備都毀掉——這是戰爭的原則。如果你無法把你的士兵和他們的裝備區分開，你就把他們一起炸了。」^[15]

可能極少讀者知道有這麼一場戰役，此役衣索比亞軍隊陣亡人數可能高達18000人。相比之下，很多美國人都知道在摩加迪沙發生的那場災難性政策失敗，美軍以陣亡18人的代價擊斃了估計多達1000名索馬利亞民兵。

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

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戰爭（有些人甚至會說從來沒有）。這並不是說它們愛好和平。它們並不羞於與別國開戰。但民主國家之間心照不宣的和平背後的邏輯有助於我們理解如何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和平，以及要達成這一目標有多困難。

民主國家領導人需要推行成功的政策，否則會被人民趕下台。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只在認為勝券在握的前提下才發動戰爭。當然他們有可能估計錯誤，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如我們先前所說的，他們會加倍努力去贏得戰爭。這就是越南戰爭中發生的事，美國派遣了大量部隊、花了巨額軍費但收效甚微。只有在努力了代價高昂的很多年之後，美國才坐下來進行和平談判，談判結果最終導致北越統一了越南全境。

如果我們是正確的，我們應該很難看到兩個大聯盟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根據我們的邏輯，民主領導人只在認為幾乎肯定會贏的情況下才會開戰。但兩個對手怎麼可能同時這麼確信？而對於獨裁者來說，如我們先前看到的，不用考慮贏不贏的問題。他們願意承受更大的風險，因為他們有很好的理由認為戰敗的個人後果不如無法收買核心支持者那麼糟。緊緊遵循政治生存的邏輯，我們必須認識到，兩個民主國家不大可能互相開戰並不意味著彼此之間絕對不會武力相向。大聯盟國家之間當然有可能產生爭端，其中某國甚至會動用武力對付他國。這又是怎麼回事？

只要一位大聯盟國家的領導人相信爭端不可能真的升級為戰爭，他可以做出不惜爭端升級的姿態逼迫對手讓步；或者如果他覺得對方有開戰的準備而自己的勝算太小，就自己讓步，與對方進行談判。想像一下爭端雙方都是依賴大聯盟的民主國家。大聯盟政治的邏輯告訴我們，一個大聯盟國家進攻另一個大聯盟國家的唯一前提是對方確實足夠弱小，寧願談判而不是反擊。由於目標國一旦反擊的話同樣會傾盡全力，挑起戰爭的這個民主國家就必須要嘛具有巨大的軍事優勢，要嘛確信對方沒有足夠的資源會認為有勝算。也就是說，發起進攻的民主國家必須很肯定對方對於勝利沒有把握。在兩個民主國家針尖對麥芒的軍事對峙中，這是至關重要的。^[16]這裡我們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會進攻一些非常弱小的民主國家，比如林登・約翰遜的美國政府1965年出兵和推翻多明尼加共和國民選總統胡安・博什；法國1923年侵略威瑪共和等，類似的事件還有很多。

與其說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開戰，還不如說民主大國專挑弱小的國家下手，不管對手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大國的期望就是對手不會反擊或反擊力量不足。實際上這直接解釋了歷史上民主國家進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擴張行為，對手都是無力保衛自己的弱小國家。

民主國家專挑軟柿子捏毫不稀奇。回顧過去近200年，民主國家贏得了93%由它們挑起的戰爭。相比之下，非民主國家只贏下60%由它們發起的戰爭。^[17]

保衛和平與國家建構

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在其1994年的國情咨文演講中宣稱「民主國家不會互相進攻」，因此「保障我們的安全以及建設持久和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全世界推廣民主」。這是歷來美國總統們的共同主題。不幸的是，美國的實際行為與華麗的辭藻並不相符。更不幸的是，問題不在於美國總統的失敗，而在於「我們，人民」。

在民主國家，不能推行選民滿意政策的領導人會被趕下台。民主領導人也許嘴上會說他們在乎其他國家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也許他們的確在乎，但如果他們想保住位子，就必須推行他們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先前我們考察過民主領導人如何透過對外援助收買政策讓步。如果這種方式失敗或價碼太高，那麼動用武力永遠是一個選項。軍事勝利可以使勝利者強加政策。

我們不該相信任何有關這些政策是出於對目標國的關愛、符合目標國最大長期利益的虛假藉口。它們不是。這些強加的政策符合的是民主領導人國內支持者的利益，有時這些政策非常不友好。比如說，1839年至1842年以及1856年至1860年的鴉片戰爭就是因為英國希望向中國出售印度產的鴉片以扭轉對華貿易逆差。中國不願成為一個癮君子的國度。英國人動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之成為一個毒品市場。香港被英國作為確保中國開放貿易的基地。為了結束戰爭而達成的協議正式名稱是《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在中國人眼中這都是不平等條約。

追求政策解決方案的一個問題是，一旦民主國家的軍隊撤走，戰敗國可以反悔。要貫徹政策安排可能代價非常高昂，正如波斯灣戰爭之後那樣。一個通常的解決辦法是更換領導人，最終用來對付薩達姆的就是這個辦法。民主國家領導人會將不好掌控的外國領導人除掉，換上傀儡。侵略戰爭之後爬上戰敗國權力頂峰的人通常是由戰勝國挑選的。

民主領導人如果不信任哪個難對付的戰敗國領導人會認真遵守戰後安排，通常會把他拿下。民選上台的剛果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沒有推行取悅比利時和美國政府的政策，神不知鬼不覺就死掉了，被情願對美國和比利時俯首稱臣的可怕繼任人取代。法國也一樣，1983年出兵到前殖民地查德支援親法政府，防止其被親利比亞或親阿拉伯政權取代。

民主領導人宣稱渴望推廣民主。實際情況是，民主化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隨著戰敗國的致勝聯盟規模增長，該國的領導人日漸感到壓力，必須推行本國人民喜歡的政策而不是操縱國人民喜歡的政策。如果民主國家領導人希望外國領導人按他開出的政策方子施政，他必須幫他的傀儡從其國內壓力中解脫出來。這意味著要縮小戰敗國的致勝聯盟規模，以此使扶持傀儡政權和收買政策變得更便宜和更容易。美國的對外政策充斥著這樣的例子，它或明或暗地破壞外國的民主發展，因為民主會催生反美政策。1893年的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1973年的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1953年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薩台、1954年的瓜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無不遭遇這樣的命運。

理論上來講，外國的民主是件好事。在實踐中，它大概不是我們人民想要的。我們再回頭想想埃及和以色列的民主化案例。西方民主國家過去習慣於抱怨埃及在穆巴拉克統治下出現的選舉不端行為。隨著穆巴拉克倒台，他們開始擔憂埃及實現真正的民主可能會有損以色列朋友的利益。雖然在穆巴拉克統治時期西方收買埃以和平的代價很高，但隨著埃及向真正的民主化邁進，維持持久和平的代價會越來越高，除非埃及發展成為一個全方位的成熟的民主國家，它的領導人在沒有必勝把握前不會輕啟戰端。我們可以希望經過相當長時期以後一個實現民主化的埃及與民主的以色列會產生相互信任、理解和容忍。然而同樣也有可能以色列堅持不了這麼長時間。

儘管通常來說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開戰，我們同時也注意到他們的確會發生實力失衡的衝突，這些衝突常常以弱小一方認輸而告終。假如一個民主的埃及全國動員、全民武裝起來，小小的以色列幾乎難以抵擋，除非美國或北約願意盡力保護它。任何認為民主的埃及進攻以色列是異想天開的人，都應該問問19世紀北美平原上民主的原住民部落與擴張中的美國打交道是什麼下場。民主化聽起來不錯，但只在原則上。

當然，很多人也許會認為我們太憤世嫉俗。民主化的支持者喜歡舉出成功的案例。然而所有這些案例——聯邦德國、日本、韓國——恰好其人民的價值觀數十年來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國的價值觀，都是為了防抗龐大的共產主義鄰居。

在外國推進民主化的最大問題仍然在於我們的人民。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似乎希望外國做我們喜歡的事而不是他們喜歡的事。不過，假如我們的利益和外國人民的利益一致，則很有可能在該國成功實現民主化，特別是如果存在一個急於發揮影響力的強大對手的話。戰後的成功民主化故事符合這一模式。一般來說，聯邦德國和日本的人民寧願遵從美國的意願而不是蘇聯的那一套。創造願意盡力抵抗共產主義的強大國家符合美國的利益。作為占領國的美國、英國和法國將戰後德國置於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但只是因為對它們有利才這麼做。這種利益的趨同是很罕見的，正如外來強加的成功民主化也很罕見。

孫子對戰爭研究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力，乃是因為他的建議對於依賴小聯盟的君主和獨裁者來說是正確的。溫伯格的理論——與更晚的鮑威爾的理論一樣——對美國的安全政策產生影響，則是因為它為依賴大聯盟的領導人提供了最合適的行為指導。

我們看到了大聯盟體制對於發動戰爭的決定具有高度選擇性，小聯盟體制則不。只有在談判無效且具有壓倒性軍事優勢的情況下，或者如果不戰則民主領導人的政治生存機會將微乎其微，民主國家才會選擇發動戰爭。進一步講，一旦戰爭成為必要且過程遇到困難，民主國家會做出更多努力以求勝利。如果取勝需要消耗太多資源的話，小聯盟領導人則不會盡力，因為這些資源還不如花在收買黨羽的忠誠上。最後，當一場戰爭結束，大聯盟國家的領導人會繼續努力通過占領或扶持傀儡政權確保和平，鞏固政策收穫。小聯盟國家的領導人則大多選擇拿走為之而戰的有價值的私人物品班師回朝，或者接管被他們征服的領土，長期享有勝利帶來的經濟成果。

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的觀點是對的。戰爭看來的確照例就是國內政治。至於一切關於「正義戰爭」的論調以及一切關於均勢和國家利益的戰略規劃，歸根結底應該認識到，戰爭與所有政治一樣，只是關於保住權位和盡可能多控制資源而已。恰恰由於戰爭的這種可預見性和常態，使其很容易被理解和矯正，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所有政治病理現象一樣。

第十章 | 怎麼辦？

一個人做任何事情總有兩個理由：

一個好的理由和一個真正的理由。

——約翰・皮爾龐特・摩根

1901年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寫了一本革命小冊子《怎麼辦？》。他的目的是為建立作為人民先鋒隊的共產主義政黨辯護。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他字面上提出來的這個問題而不是發問的理由；同樣地，我們也對他三年後作答的那本書的書名《進一步，退兩步》很感興趣（其實語境完全不一樣，不過還是挺合適的）。政治和商業的現實世界經常採取進一步退兩步的方法來回應問題，導致眼前問題的解決毫無進展。領導人處理問題的方法一直是、也應該是裹足不前。這是使他們迄今為止一直能夠攫取和控制資源的既有規則。貿然採取新的從政方式可能只會升高一名領導人被推翻的風險。

在經過了前面9章對政治現象憤世嫉俗的——但恐怕是準確的——描述之後，是時候終於要面對列寧的第一個問題：怎麼辦？我們希望在了解了有關統治術的各種教訓之後，我們能夠提出一個比列寧好得多且更民主的答案。

人們說「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是一個困難的任務」，這話已經算相當保守。如果不是很困難的話，世界早該有進步，無數人生活於其中的悲慘境遇也早該被改變了。當股民們傾家蕩產的時候CEO們照樣肥得流油的局面早該成為歷史了。然而，變革的一個固有問題在於：改善一個群體的生活通常意味著至少有一個他人的境遇會惡化，如果變革真的要解決人民的問題，這個他人可能就是一位領導人。如果因為變革而利益遭到損害的是一位統治者或CEO——首先發起變革的必須得是他——那麼我們可以肯定變革絕對不會發生。

本書一開始我們說過，我們聚焦的是實然而不是應然的問題。現在我們應該討論一下有關應然的問題了。為此，我們想提出一些基本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我們永遠不要讓對完美的追求阻礙我們做出小的改善。對於一個完美世界的各種烏托邦夢想說來說去無非還是烏托邦。幻想為所有人打造一個完美世界純粹是浪費時間，它是個藉口，用來逃避做能夠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艱苦工作。

讓世界變得對每一個人都很完美是絕不可能的。每個人不可能想要同樣的東西。想想看對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不可或缺者這政治生活的三個維度來說，什麼東西對他們有利：對領導人及其核心支持者有利的東西幾乎從來不曾對其他人也有利。如果他們全部具有共同的需要那麼世界上就不會存在痛苦不幸。因此，就算我們試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也受制於政治現實的原則。一個解決方案除非確實可以被落實，否則就不能叫做解決方案。能做的事情必須滿足實施變革所需的每個人的需要。一廂情願於事無補，完美的解決方案不是我們的目標，也不應該成為任何用意良好的人們的目標。國家治理或公司治理當中哪怕是很微小的改善都可能會導致潛在千百萬人民或股民福利的重大改善。

解決問題的法則

無論我們關注的是上市公司股民的福利還是民主國家公民的生活品質，亦或是生活在壓迫性的、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數十億人民的生活條件，為了改善世界，有一些共同的原則要遵守。在我們處理涉及解決特定地方特定問題的相關細節之前，必須將這些共性講明白。

如果說本書前面章節教會了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對人們的動機要保持懷疑。訴諸意識形態原則和人權通常都是幌子。J・P・摩根說得很對：人們總能找到某種原則性的說辭去為任何立場特別是自己的利益進行辯護。對於某些海外國家，美國政府會支持那裡的抗議活動並聲稱支持那裡的人民決定自身命運的意願，這是美國總統面對諸如烏戈・查韋斯的委內瑞拉時的慣用說辭。對另一些國家美國則會呼籲維持穩定，比如像巴林或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試圖推翻本國親美或與美國有盟友關係的政府時，美國就會搬出這一原則。自由和穩定都是原則性的立場（好的理由），而我們會基於是否喜歡一國現任領導人而選擇性地表達這些立場（真正的理由）。當我們設計世界之病的治療方案時，最關鍵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主人公需要什麼以及不同的政策和變革會如何影響他們的利益。把人們表面上的話當真的改革者會很快發現改革走進了死胡同。

在變革中每個人都是利益相關方，但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不可或缺者和領導人並不經常在需要什麼樣的變革上達成一致。領導人總是天然地希望可相互替代者集團非常大，有影響者集團和不可或缺者集團非常小。這就是為什麼商業界存在那麼多擁有千百萬股民的巨型公司，這種公司有少量的有影響力的大股東，在董事會裡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不可或缺者同意為執行長們提供誘人的薪酬，無論公司的業績表現如何。這也是為什麼人類歷史上那麼漫長的時間會有那麼多人被卑鄙的劫貧濟富的獨裁者所統治。

人民大眾——無論屬於選擇人集團還是完全沒有投票權的人——都同意他們所在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團應該很大，但他們同樣希望另兩個集團也很大。他們過上更好生活的最佳機會來自於致勝聯盟和有影響者集團的規模逐漸變大，如此一來他們才擁有成為其中一員的現實機會，即使他們仍然被排除在致勝聯盟之外，他們也能從這種統治形式產生的豐富的公共物品中獲益。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正是這種要改變人民命運的希望被革命者當做戰鬥口號來鼓動人民走上街頭。但就算是在大聯盟體制下，這些大眾也不可能總是能夠得到他們想要的。他們的希望是在多數情況下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

從一個讓世界持續改良的角度來講，不可或缺者集團的意願最引人關注。通常情況下他們才是能夠讓變革發生的人。你看，對於他們有可能被清洗掉使得致勝聯盟變小這樣的設想，他們可不喜歡。但同時，如果能夠倖存下來躋身於一個更小的致勝聯盟，那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財富。想想本書先前提到過薩達姆・海珊舉行的全程錄影的黨代會：一開始坐在會場裡的每個人都嚇傻了。到最後，還能坐在會場裡的每個人都興奮不已。他們知道自己已經倖存下來，可以繼續享用薩達姆的獎賞。牽涉到制度變革的話，政治核心圈內的人到底想要什麼很難說得清，但為了明白他們有可能會支持哪些改革，又會反對哪些改革，我們必須弄清他們的需要。

致勝聯盟成員喜歡很小的選擇人集團。因為能夠取代他們的候選人相對越少，對他們福利的提升就越有好處。在任的領導人不能透過含蓄威脅要用一個更便宜的支持者取代現有成員，來為自己截留更多利益而不付給他們應得的回報。這就在領導人和他的聯盟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張關係。領導人喜歡建立虛假的、腐敗舞弊的選舉制度，這能為他提供大量渴望取代現有聯盟成員的候選支持者。而致勝聯盟青睞君主制的、神權制的或軍事獨裁制的制度安排，這能限制那些虎視眈眈的人進入他們這個由特定的貴族、教士或軍隊精英組成的聯盟。

領導人和核心支持者共有的偏好是依賴一個小聯盟，至少當聯盟確實很小時是這樣的。然而隨著聯盟規模持續擴張，最終在國王的需要和廷臣們的需要之間會產生分裂。當裂痕變得足夠大時，會催生成熟的民主政體，這一政體將非常穩定，幾乎不會倒退回獨裁制。致勝聯盟對於制度變革的態度發生改變是因為他們看到，私人物品隨著聯盟規模的擴大而減少，公共物品和社會生產力卻在增加和提高，二者此消彼長。

由於私人回報和社會性回報此消彼長的過程非常複雜，我們有必要來看一張簡單的圖示，雖然這張圖以具體的數字為例子，但它旨在幫讀者加深理解本書一再強調的各種關係。假設一個只有100人的國家，一開始它的政府只有兩名致勝聯盟成員。由於不可或缺者極少，可相互替代者極多，稅率會非常高，導致人們不願努力工作，生產能力極低，因此這個國家的總收入很少。讓我們假設這個國家的總收入為10萬美元，其中一半落入聯盟口袋，另一半用於人民養家餬口。先撇開領導人，我們假定兩名致勝聯盟成員平分了5萬美元的政府收入，也就是每人從政府那裡拿到2.5萬美元，再加上各自的稅後收入。我們假定他們的收入與聯盟外任何人可能的收入不相伯仲，無論其他人從事什麼工作。

現在來看看如果擴大了致勝聯盟的規模會發生什麼事。表10-1顯示的是隨著越來越多人躋身致勝聯盟，聯盟成員獲得的回報（包含私人回報和公共福利）與普通大眾獲得的公共福利的對比情況。假設聯盟每增加一名成員，稅率就減少0.5個百分點（比如說聯盟成員變成3人，稅率就由原來的50%下降為49.5%），國家收入增加1%。再假設聯盟每增加一名成員，政府花在公共物品上的開支即增加2%。隨著聯盟規模不斷擴大，稅率下來了，生產力上去了，政府花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收入比例上升，私人回報減少。這正是前面章節我們解釋過的變革的一般模式。

我們在表10-1看到的情況是，聯盟的規模一旦開始擴大，它的核心成員的福利就開始下降。隨著新的核心支持者加入，原有成員的待遇開始劣化，因為他們獲得的私人回報份額被稀釋。然而隨著聯盟擴張的程度越來越大，稀釋的程度將下降。按近似值來算，隨著第三名聯盟成員的加入，原先兩名成員每人將損失掉近三分之一的私人好處。他們的損失部分地可由更多的公共物品以及一個更具生產力水平的社會得到補償，但為了交換社會性利益他們必須承擔巨大的個人損失。如果一開始就是一個大聯盟的話，此消彼長的情況就大不一樣。再次按近似值來算，我們來看看一個6人聯盟的損失和收穫情況。隨著第7個成員加入聯盟，原先6人每人要放棄大約七分之一的私人利益以交換社會性所得。隨著聯盟持續擴大，私人回報的損失率也在不斷下降，聯盟成員就不僅不再反對擴張，反而支持更多新成員加入。從這個臨界點開始——在我們這個簡單的例子裡就是一個7人聯盟——聯盟成員們就偏好繼續擴大聯盟規模。這就使他們與領導人發生了矛盾，因為領導人此時仍然堅持掌權的第一條鐵律：保持一個小聯盟。

表10-1揭示了制度變革邏輯的諸多特徵，適用於從薩達姆・海珊的清洗行動到穩定民主國家的各種情況。在一個極小聯盟的背景下，領導人可以從部分現有聯盟成員那裡獲得支持，去清洗另一些聯盟成員。在表10-1中，從1人聯盟到6人聯盟就是這種情況。當然，除非知道自己能夠倖存下來，否則沒有哪個聯盟成員希望看到發生清洗行動。正是這個原因使得薩達姆・海珊舉行的錄影清洗大會讓在場的每一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心中都充滿恐懼，以及最後留在場內的人為什麼那麼開心能夠倖存下來。在清洗行動之後他們還能留在核心集團裡意味著他們甚至能夠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私人回報。

如果聯盟規模一開始就很大，如表10-1中超過6人的情況，要發起一場清洗行動或政變將越來越困難。無論是現任領導人或密謀政變者將越來越難獲得支持者同意將聯盟規模縮小。舉例來說，一個10人聯盟的領導人的確有可能獲得某些成員的支持，但聯盟規模必須一路縮小到只剩3人，這些清洗後倖存下來的支持者才談得上比以前更好。想要從這種大清洗的骯髒行動中獲益，那些幫助領導人執行清洗行動的聯盟成員必須絕對肯定自己不在被清洗之列。

隨著聯盟規模再進一步擴大，領導人將幾乎不可能說服聯盟成員幫他執行清洗行動，對手也幾乎不可能組織起一場政變。表10-1說明了民主國家的這種穩定性。在我們的例子中，一旦聯盟成員人數達到27人以上，領導人就算說服某些支持者同意採取行動將聯盟規模一路縮小到只剩兩名成員，他也不可能使他們的境況變得比當前更好。

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實就是人們都在做對自己最有利的事。因此，領導人除非遭到極端情況的脅迫，否則不會擴大聯盟的規模；人民大眾則迫切要求民主化；而核心支持者想要的東西各不相同。最後這個集團可以通過清洗活動或政變減少聯盟人數而獲益，但前提是自己能夠繼續留在聯盟內。而民主化也能讓他們獲益。因此，就是這個集團提供了發生建設性變革或毀滅性變革的最大可能性。他們有可能「進一步」也有可能「退兩步」。被聯盟剔除的可能性會鼓勵其成員往前一步，而不願成為退兩步的犧牲品。時間和環境變化升高了聯盟發生劇變的風險，這在政治核心圈內會催生對民主的認同。

小聯盟的成員們生活豪華奢侈，但時時處於恐懼之中：按他們的領導人所願將聯盟變得更小，他們就可能出局；將聯盟變大，他們的特權就將縮減。但特權縮減也遠遠好過出局的危險。因此，在兩種情況下聯盟最有可能接受要求改善多數人生活的呼聲，無論指的是人民還是股民：當領導人剛剛上台；或領導人老朽不堪、時日無多。在這兩種情況下，聯盟成員不能保證自己將來還能繼續留在聯盟內。一名領導人剛剛上台和執政末期是聯盟成員被清洗的風險最高的時候，因此在這些時候聯盟成員最可能接受改革。有效的改革意味著擴大聯盟的規模，這又意味著包括現任聯盟成員在內的每一個人有較大的機會獲得明天的新領導人接納。

不僅存在某些好的時間點可以供人追尋改革的機會，還可能出現某些能讓改革變得受歡迎的情況。當領導人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時，聯盟就知道奢侈光鮮的好日子屈指可數了。這是有時候一些公司進行欺詐活動的原因之一：執行長、高級管理人員以及董事會成員認為他們會因公司表現糟糕而被迫出局，於是他們一邊掩蓋公司的糟糕表現一邊想方設法要扭轉這一局面以挽救自己。第一年撒一點小謊還挺管用，但如果局勢沒有好轉，他們每年都得撒更多謊直到最後完全捏造財務報告，犯下欺詐罪行。

我們知道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陷入麻煩，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足夠的錢持續收買支持者的忠誠。一旦核心支持者享有的特權出現萎縮，他們有可能意識到存在即將發生變革的可能性。他們知道領導人將清洗掉一部分人以更有效地使用手頭僅存的錢。他們當然不願被清洗，將贊同擴大自己的集團，拿自己的特權交換未來的安全和福利。當形勢所逼，並不是只有聯盟成員在琢磨改變統治規則。如果經濟危機足夠嚴重，甚至領導人自身都會考慮實行自由化會不會改善自己的處境。民主化會威脅到他們的長遠未來，但如果他們今天不付錢給支持者，就根本談不上考慮明天能不能贏得選舉的問題。

能統治國家或公司的人一般都不傻。當經濟形勢剝奪了他收買支持者的資金，基本上任何稍稱職的領導人都會看到眼前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甚至領導人都有可能認為改革對他們的政治生存來說是最佳出路。他們甚至可能在其聯盟有所行動前就採取解決措施。考慮一下蔣介石的經驗教訓，他當然不是傻子。我們可能會好奇為什麼他在台灣推行的經濟政策比在大陸時成功得多。大陸儘管廣泛貧困，但由於人口眾多，有足夠資源讓他和他的聯盟發財致富。但當蔣介石帶著支持者敗退到台灣，他們接管的是一個人口很少並且幾乎沒有什麼資源的小島。只有經濟成功才有辦法獎賞聯盟。在爭取經濟成功的過程中他逐漸擴大了聯盟的規模，也許這是來自核心支持者或美國的壓力所致，直到有一天他在民主中一覺醒來。

當發生變革的時機或條件成熟，聯盟成員必須意識到如果他們不施壓要求擴大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那別人就會。只要反叛的成功機會足夠大以及預期收益超過冒險反叛的成本，頑固不化的聯盟及其領導人將被反叛行動包圍。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我們看到在突尼斯、埃及、葉門以及中東和北非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件乃至惠普公司由於卡莉・菲奧莉娜決定與康柏公司合併所引發的代理權之爭中，人們願意承受極大的風險去奮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要求的變革正是聰明的聯盟成員在形勢所迫之下支持的那種變革。

因此，一個聰明的聯盟會與人民大眾合作推動聯盟的擴大。人民願意合作是因為這將為他們帶來更多公共物品；聯盟願意合作是因為這將減小他們出局的風險。2011年初埃及軍方領導人和穆巴拉克政府的核心成員對這一點非常清楚。他們透過與群眾運動合作並支持擴大聯盟來確保自己在埃及的未來仍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不是選擇冒失去一切的風險抱殘守缺。

對於變革來說，這些說明了什麼？首先，聯盟成員應該對自己遭清洗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切記，當新領導剛上台、老領導垂死或破產時，情況最危急。在這些時點，核心支持者集團應該力圖擴大自己的規模，創造條件去催生為所有人著想的公共政策、民主和福利。但如果清洗行動能夠秘密進行的話，領導人依然會成功，因此並非絕對接近權力核心的聰明的聯盟成員會贊成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以此保護自己不受意外政治動盪的傷害。而且就算他們不幸被人取代，至少可以實現軟著陸。聰明的外部人也應該從相同的經驗中汲取教訓：外部力量介入推動民主變革或提升企業責任的最佳時機應該是在領導人剛剛上台或時日無多的時候。

在了解了人們的需求、搖擺不定的聯盟成員反對改革的環境因素以及贊成改革的前提條件之後，我們現在可以轉入探討有關矯正商業世界和政府統治的具體點子，哪怕只是部分矯正。

綠灣隊的教訓

綠灣包裝工隊是一支來自氣候寒冷的威斯康辛州的美式橄欖球隊，該隊以球迷的忠誠而著稱。實際上不管贏球還是輸球，綠灣隊的球迷們總是感到滿意。基本上自從1960年以來該隊的每一場主場比賽的門票都銷售一空。儘管有時候天氣十分惡劣，但主場平均上座率高達98.9%。在所有美國職業橄欖球隊中，綠灣包裝工隊擁有最長之一的季票排隊購買名單。^[1]儘管身處一個小球市（綠灣的人口只有大約十萬人），綠灣隊的球迷群體卻比很多大都市球隊的球迷群體更大更忠誠。他們與球迷關係的成功——更不用說在球場上取得的成功——源於球隊的制度結構。

在美國所有主要職業體育大聯盟運動隊中，綠灣包裝工隊是唯一一支非營利性、由公眾共同擁有的球隊。它的112120名股東主要是當地的球迷。這種所有權結構事先排除了少數人控制球隊的可能性。任何個人不得持股超過20萬股，而全部流通股總量大約為475萬股。因此，小小的管理層難以輕易抗衡多數人、為個人私利而經營球隊。綠灣包裝工隊有43名董事會成員。

我們可以透過比較綠灣隊董事會和卡莉・菲奧莉娜的惠普公司董事會的規模來看綠灣隊核心聯盟的相對代表性。惠普董事會成員在10到14人之間，該公司的流通股大約有22億股。粗略來講，每名惠普董事名義上代表著1.85億股份的利益。每名綠灣隊董事代表著11000份股份。從絕對數字上來講，綠灣隊的致勝聯盟比惠普大得多（43人對大約12人）。就其與各自名義選擇人集團的比例來講，綠灣隊的致勝聯盟也比惠普大得多——大了大約1700倍。綠灣隊的所有者們對他們的球隊管理層極其滿意而惠普股民們對公司管理層的感情矛盾複雜，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從綠灣隊的故事我們得出的教訓是，如果能讓企業依賴一個大聯盟，他們就有可能更好地服務股民們的利益。但公司治理形式如何才能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考慮一下對於股民來說主要的困難在哪裡。他們有兩個最大的問題：第一，大公司一般擁有成千上萬的小股東、少數大機構股東以及極少數的內部人士。成千上萬的小股東幾乎等於不存在，他們是烏合之眾，任何人想把小股東組織起來從成本上來講不划算。第二，有關公司經營表現的資訊流動基本上只有兩個來源：公司本身以及財經媒體。極少股民會閱讀公司年報或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呈報的材料，並且財經媒體不會長時間關注任何一家公司，除非該公司陷入大麻煩。但通常對廣大股民來說為時已晚。

我們生活在網路時代。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包括股民在內，在「推特」和「臉書」上與「朋友」聊天；他們形成了「鄰客音」商務化人際關係網；他們可以很輕鬆地實現互相交流，即使他們並不總是這麼做。很顯然，專門為企業設計類似「臉書」或其他類型的交流網站相當容易。

企業會維護活躍的網站以傳播企業的聲音，但企業主卻沒有更進一步幫助廣大小股東組織起來，為他們交流觀點提供渠道。沒錯，網路上存在著大量關注一切的部落格，但似乎沒有任何由股民控制的網站使參與者能夠互相交流有關共同持股的某家公司的想法。如果存在這樣的網站，任何公司的有影響者集團、消息靈通的投票者人數將直線上升。如果這樣的話，公司董事會將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由廣大股民選舉產生，董事會將像任何領導集團一樣必須對他們的選民大聯盟做出響應。將網路當成一個擴大聯盟規模的手段，這一簡單的變革能將諸如美國國際集團、美國銀行、通用汽車、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大公司轉變為大聯盟體制，使其為千百萬小股東而不是一小撮高階主管的利益服務。

啊哈，你在想高級管理層會阻止這樣的嘗試。他們會的，因為他們一貫這麼做，在普通股民負擔不起的地方召開股東大會或者大會簡短到持異議者沒辦法表達觀點（日本的股東大會喜歡採取這種策略）。另外，畢竟董事會代理權使千百萬小股東的投票權集中到了一小撮董事會成員的手上。當然，就算千百萬小股東擁有了便宜便捷的交流溝通管道，也無法阻止股東控制。他們會通過多數表決為那些委託投票的小股東設立規則。他們可以派自己人去代表公司內的競爭「黨派」，可以使年度股東大會成為純粹的走過場。但以上種種質疑都忘了，社交媒體網路已經成功動員起革命，讓不少政府垮台。改變公司治理結構比這容易多了。

公司沒有軍隊可以調遣，沒辦法對持異議者拳打腳踢。先努力將小股東聯結在一起，使他們掌握知情權，我們就能看看限制CEO薪酬的股東們能否做得更好；改變行為方式以迎合社會期待的公司能否做得更好還是更差；股東們是更關心公司雇員還是更關心自己。無論千百萬小股東決定做什麼，他們將為自己的命運負責。公司管理層將為他們的利益服務，就像民主領導人比獨裁領導人受到更多約束、必須為公民們的需求服務一樣。

我們還想就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一點意見。在安然公司破產以及發生其他財務欺詐大案之後，美國國會決定對公司治理進行監管，聲稱要加以改善。但現在每位讀者應該都知道政府領導人的利益關注點不在於讓股民或大街上的男男女女過得更好。他們的利益關注點在於讓自己過得更好。他們針對公司治理出台的監管措施也許受到了選民們的歡迎，因為很多選民與受監管影響的公司幾乎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可惜政府領導人並未能讓公司治理得到改善。2002年國會通過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旨在限制企業管理層的貪婪，要求公司對股民在財富增值方面的利益關切做出響應。然而接二連三的研究表明這並沒有發生。舉例來說，耶魯大學法學教授羅伯特・羅馬諾對《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每一條公司治理條款進行了統計學評估，他在總結中指出《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沒有達到聲稱的目標，反而經常讓情況惡化。甚至一項很顯眼的改革——公司必須聘請外部獨立審計委員會——結果都顯示沒什麼作用。是的，成本很高！但它沒有改善公司治理或業績表現。羅馬諾還詳細記錄了國會和監管層的種種失敗之處，希望他們改進。^[2]由股東們組成一個大聯盟、其成員在為公司的任何問題尋求正確解決辦法方面利害攸關，這樣的設想有可能讓商業世界運行得更好。而一個由政府監管人員組成的、只顧提升自己選舉前景的聯盟則不大可能做到。

矯治民主國家的問題

對民主國家的公民來說，生活是美好的。但美好並不妨礙更好。在本書一開始我們曾說過我們會偷懶，不會一直在某個民主國家與其他國家的致勝聯盟規模之間做細微區分。相反地，我們一直依賴「民主國家/獨裁國家」這種修辭學區分。這是個有用的傳統區分方法，但這樣的粗線條會模糊一些真正微妙的差別。我們的研究方法確實很依賴政治三個維度在組織規模上的微妙差別。出於方便起見，本書前面章節經常擱置這些差別，但就算很小的差別都很重要。因此現在是時候認真對待這些小差別，看看哪些地方能夠得到改善。

美利堅合眾國在獨立時由13個州組成。大致來說它們全部採用相似的簡單多數選舉制，然而實際表現卻顯著不同。人們很容易馬馬虎虎地認為由於它們擁有相同的政治制度——由美國憲法統治——因此它們的差別一定來自別的地方。然而事實是，它們的政治制度並不相同。涉及國家治理的很多核心問題，美國憲法並沒有規定。舉例來說，美國憲法沒有規定怎麼使用投票結果。正如本書早前提到的，通過改變這一簡單規則，哈維・米爾克得以在1977年當選舊金山市議會議員，從而改變了美國政治，而他在1975年做不到。在投票權和選區劃分方面的一些好像很小的差別導致了美國各州在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方面的巨大不同。

平均來講，美國北方州發展得比南方州快。人們很容易用傳統的歷史敘事來解釋這一結果，把普遍的差異歸因於氣候差異或奴隸制。然而，對各州細微差別的仔細研究表明，政治制度的差別才是導致各州發展不均的主要推手。我們從前的一名學生、現在任職於紐約大學阿布達比分校的傑佛瑞・簡森對美國最早13個州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響者、不可或缺者集團規模差異做了非常詳盡的分析。^[3]他知道有很多人將各州發展差異歸結於氣候因素和奴隸制，因此希望糾正這種觀念。傑夫很細心地將奴隸人口的規模和原始13個州每年各自有多長的無霜期都考慮在內。他研究了各州選舉規則的差異，這些差異導致各州從大小不一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產生出大小不一的致勝聯盟。他的發現不僅可能改寫我們對早期美國發展史的認識，也能幫助我們認識如何改進當代的民主。

在早期美國，誰擁有投票權在各地都不一樣。很顯然奴隸制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影響。就眾議院（以及許多州立法機構）席位分配而言，每名奴隸折算為五分之三個自由人，但他們當然沒有投票權。不僅是他們，婦女在二十世紀之前也沒有投票權，而在後殖民時期各州存在明顯的性別比例差異。一些州對投票權施加了財產和教育程度限制，一些州則沒有。選區基本上根據縣域來劃分。很多選區無法充分反映人口分布，於是有時候在某些選區為了競選上一個席位所需的選票要遠遠多於其他選區所需選票。現代的「一人一票」原則在當時還沒有被法律接受。

上述差別的結果就是各州政治領導人需要對之負責的選民——也就是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人數相差甚遠。傑夫・簡森經過艱苦的研究，得出了各州構成最小限度致勝聯盟的人數占各州人口比例的估計數據。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各州不可或缺者集團的規模差異巨大，最小的是南卡羅來納州，由8.8%的成年白人男性構成（占總人口0.9%）；最大的是賓夕法尼亞州，由23.9%的成年白人男性構成（占總人口4.9%）。

根據統治的法則我們可以料想到，其領導人所需支持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較高的那些州發展較快。這些州建立起更廣泛的運河、鐵路和公路交通網。它們的教育水準更高，更能吸引其他地區的美國人移居過來。很多人離開小聯盟的州，湧入具有更好公共服務、提供更廣泛公共物品的大聯盟州。外國移民也更喜歡前往大聯盟的州，即使把靠近大港口這一因素都納入校正比較。此外，大聯盟州的人均國民收入遠遠高於小聯盟州，並且收入高低幾乎與聯盟規模大小直接對應，而且這一結果已經按獨立前各州的差異做了相應校正。擁有較大聯盟的州明顯表現更好。

這裡的經驗教訓再清楚不過了。儘管名義上各州具有相同的統治規則，但選區劃分方式和投票權限制對各州政治體系的競爭力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差別造成了重大影響。如果在這方面妥善著力的話，選區劃分和投票權改革有可能使美國成為一個比今天更好的國家。

先從每十年一次的國會選區重劃說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堅持「一人一票」的原則，這是一個很棒的指導方針。但除非是在極端條件下，否則它很容易被扭曲，使國會選舉幾乎變成一場鬧劇。原因非常簡單，掌握選區劃分權力的是各州立法機構的政客們。非常糟糕的是，他們會對選區進行更易於本黨候選人勝選的劃分。

為一黨私利而劃分選區特別有害，因為它會產生兩個相互衝突的後果。普通美國人一方面對國會整體的工作表現非常不滿，另一方面卻對他們在國會的代表相當滿意。因為政客們在設計選區時會使本黨在選區具有支持者多數優勢，根據定義，任何選區內的多數選民當然會對他們所支持的那個黨相當滿意。但這是國家治理上的重大倒錯。這變成了一伙由州立法者組成的小聯盟在挑選選民，而不是千百萬選民在挑選國會代表。當政客可以挑選投票給自己的選民，他們能夠連選連任且不被問責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在美國，不公正選區劃分的矯正機會每十年才有一次。在許多同樣存在這一代議政治倒錯現象的議會制國家，矯正機會比美國多。不管這種機會常有或不常有，對不公正選區劃分進行矯正是很簡單的事，但前提是選民們必須把這當回事並為之做鬥爭。

研究美國政治的很多學者提出了不少比目前更佳的選區劃分方案。所有的方法都歸結於一個共同主題：選區疆界不能被操控用於聚集特定人群、排除特定人群。選區疆界必須反映基本的地理原則和地形的天然限制，比如大的河流和山脈。作為一個簡單原則，有一個辦法可以極大減少選區劃分不公的現象，就是把選區劃分工作交給一些電腦程式設計師或精通數學的政治科學家，他們不會針對某個特定選區制定規則，而是制定適用於所有選區的普遍規則。

加利福尼亞有一個選民組織已經朝這一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它呼籲任命一個非黨派的委員會負責選區劃分工作。讓我們拭目以待它在「非黨化」方面做得如何。一個無視任何特定選區政治偏好分布情況的電腦程序更有可能達到公平中立的目標，同時還能滿足最高法院對於「一人一票」原則的堅持。

除了要掃除旨在減小聯盟規模的不公正選區劃分現象，現在可能是時候修正美國憲法，廢除選舉人團制度。當初制定這個制度的人意圖相當清楚。他們想確保奴隸州能加入聯邦，這意味著必須制定保護奴隸制的憲法條款。^[4]選舉人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當初的原始意圖不應該再指導當今的政治，這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奴隸制已經被廢除差不多150年，然而選舉人團制度卻保留至今，主要的原因儘管沒人大聲談論，但就是它使政客們能夠建立一個比直選之下小得多的核心支持者聯盟。

今天，選舉人團制度捍衛者們的辯護理由是它保護了小州的利益，因為在選舉人團投票中，小州被過分代表。實際上的確如此。但如此一來置「一人一票」原則於何地？按照這個論證邏輯，很明顯懷俄明州或蒙大拿州的一張選票在挑選總統（和副總統）方面比加州或紐約的一張選票更算數。這只是一個出於方便的論證——來自懷俄明州或蒙大拿州的讀者請勿介意。根據選舉人團的遊戲規則，有可能出現在一場雙人競爭中一名候選人贏得了全國多數普選票、而另一人卻當選美國總統的情況。不僅如此，實際上在一場多候選人大選當中，通過合理配置選票，也能夠使一名只獲得較少全國普選票的候選人當選美國總統，比如約翰・昆西・亞當斯和亞伯拉罕・林肯就是如此。贏得組合正確的州的選票而不用贏得全國普選多數票，你就能當上美國總統。這正是讓致勝聯盟小於它本該具有的規模的又一種機制，政客們的權力因此更多，人民的權力因此更少。正是這一機制一直扭曲著美國政治，直至南北戰爭發生——它也是導致戰爭發生的原因之一。在今天，這一制度對那些在正確的地方受歡迎的候選人有利，他們不用在全國各地都受歡迎。

在美國和大部分歐洲民主國家，移民政策是一個熱門辯論話題。無論是在鳳凰城、巴黎、施洛普郡還是舊金山，辯論的原因大同小異。各國移民政策呈現三種不同風貌。第一種，移民在他們的新家園很容易成為該國公民。第二種，移民被視為客籍工人而受到歡迎，但不能獲得公民權。第三種，移民根本就不受歡迎。事實表明，一個國家採用哪種移民政策對相關政治集團的規模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政治集團決定著該國政府在自享之餘是否民享。

不具有獲得公民權機會的移民擴大了該國無選舉權集團的規模。除非公開反抗（貧窮的移民基本上不會這麼做），他們無力對公共物品提出需求。他們不屬於可相互替代者構成的選擇人集團，他們更無法成為有影響者和不可或缺者。在採納客籍工人移民政策的國家，移民所處的就是這一境地。中東的君主制國家最喜歡這種移民政策，因為它不會干涉少數人控制多數人，並且如果有任何移民行為不軌，直接將他遣送出境就了事。

在某些民主國家也存在相似的限制模式，那些試圖成為致勝聯盟一員的移民受到了阻止。比方說，移民要在日本獲得公民權難度極大。儘管數百年來有好幾波湧往日本的移民潮，獲得公民權的諸多限制條件確保了移民沒有能力要求擴大致勝聯盟。

在英國，來自大英國協國家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國的移民很容易進入並獲得公民權。這意味著這些移民很快就成為選擇人集團的一部分。由於民主國家致勝聯盟的規模至少是間接地與擁有投票權的人數掛鉤，這也意味著移民擴大了致勝聯盟。很多政客自然對此相當不滿，因為這減少了他們對可自由裁量金錢的控制。原有的公民可能也不滿，特別是如果他們支持執政黨的話。擴大聯盟會減少他們收到的個人回報。但對民主國家現有致勝聯盟內的有識之士以及支持反對黨的選民來說，增加移民數量會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這對每一個人都有好處，特別是對那些不屬於致勝聯盟的人。

擴大移民准入機會和權利可以促進致勝聯盟擴張到所需規模，在這一過程中也能提升公共政策的質量。但有這麼多利益集團出於短期成本考慮而反對移民，要改變移民政策很困難。真的如此嗎？

一個能提升所有人長期福利的簡單辦法就是取消對移民的限制。特赦非法移民——一個美國政治圈裡的髒詞——是一種選擇機制，可以挑選出在給定時間段中通過工作、納稅、撫養孩子展現出了生產能力的移民，他們為國家經濟、國家的政治生活和國家的社會結構做出了貢獻。把你們的窮人送來，看看他們能不能創造更好的生活。把你們疲乏的人送來，看看他們通過參與督促一個以公共物品為導向的政府做得更好，能不能煥發生機。把你們渴望自由的蜷縮在一起的人們送來，看看他們的孩子能不能成長為一個比現在更強大、更和平、更繁榮社會的棟梁之才。一代又一代湧入美國的移民潮使美國的致勝聯盟不斷擴大，變得更好。他們從貧窮、疲乏、蜷縮在一起的人變成了現代美國的成功故事。這並不是時間或地點的偶然。它是美國公民權相對容易獲得這一事實的直接後果，它同時產生了一個有助於改善國家治理的擴大了的致勝聯盟。

消除痛苦

要在第三世界發生有益的變革是最困難的挑戰之一。廣泛的貧困、經常遭受的資源詛咒、根深蒂固的獨裁政權，全部是阻礙。但變革能夠發生也確實發生過，正如南非、突尼斯和墨西哥的故事顯示的。變革的發生有兩個源頭：內部的政治動盪或外部的威脅，二者之中，外部威脅在削弱少數人、改善多數人生活方面的成功可能性要低得多。美國的總統們和歐洲的總理首相們長期以來支持建設一個民主的世界，他們可能還能舉出某些合格的成功例子。當今的世界比五十年前要民主得多，但我們對自由的呼喚如果不以實際行動為後盾，絕不可能把眾多獨裁者變為自由愛好者。正如近來中東的事件顯示的，有效的變革主要源於當地情況。近十年，美國政府已經花了超過1.1萬億美元用於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鬥和國家建設。^[5]扶植起來的政府仍然與改善當地人民的福祉這一要求相去甚遠。不少中東國家的人民幾乎沒花什麼錢就在幾週之內獲得了更多成就。如果這些變革能因得到不可或缺者和有影響者的支持而得到鞏固，他們在創造有意義的民主化方面將機會大增。

2011年冬天，抗議活動席捲了北非和中東。在突尼斯和埃及這樣的地方，受過教育、失業的人們開始行動起來。這些國家25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5%至30%，反叛活動的不利因素很少。有利因素很多，成功來得很快，而暴力卻相對較少。而就在這些國家因人民要求推翻現政權而陷入大規模政治動盪時，利比亞和巴林也發生了起義，但結果大不相同。這兩個國家乃至其他中東產油國的年輕的受教育階層的失業率也很高。但高失業率對它們的領導人來說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因為他們的財富來自石油而不是人們的工作。如果以相對匱乏程度來做比較的話，有些人可能對突尼斯人率先起義感到很奇怪，因為至少相對來講突尼斯政府對人民照顧得不錯。突尼斯人有相對自由的媒體，也能夠舉行集會。然而，革命並不會發生在自由被剝奪最嚴重的地方，也不會發生在已經有自由的地方，而是在二者之間。

對人民的壓迫會嚇走外國遊客，由於突尼斯的經濟嚴重依賴旅遊業，突尼斯前總統本・阿里被迫允許人民享有超出他本意的自由。所有那些遊客無意中成為了推動變革的力量。他們使突尼斯面臨旨在推翻政府的反叛活動的威脅，因為突尼斯政府為了能從遊客的錢袋子裡掏錢，必須賦予本國人民更多的自由權利。這些自由權利轉化為教育、對資訊的掌握以及透過網路互相交流的手段。這又意味著異議者們有可能組織起來協同行動，舉辦網路上自由集會，這樣的集會能夠也確實演化成了真實世界的大規模自由集會。另一個旅遊業占重要地位的經濟體埃及的情況大概類似。胡斯尼・穆巴拉克統治著一個針對本國人民的壓迫性、且經常是暴力性的政權。但他從未以世界級壓迫者如天然氣資源豐富的丹瑞或邪惡的柬埔寨兇手波布那樣的鐵拳治國，因為穆巴拉克負擔不起這種方式。隨著美國經濟援助的逐漸減少，穆巴拉克越來越需要旅遊業的收入，因此他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利比亞沒有這種克制，石油美元為卡扎菲提供了收買僱傭軍的足夠資金，這些士兵在屠殺反政府分子時絕不會心慈手軟。

當我們尋找可作為民主化好目標的國家時，看看哪些國家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旅遊業大概是個好主意，比如肯亞、斐濟和獨立的巴勒斯坦，都希望成為一個大的旅遊目的地。當然，依賴旅遊業只是獨裁者允許人民享有某些自由權利的原因之一，這些自由足以讓反對派看到組織起來反叛的機會。任何重大的經濟壓力都能迫使領導人產生自由化的想法，只要壓力深重到他沒有足夠的錢收買政治忠誠。

某些群眾運動的組織者知道如何發動起義，但還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那就是什麼時候起事。正確的時機幾乎總是在國家有了一位新領導人或一位病重領導人再或者一位破產的領導人時。比方說，突尼斯的本・阿里曾被傳言重病纏身，可能是前列腺癌。埃及年屆八旬的穆巴拉克，大概也有病痛。一旦時機合適就準備起事的人以及海外那些希望推廣民主的人可以事先做好準備。目標可能比我們有時候預想的要容易實現。

移動通訊和網路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生活，甚至是窮人的生活。甚至像農作物市場價格這樣簡單的資訊都能對農民的收入造成重大差別，當然，掙得越多他們工作就越積極。移動技術也使貧窮的人們可以享受到諸如銀行或保險這類被發達國家人民認為理所當然的服務。手機帳號被越來越多地用於轉帳，農民用一條簡單的簡訊就能付錢買化肥或收到農作物的價款。^[6]這樣的技術給人民帶來的政治上的利益遠超過經濟利益。採用了這種技術後，領導人不可能關掉這一人民相互溝通協調的渠道，因為他掌權所需的創造稅收的商業和經濟活動也會被一併關停。當經濟形勢迫使獨裁者必須允許人民相互溝通才能獲得收入，他真正處在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技術關停的日子一久，他就沒有足夠的錢收買聯盟的忠誠。開放技術的話，人民能夠協調行動推翻獨裁者。在這種情況下，聰明的獨裁者會眼光放遠，他會意識到實施自由化對自己比較有好處，勝於被迫流亡、被關入大牢或被幹掉。在緬甸一張手機SIM卡（用戶身份模組）要價超過1000美元，這不是偶然的。加納面臨經濟崩潰時，J・J・羅林斯選擇了實施自由化也不是偶然的。

羅林斯從一名濫權的獨裁者轉變為一名好勝的民主領導人。這是因為毀滅性的經濟政策加上數十年的獨裁統治將加納經濟拖入了深淵，他甚至已經無法保證能為人民提供充足的食物，使他們有力氣和意願工作，為他創造收入。通過經濟自由化鼓勵人民回去工作，這是他能夠繼續收買聯盟忠誠的唯一出路。自由化幫他繼續掌握權力，但人民在自由化過程當中獲得了自由權利。

民主化並不要求某個領導人仁慈善良。我們很難找到這樣的領導人，這是一種被誤導的期待。羅林斯是一位「不情願的民主領導人」，但他畢竟成為了民主領導人。出於經濟需要而賦予人民權利，這條途徑可靠得多。外國援助經常會紓解領導人面臨的經濟重壓。羅林斯最初畢恭畢敬地在國際上尋找支持者，只是因為失敗了他才開始進行市場改革。羅林斯的故事給我們帶來了很重要的經驗教訓，特別是與當今的技術力量相結合。

羅林斯面對經濟災難提前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不是所有領導人都能被指望轉變為哪怕是不情願的民主領導人。當他們甚至面對經濟災難都不準備進行自由化時，外國援助者仍然大有可為，將潮流往個人和經濟自由的方向引，甚至說服獨裁者自由化符合他們的利益。利用外國援助建設覆蓋全國的無線網路、為窮人提供移動通訊設備，對受到援助影響的四方來說是一個四贏的結果。領導人會獲益，因為商業活動會得到加強，為他帶來更多可自由裁量的資金。援助國國內的一些人也能獲益，因為他們可以將必需的技術賣給本國政府，構成對外援助的一部分。這會使他們對本國領導人感到滿意，反過來又提高了援助國領導人連任的機會。與大部分外國援助不同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受援國的人民也能受益。首先，他們有了創造美好生活的更好機會。其次，在網路上自由聚合使他們占據了更有利的位置，能夠迫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大的自由並且依賴一個大聯盟。我們前面說了，從資金流動中獲利的聰明領導人會願意接受相關技術，時機成熟的話還有可能實施自由化，使自己繼續掌權。

那些拒絕技術的獨裁者同樣有助於自由事業。對有利於人民自助的技術說「不」，這些領導人就向世界清楚表明了自己是頑固不化的獨裁者。外國援助者在看清事實之後不會繼續在他們身上浪費資金，會騰出更多錢拿去幫助那些願意承擔政治風險以換取經濟利益的地方。如果援助國透過援助換來的是經濟方面的政策讓步，這種援助恰恰能夠滿足援助國的利益需求和受援國的利益需求，也能滿足援助國致勝聯盟的意願，更可以幫助到援助國一直聲稱要幫助的受援國的人民。對於要收買安全方面的政策讓步的人來說，可嘆的是，此類援助大概還會一如既往繼續進行。但是，那些要收買安全方面政策讓步的人可能也會想到此類援助會給手機生產商競爭對手帶去多大的商業優勢，卻犧牲了本國企業的利益。

最後，即使援助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它可以被更有效地利用。我們知道很多外國援助並沒有使受援國人民受惠。但就算援助只是為了換取受援國政策讓步，它也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至少從援助國的角度來說。與其聽信受援國領導人承諾將改變政策因而向其提供援助，還不如將援助資金託管給獨立第三方機構。援助協議因此必須清晰界定受援國的表現標準。如果受援國達到了標準，援助資金才會到位。如果沒有達到標準或者表現差強人意，資金將退還給援助國。透過這種方式，援助國只為得到想要的東西付錢，而不為壞結果浪費大好資金，特別是付了錢仍然無法改變受援國領導人的行為的話。別忘了，這正是我們就美國對巴基斯坦援助黑洞提出的解決方案之一。

也許最難獲得改進的國家就是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君主制和獨裁制國家。這些國家的人民受到壓迫，其領導人富有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並且他們還擁有殘酷鎮壓反對者的手段。但就算在這些地方依然存在達到變革目的的方法，而無須遭受反對卡扎菲的人遇到的可怕後果。國際社會和內部意圖反叛的人士都可以為實現從獨裁制向民主制轉變奠定正確的基礎。讓我們先從難度很大的國際社會說起。

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上台後給世界上了很重要的一堂課。可嘆的是，這堂課沒有被好好領會。在南非白人種族主義隔離政權垮台之後，曼德拉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目的是為曾經鎮壓過反對派的人提供一個懺悔罪行的平台，並獲得特赦。聯合國當然也可以頒布一系列國際法，鼓勵面臨革命的獨裁者向人民和平移交權力。聯合國可以為獨裁制向民主制的轉型制定實施計劃。同時它可以規定，任何面臨交權壓力的獨裁者將獲得一定的短暫時間，比如說一個星期，離開本國以交換完全的永久性特赦，在任何地方得免因其罪行遭受指控。這樣的政策早有先例。給予願意作證的犯罪分子豁免權是很通行的做法。一些受害者當然會因犯下兇殘罪行的作惡者逃脫法律制裁而極其不滿。不幸的是，不這樣做的話，獨裁者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透過犯下更多罪行牢牢抓住權力賭一把。讓前獨裁者逃脫法律制裁當然沒什麼正義可言。但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改善毫無前途的領導人統治下的很多人的生活，這些領導人或許有可能願意下台以換取特赦。

促使領導人靠邊站的激勵因素可以進一步得到加強，比方說，如果他們願意盡快下台，他們可以保留一筆數目可觀的不義之財，流亡海外後能夠獲得與家人一起平靜生活的安居之所。提出這樣的協議本身也許會自我促成它的目的。一旦核心支持者認為他們的領導人或許將接受這樣的交易，他們自己就會開始尋找替代人選，因此就算領導人決定留下來做最後一搏，他可能再也無法獲得支持。人們最好將復仇的渴望放在一邊，給獨裁者一個放棄的理由而不是負隅頑抗。從來沒有人給過穆阿邁爾・卡扎菲這些機會，因此他面前只有很嚴酷的選擇：要嘛餘生被人四處追捕要嘛戰鬥到死。他選擇了後者，這一選擇極大傷害了利比亞人民和任何珍視人性的人。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選擇。英國從君主制向君主立憲制的轉型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經驗教訓。領導人都希望在權力寶座上生存下來並最大限度控制金錢。但如果給他們機會用政治權力交換金錢又會如何呢？英國王室曾經既有政治權力又有錢，但後來面臨極其嚴峻的壓力，有可能像其他國家發生過的那樣權財兩失。俄國和法國皇室就遭受了這樣的命運，英國革命之後的斯圖亞特王朝同樣如此。想像一下，如果他們可以選擇保留王位但將權力移交給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比如英格蘭的威廉和瑪麗以及隨後的漢諾威王朝。作為補償，他們有權保留王室的財產，甚至保證未來可以長時期繼續從國家獲得收入，比如說100年。從獨裁君主轉型為極度富有的立憲君主，這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約旦王室、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王室更應該考慮的選項，而不是選擇鎮壓反叛。革命者前赴後繼，但領導人只要失敗一次，到時再想談判軟著陸就為時已晚了。

自由公正的選舉：虛假的希望

正如有的行動會促進有益的變革，有的行動卻會阻礙進步。最普遍但最沒用的解決方式之一就是選舉。面臨風險的領導人常常決定舉行欺騙性的選舉以給外界造成公開公正的印象。無須多言，虛假選舉不會讓一個國家產生更好的政策或給人民帶來更多自由。相反地，虛假選舉通過擴大可相互替代者集團但保持有影響者集團和不可或缺者集團不變，加大了統治者的權力。

當然，有意義的選舉是人們的終極目標，但為了選舉而選舉絕不該成為目標。當國際社會敦促舉行選舉卻不關注其到底有無意義，選舉的結果無非是進一步鞏固了一個骯髒政權。舉例來說，國際觀察員喜歡證實人們是否能自由前往投票站、他們的選票是否得到正確統計，彷彿如此一來就意味著這是一場自由公平的選舉似的。打個比方，如果一國政府先禁止有可能成為真正對手的政黨參選，或者政府設立競選限制條件使執政黨很容易宣傳政見而反對黨無法做到，那麼還有什麼理由要阻止人們去投票或在統計選票時作假呢？俄羅斯的領導人根本不需要在選票統計上作假就能得到想要的選舉結果。他們也不需要阻止人們前往投票站。他們事先剝奪了反對黨擁有自由的媒體宣傳和舉行自由集會的權利，因此觀察家當然會很輕易得出結論，說俄羅斯的選舉狹義上是自由和公平的，而我們很輕易就能認識到它們既不真的自由也不公平。

終極而言，選舉應該跟在擴大的自由之後，而不該被視為自由的先導。

有時候世界上的問題看起來超出了我們的解決能力範圍。但在如何根除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貧困和壓迫現象方面，沒有什麼神秘可言。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們極少陷入赤貧狀態和遭受壓迫。賦予人們權利去說他們想說的，去寫他們想寫的，去聚集起來分享他們有關想要的東西的觀點，你一定會看到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有保障的，他們對生活是感到滿足的。你會看到人民自由地追求財富，在追求的過程中自由地丟盔卸甲。你會看到人民不僅在物質上富足，精神和身體也富足健康。當然，像新加坡【和中國部分地區】^[*28]那樣的地方證明了可以在有限自由的情況下實現富足的物質生活——然而大量證據表明這是例外而不是通則。經濟成功會延遲民主化的到來，但最終而言不能取代它。

一個國家對自由的相對享有程度最終是由其領導人決定的。在痛苦壓迫的世界背後是由一小撮核心支持者在運作的政府，他們只對能讓他們發財的領導人效忠。在自由繁榮的世界背後，政府依賴的是由普通人構成的實質性聯盟的支持，他們從一個很大的有影響者集團裡產生，後者又是從一個更大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團裡產生。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將世界上的貧困和壓迫現象與腐敗的軍事獨裁統治者和殘暴的、為了保持權力而竊取國家財富的獨裁者連成一條線。政治以及政治制度，決定了人們生活的界限。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有一個天然秩序在支配著政治，它的表現形式就是一組有關統治的鐵律。它們無法被改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在政治規律的框架內找到更好的行動途徑。

我們已經提出了一些在規則範圍內能夠產生更好結果的行動方法。但歸根結底，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不會得到完美實施。這是有理由的。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使得按照我們的方法去解決問題變得十分困難。很多人會得出結論，削減對外國的援助是殘忍和冷漠的。他們會告訴我們，哪怕只有一個孩子獲得了幫助，那麼所有花在援助上的錢都是值得的。他們忘了問有多少孩子因為被無視而宣告死亡，因為在幫助少數人的過程中，援助只會對領導人起支撐作用，他們只有在關照了自己和核心支持者之後才會關照人民，如果真有的話。但在指責我們的「有缺陷」的民主領導人未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之前，我們必須記住他們為什麼推行那樣的政策。民主領導人發過誓的職責恰恰是，要做我們——人民——想要的事。

自從美國建國以來，美國的總統們反覆強調支持傳播民主這一理念，哪怕並非事實。伍德羅・威爾森總統在1917年4月2日要求國會向德國宣戰時，闡述了他的信念：「為了民主，必須讓這個世界安全……我們沒有自私的目的。我們不想要征服，統治。」近90年之後，他的情操在喬治・沃克・布什總統那裡得到了迴響，布什總統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就職演說中說：「我國自由的存續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成功實現自由。我們這個世界和平的最佳希望在於全世界擴大自由……因此美國的政策是在全球每一個國家與文化尋求和支持民主運動以及民主制度的發展。」然而，當伍德羅・威爾森支持盟友控制下的殖民地「民族自決」時，就將他的高尚情操擱置一旁了。相似地，小布什總統在其呼喚「全世界」民主的同一篇演講中同樣提到：「我最莊嚴的使命就是保衛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防止進一步的襲擊和新興的威脅。」

總統們的「莊嚴使命」凸顯了問題所在。在海外促進民主改革與保護國內人民的福利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張力。各個自由民主的社會通常和平相處，促進本國和國家間的繁榮，這使得代議制政府對全球人民都很有吸引力。然而民主改革——如美國與霍梅尼的伊朗和哈馬斯領導的巴勒斯坦打交道時經歷的——並不總能在對抗外部威脅時提升美國人（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安全和福利，有時甚至會危及安全。

我們個人對於保護自己不受世界上不友好民主國家的傷害都很關切，這種關切通常壓倒了對於民主的長遠好處的信念。民主領導人要傾聽選民的聲音，因為這是他和他的政黨保住執政權必須要做的。畢竟，民主領導人被選出來，就是要為至少是那些選他的人的當下利益服務。所謂長遠，那是以後別人操心的事。如果且僅僅如果實現民主化的國家的人民想要的政策正好是我們喜歡的政策，那麼海外的民主對我們來說就是一件大好事。當某個外國的人民普遍反對我們的根本利益，我們獲得想要的東西的最好辦法就是讓該國人民處於按美國人民意願辦事的獨裁者的高壓統治下。

是的，我們希望他國人民自由和享受繁榮，但我們不希望他們自由繁榮到足以威脅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福利——這是順理成章的。這對民主國家領導人來說也是一條統治的法則。他們必須做他們的致勝聯盟希望的事情，他們不對任何其他國家的致勝聯盟負責，只對幫他們保持權位的那些人負責。如果我們假裝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將陷入烏托邦空想，以此為藉口不去解決能解決的問題。

本書一開頭引用了凱歇斯懇求勃魯托斯採取行動反對裘力斯・凱撒暴政時說的一段話，「親愛的勃魯托斯，那錯處並不在我們的命運，而在我們自己」。我們謙卑地加上一條原因，錯處在我們自己是因為，我們——人民——太關心我們自己而太不關心世界上統治者們的幫手。但我們也看到了未來有希望。每一個依賴小聯盟的政府和組織最終都會將自身的生產力和創業精神消磨殆盡，在自身的腐敗和低效能的重壓之下面對崩潰的風險。當那些關鍵性的機會時點出現，當劣政的重壓將獨裁者困住，一些簡單的變革就將改變一切。

我們已經知道幾乎所有政治生活都圍繞選擇人集團、有影響者集團和致勝聯盟這三個維度的規模展開。把它們的規模全部擴大，並且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的擴張速度不再快於致勝聯盟，則對絕大多數人民來說一切都會變得更好。他們擺脫了束縛，為了自身而更加努力工作，變得更有教養，更健康，更富裕，更快樂而自由。他們納的稅減少，生活中的機會顯著擴大。通過我們這裡建議的一些矯治方案我們可以更快達到這些變革目標，但或遲或早每個社會都將跨越由於小聯盟與大選擇人集團割裂而造成的痛苦，走向一個大聯盟——它本身就占選擇人集團的很大一部分——和平富足因此指日可待。一點點艱苦的工作再加上一點點好運，這些在任何地方都將更快發生，而如果發生了我們所有人都將從中受益。

致謝

《獨裁者手冊》是我們近20年來研究領導人的行為動機和制約因素的最終成果。我們必須對朋友、同事、合著者和評論家們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他們幫助我們加深了對推動世界運轉的激勵機制的理解，並就如何讓世界運轉得更順利提出了深刻洞見。

在學術界，我們的工作被稱為「選擇人理論」。我們與這一理論的另兩位共同創立者蘭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羅一起出版了一本綜合性著作闡發這一理論，即2003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生存的邏輯》。那本五百多頁的大部頭充滿了數學模型和複雜的統計檢驗。我們很樂意承認那不是一本好讀的書，但它是有關選擇人理論的最全面的表述。不過，那本書既不是該理論的起源也不是終曲。

選擇人理論源於布魯斯・布爾諾・德・梅斯奎塔和蘭迪・席弗森對於領導人在經歷戰爭之後會發生什麼這一問題的研究。出乎意料的是，沒有人曾經系統地研究過贏得戰爭或輸掉戰爭對領導人的政治生存會造成什麼影響。擁有國際關係學學術背景的布魯斯和蘭迪繼續研究其他與戰爭相關的問題，並邀請詹姆斯・莫羅和阿拉斯泰爾・史密斯一起加入——於是誕生了被人稱為BdM²S²的研究團隊。1999年我們四個人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了《民主和平的制度解釋》。這篇論文為當時國際關係中的首要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該問題是：為什麼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相互開戰？很多現有的理論咬定民主國家領導人和獨裁國家領導人具有不同的規範性動機。不幸的是，民主領導人的行為經常違背這些嘴上宣稱的高尚價值。與此相反，選擇人理論假定領導人具有相同的目標，那就是保持權位，而將民主領導人和獨裁者區別開的是，前者依賴一個大型的支持者聯盟，這意味著民主領導人會調動國家資源盡力贏得戰爭。獨裁領導人提升生存保障的方式是囤積資源收買黨羽，即使這意味著會輸掉戰爭。本來我們一開始想問的是為什麼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結果變成了追問國家之間如何打仗以及為了什麼東西打仗。科學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的答案為其他問題提供了答案，結果引發了一系列新問題。

2002年，BdM²S²研究團隊在《英國政治科學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對選擇人理論進行數理描述的論文《政治制度、政策選擇與領導人的生存》。我們進一步完善了這一模型，然後對它的預測效力進行測驗。這篇論文成為了《政治生存的邏輯》一書的基礎。論文發表之後我們繼續對選擇人理論進行改進。在2007年發表於《衝突解決期刊》和2009年發表於《國際組織》上的論文中，我們研究了一些國家如何透過對外援助換取受援國的政策讓步。我們近來對於該數學模型的拓展將革命運動整合進來，相關論文發表於2008年的《政治學期刊》、2009年的《比較政治研究》和2010年的《美國政治科學期刊》。

選擇人理論為政治研究提供了一個強有力但簡單易用的模型。比如，它構成了《懲罰君主》一書中各個模型的基礎。由菲奧娜・吉爾利弗瑞和阿拉斯泰爾・史密斯共同撰寫的這本書考察了領導人如何制裁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把他國領導人而不是其所代表的國家作為懲罰的目標，施罰國的領導人可以以三種方式對他國政策造成影響。第一，這樣的機制為修復國家間的關係提供了明確的手段。第二，它鼓勵目標國的國內人民將本國領導人趕下台以恢復合作。第三，由於目標國的領導人害怕被趕下台，這種定向懲罰的威脅首先就會促使他們遵守國際規範。透過聚焦於國與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而不只是把國際合作單純視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菲奧娜豐富了我們對國際關係的理解。這是她做學問的特點，她追問別人從未想到要問的問題並給出了優雅的答案，推進相關研究往新的方向發展。比如，她研究了國與國之間貿易往來的變化情況如何依賴於國家領導人的更迭。她發現，獨裁者的更迭以完全可預見的方式系統改變著國家間的貿易流通。

《懲罰君主》出版於2008年菲奧娜去世前不久。所有認識她的人每天都在想念她，特別是她的丈夫阿拉斯泰爾和三個孩子安格斯、鄧肯和莫莉。她是我們最好的支持者也是最嚴厲的批評者。菲奧娜生前長期飽受疾病折磨，但在最困難的時候都保持著幽默感和樂觀精神。她未能等到一直等待中的器官移植。請您積極參與器官捐贈善行。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和其他地方的醫生、護士們特別是艾麗卡・伯曼・羅森伯格醫生和納扎雷諾・加利耶教授盡力延長了她的生命，使我們有更多時間能陪伴她。我們對他們表達最深摯的謝意。儘管她用鐵杖轄管著阿拉斯泰爾的生活，菲奧娜是一位仁慈獨裁者的化身。

發展選擇人理論和寫作本書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沒有他人的幫助我們不可能完成。蘭多夫・席弗森和詹姆斯・莫羅一開始就是我們的合作者，本書當中表達的觀點既是我們的也是他們的。對於任何研究來說，資金支持都是至關重要的，選擇人理論的早期發展得到了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慷慨支持。我們同樣要感謝羅傑・赫托格通過紐約大學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對我們提供的幫助。

世界銀行駐坦尚尼亞的前首席經濟學家漢斯・胡格維恩委託了一項研究，利用選擇人理論的框架解釋為什麼世界銀行在坦尚尼亞的工作不如期望中的成功。參與那項研究深化了我們自己對選擇人理論的理解，並且該研究對於推進我們有關利益集團的形成方面的觀點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些集團包括種族的、語言的、地理的以及職業的。在漢斯的要求下進行的這項工作極大激勵了我們，我們對他的支持和提供的機會充滿感激。我們目前供職的紐約大學是一所傑出的大學，不遺餘力地支持我們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我們同樣要感謝胡佛研究所、耶魯大學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支持。這些機構的慷慨使我們獲益良多，亞歷山德拉・貝爾，特別是米哈爾・哈拉里，在為本書準備材料方面提供了巨大幫助。

對於任何學術研究來說，總是能在同事、學生和朋友們的幫助下獲得改善，特別是當他們既是批評者又是支持者；本書也不例外。我們真的非常有幸能與這樣一群了不起的學者、朋友交流，我們每天都能從他們那裡學到東西。尼爾・貝克、伊桑・布爾諾・德・梅斯奎塔、喬治・道恩斯、威廉・伊斯特里、桑迪・戈登、米克・拉夫爾、吉姆・莫羅、麗薩・豪伊、傑夫・簡森、雅尼・科特索尼斯、亞歷克斯・吉羅斯・弗洛雷斯、辛納西・拉瑪、彼得・羅森多夫、哈里・蘭德爾、尚科爾・賽提納斯、約翰・斯凱菲、蘭迪・席弗森、艾倫・斯塔姆、費德里科・瓦雷薩、詹姆斯・弗里蘭德、倫納德・旺奇肯以及很多其他人幫助本書得以成型。

我們以前的大部分著作在學術界引起了關注，不過寫一本「可讀」的書完全是兩碼事。幸運的是我們的經紀人埃里克・盧普弗將我們置於翼護之下。他不辭辛勞地與我們商量本書的結構、風格和表現形式，並且幫我們找到了一家非凡的出版社。整個過程中，公共事務出版社對我們提供了巨大幫助。他們的整個團隊在本書出版過程中的每一步都給予我們幫助和支持。我們感謝布蘭登・普羅亞讓本書更具可讀性，觀點更清晰，論證更嚴密；以下人士也對改善本書做出了巨大貢獻（以姓氏字母排序）：林賽・瓊斯、麗薩・考夫曼、傑米・雷弗爾、克里夫・普利多爾、梅麗薩・雷蒙德、阿內斯・史考特、蘇珊・溫伯格以及米歇爾・威爾什霍斯特。本書如出現任何錯誤之處，責任都不在他們而在我們。

在我們研究過的所有組織當中，我們最關注的是家庭。他們照亮了這個世界：伊桑、瑞貝卡、亞伯拉罕和漢娜；艾琳、傑森、內森和克拉拉；格文、亞當和伊薩多；安格斯、鄧肯和莫莉。我們最要感謝的是阿琳和菲奧娜，我們將本書和我們自己獻給她們。

我們最美好的願望就是那些冒著生命危險與獨裁者周旋的人們能夠幸福和成功。

附錄：原書刪改部分

原書——紙質版：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第1版；電子版：江蘇文藝出版社2015第1版——共有28處刪改部分，為不影響書友們閱讀體驗，未在開頭特別說明。刪改部分在書中以注釋方式給出，並整理在此頁，特供有需要的書友對照參考。